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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找出影响幸福的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函数关系”
“要严格测查幸福是很复杂的,但也有一个方便而又简单的办法,那就是直接问人们:考虑到生活的所有方面,你现在对生活感到开心吗?尽管每个人的回答可能有误差,但只要样本量足够大,最后的结果将会是相当准确的。”
作为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奚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 well-being)。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套玄学,但奚恺元认为,这将是心理学和经济学能够携手共创的一个新方向。
曲折的人生道路
奚恺元本来的专业是心理学,这是他真正兴趣所在。
出生于上海的奚恺元自幼弱视,按当时规定,本没有机会接受正规的教育,后来父母求人开了后门,他才得以有机会与正常的孩子一同上学。
奚恺元天资聪慧,又刻苦努力,小学毕业后,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当时上海最好的中学之一市西中学。在中学里,所有的学生都在悬梁刺股,以考上一所好大学为目标。
奚恺元学习成绩极为优异,但他当时已经知道,中国大学的门对他关上了。由于视力,他没有资格考任何他想考的专业。
幸好,奚恺元有一个相伴至今的偶像:贝多芬。既然失聪的贝多芬最终能够成为音乐巨人,自己为什么不能成就一番事业呢?
不能做大家都在做的事情,奚恺元就干脆按自己的兴趣去做。他天天在想,他身边的同学们都孜孜以求考上一所好大学,是不是就一定能如愿以偿得到幸福?自己没办法读大学,是不是就不能得到幸福?
奚恺元开始退一步看自己和别人的行为,进而对心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高中毕业后他本来会被“分配”到街道办事处或街办工厂之类的地方,由于家境尚好,父母没有让他工作,他就呆在家里,按自己的兴趣到处找心理学的译著阅读。
中学毕业后,奚恺元在家里看了4年书,也看着中学同学读到大学毕业。他认为,这段经历在当时看来是在浪费时间,但回想起来却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因为那段日子既培养了他坚定的性格,更使他对自己和他人的行为有了超越其同龄人的体会和看法。
为了给他一个就学机会,在一位亲戚的帮助下,奚恺元和父母移民夏威夷,最终得以进入美国夏威夷大学学习。
入学时,奚恺元选的是心理学专业。这在美国也是一个不易就业的专业,父母对此颇为反对,担心他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到美国还是没有工作。但由于奚恺元的坚持,最后他们也就尊重奚恺元自己的选择了。
读本科时,奚恺元就开始既做心理学方面的实验,也写论文。毕业那年,他提出报考“常春藤”学校的研究生,却并不为师长们看好。一位师长告诉他,多年来夏威夷大学心理系没有一位学生考上过“常春藤”的学校。但最后的结果是,奚恺元同时得到了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等10所名校的录取通知书。除了优异的学习成绩外,他做的实验和论文为他的申请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最后,奚恺元选择了耶鲁大学。
在耶鲁,奚恺元研究的是广义的行为科学,包括情商方面的研究。世界上第一篇关于情商的论文是他的导师所写,第二篇就有他本人的参与。几年后,奚恺元取得了耶鲁大学心理学博士学位。1993年毕业时,果然有一大把心理学专业的学生找不到工作,不过他却不在其中,而是受聘到世界一流学府芝加哥大学商学院任教。
芝加哥大学至今已有70多位老师和学生荣获过诺贝尔奖,是全世界出产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在这样一所学风严谨、人才济济的学校,要能评上终身教授是相当困难的事情,这不仅意味着要在学术研究领域有极大的创新和突破,而且还要面临与其他优秀的同事对较少名额的激烈竞争。然而,奚恺元又一次成功了,他在绝大多数人无法得到终身教授职席的情况下,被破格提前授予了终身教授资格。
别做“正常的傻瓜”
在芝加哥大学商学院,奚恺元从事行为决策等教学与研究。芝加哥大学以经济学、金融学、市场学等著称。奚恺元研究的则是经理人、投资人和消费者的判断和决策,也就是心理学与经济学之间的问题。这为他研究两者的结合提供了机会。
作为心理学博士,奚恺元发现,大部分看来正常的行为往往是欠理性的。同其他行为科学家一样,他对传统经济学的几个经典假设持有怀疑。传统经济学一直以“理性人”假设为逻辑基础。而行为科学家的研究则发现,人们在判断决策中常犯的错误,背后都有欠理性的心理因素。
在芝加哥大学,奚恺元和他的同事们教授一门名为高级管理决策的课程,这门课揭示了管理者众多自己没有意识到的决策误区,同时帮助他们如何改正。该课引起学生们的极大反响,成为芝加哥商学院最受欢迎的课程之一。
最近,奚恺元在国内写了《别做正常的傻瓜》一书,总结了他10余年的教学和研究成果,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帮助大家认识在判断上常犯的错误。
传统经济学中另一个重要的假设是增加财富就可以增加幸福,所以传统经济学主要研究如何增加人们的财富,但是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这个假设并不正确。奚恺元看到的是,美国在过去50年里,人均GDP翻了3倍,但研究表明人们的整体幸福感却没有提高。
