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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的投资形势演变表明，在国家及时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作用下，今年年初超高速的投资势头已得到了有效遏制，部分过热行业的投资正在向正常水平回归。在诸多有利因素的影响下，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正在逐步实现。但是，要使宏观调控措施进一步落实，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在投资中必须注意关注这样几个问题。
关注一：控制投资增长应避免一刀切
与历史上几次宏观调控不同，此次宏观调控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任务更加艰巨。它重在要实现三大目标：一是防止投资膨胀引发通货膨胀，这个目标已经初见成效；二是要防止产业链条断裂引发通货紧缩。目前钢材、水泥、电解铝等中游产业层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要充分释放已形成的庞大的产业产能，就必须加大旅游业、房地产、消费品等下游行业相关部门的发展，如果调控力度掌握不好，就会导致产业链断裂，使产能无法释放，消费不足引发通货紧缩；三是要防止信用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目前一些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率不高，银行信贷的支持力度较大，从而形成了一批高负债项目，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但是在处理在建项目的债务关系时，也要区别对待，掌握好调控力度，防止信用链条断裂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就此看来，今后宏观调控工作中要避免一刀切，尤其要避免经济大起大落，适当延长调控周期，不断巩固调控成果，并根据经济运行变化适时调整和完善调控方法。
关注二：防止过热行业卷土重来
目前投资总量与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但是农业、水利等薄弱行业与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投资增幅也出现了明显下滑，使得处理调控与发展的关系成为未来经济政策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从宏观经济稳定的大局出发，下一阶段应当继续贯彻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与补充，防止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卷土重来。从新一轮经济周期的视角出发，未来应当延续较快发展的增长路线，在产业上，要加大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环保、教育、卫生等薄弱行业的投入，加快旅游、金融、居民服务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在地区上，未来应当继续加快东北老工业基地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这里需要充分重视中央项目投资增速逐月大幅下降的问题。加强薄弱行业，很大程度上在于中央和地方对投资的科学合理调控。
关注三：发挥经济杠杆调节作用
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由于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水资源政策、环保政策尚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仍不够灵敏，这使得控制投资过热等重任过多地落在了产业政策上面，有关部门不得不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来刹车，难免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未来应当更多的发挥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分担产业政策的调控压力，替代行政手段的调控作用，用经济办法调控投资流向。
从财政政策来看，应当重新启用投资方向调节税。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普遍涉及不同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行为，征收与否和税率高低，直接影响到不同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成本，对于投资增长的周期性波动可以起到一定调节作用，尤其是有利于引导投资方向，促进投资结构优化，减少因投资结构失调而引起的经济大起大落的风险。因此，可以根据未来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选择恢复征收与暂停征收；从土地政策来看，除了严格控制土地供给以外，还应当充分发挥土地价格的调节作用，使地价真实地反映资源的稀缺程度，影响不同行业与不同地区的投资成本与投资增减，使有限的土地能够发挥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从金融政策来看，应当根据不同行业的特点适当调整项目资本金的比例。目前我国规定的水电项目最低资本金比率为25%，铁路为35%。商业银行是国际公认的高风险行业，国际上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水电和铁路显然比银行业安全得多。因此，对于一些急需发展、回报率稳定的基础行业可以适当放宽金融政策的限制。
关注四：创新产业政策调控机制
根据当前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形势的需要，宏观管理部门适时提出了新的产业政策目录，规定了限制与禁止产业(包括产品)发展的清单，并且制定了相配套的信贷政策，取得了明显的产业调控的成效。但是，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本身也有着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即产业政策的调节往往静态的、孤立的支持与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却无法适应这些产业周期变化与相互关联的需要，从而难以避免供求偏差的发生。
发展产业集群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产业政策的缺陷。
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加速发展，产业集群作为提升竞争力的全新的产业形态已经应运而生。产业集群就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若干个同类企业，为这些企业配套的上下游企业，以及相关的服务业，高密度地聚集在一起，实现分工合作的配套效应。从国际上来看，发达国家的产业调控政策已经由支持某些产业发展转变为支持产业集群的发展。我国产业政策要适应这种变化，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增加有关支持产业集群的内容，为促进产业集群的形成与发展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关注五：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
当前，社会上把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与扩大政府权限混同起来，认为限制政府行政权力会导致投资失控，仍然十分迷恋“全能政府”的存在，对其不足之处认识不够。为此，必须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加快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尤其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从制度上限制各级行政机关越权配置投资资源。
与此同时，还要引进国际上比较先进的政府投资业绩评价标准，结合我国国情，制定一套全新的政府投资业绩考核办法，努力提高公共投资的社会效益。在当前形势下，比较有效的办法还是强化行政问责制。重庆市最近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政府部门首次在制度上直接约束政府投资行为的有益尝试，应当充分肯定与大力推广。除此以外，还应当增强各级人大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债务融资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高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参与程度。
关注六：建立宏观经济决策支持系统
目前，国家宏观管理部门最缺乏的就是对宏观经济的运行情况尤其是投融资情况进行及时监控，并通过模拟测试选定最佳的宏观调控方案的决策支持系统。由于我国现行的统计信息系统在有关投资信息数据的收集、整理及分析等方面严重滞后，政府部门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完全，使得宏观调控政策出现盲目性、滞后性与片面性的几率大大增加。比如前不久国家有关部门宣布各地的经济开发区已经由6000家减少到了3000家，钢铁、电解铝、水泥的生产能力已经严重过剩等等。假如这些重大的地区与行业信息情报不是在情况已经发展到比较严重的时候才浮出水面，宏观调控的难度就小得多，所付出的成本代价也要低得多。我国战胜非典的成功经验表明，没有统一的、快捷的、准确的情报信息网，国家的宏观决策就失去了依据，宏观调控的盲目性与一刀切就容易出现。因此，应当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宏观