经济发展到美国这个程度,继续发展经济到底会不会带来更大的幸福?基于前人和他自己的研究,奚恺元对增加财富总能增加幸福的假设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怀疑。
奚恺元和其他学者发现的几个重要事实
-人们往往高估钱的重要性。许多人以为钱多会使他更幸福,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人们选择的东西,并不是最能使他幸福的,人们自主做出的决策并非是最佳的,很多时候人们都会预测错误。
-除了钱之外,还有很多东西可以增加快乐。
在行为科学实证研究领域,他有一个前辈,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卡尼曼。2002年,卡尼曼因“将来自心理研究领域的综合洞察力应用在了经济学当中,尤其是在不确定情况下的人为判断和决策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而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由于研究上的相关性,奚恺元的研究也为卡尼曼所熟知。卡尼曼在诺贝尔奖获奖演说中,用将近3分钟的时间着重提到了奚恺元的贡献,以之说明: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9·11”事件之后,心理学在西方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这也折射出弥漫在世人心中的不确定情绪。传统经济学崇尚的是基于数学模型的理性主义,而心理学则认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多事之秋,人们转而从心理学中寻求对世界的重新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研究都表明,在收入水平非常低的时候,收入与幸福之间的关联度很紧密;但当财富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它对幸福的影响就不如先前那样大了,而决定幸福的其他因素相对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起来。
时代需要幸福学
历史地看,人类长期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发展经济能够增加人的生存能力从而增加幸福。但是21世纪已经不同以往,饥饿生存的问题逐渐得到解决。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再去增加它,对幸福的作用越来越少。
问题是,人们的认识总有惯性,传统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而且人们有一种占有欲和积累欲,所以人们还是不断地谋求积累财富。
此外,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容易测试的标准。全世界,尤其是西方社会,往往鼓励物质财富的互相比较,使得人们认为钱多比钱少开心。短期来看,钱越多确实越开心,但长期则不然。
奚恺元引用了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是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最后全体观众都站起来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区别,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物质上的竞争也是如此。在奚恺元看来,美国太注重人与人之间的物质比较,最后发展了经济,却没有带来更多的幸福。他希望中国不要重蹈美国的覆辙。
那么究竟有什么办法可以增进幸福呢?这正是幸福学要研究的课题。幸福学并不是否定经济发展,而是试图科学地研究如何发展经济才能极大化人们的幸福。由此奚恺元提出,幸福是发展经济的最终标准。
在与同事和学生交流讨论时,奚恺元的一系列研究结果与观点引起很大震撼,许多人表示,从没有问过自己赚钱的目的,以为赚钱越多自然就越幸福,现在看来不一定如此。但也出现了一些质疑。
比如说,幸福是主观的,所以是不科学的。奚恺元说,这个想法是一种偏见。就好比说,菜肴的好不好吃是主观的,但不能说烹饪学校就是无意义的。相反,捡来的100元钱和挣来的100元钱却不是一样的。主观的东西具有不确定性,但这个不确定是有规律的,所以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奚恺元指出,客观最终是为主观服务的。
有人建议把幸福分解为一些客观指标然后进行加权叠加以计算出幸福指数,奚恺元不认为有这种必要性。评论菜肴的美味就是看人们对菜肴的主观感受,而不是看咸淡度、酸甜度和味精的含量。
另一种认为幸福学没有价值的看法是,人们都知道什么使他开心,这个是不用教的。奚恺元等学者的研究却表明,人们的选择往往是错误的。心理学的规律与人们的想当然还是不尽相同的。
最后,还有一个对幸福学的误解是,幸福学就是让大家都追求眼前的安逸和享乐。奚恺元认为的幸福不仅是现在的幸福,而是现在和将来的幸福的一种总和。为了达到这种总和的极大化,我们需要有经济基础,要有强大的国力,同时还需要保证持续长久的社会发展秩序,保护生态和能源防止环境污染,促进教育以防止无知。
奚恺元强调,他是做实证研究的学者,幸福学不是鼓吹吃喝玩乐,也不是叫人消极,与世无争,而是通过科学研究经济发展和其他因素与幸福的关系以指引人们达到长期的幸福最大化。
幸福学要成为一门成熟的科学,还需要很多人、很多年的努力。但让人高兴的是,中国正在反思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发展模式,提出科学发展观。奚恺元认为这种新的发展观更能促进中国人民幸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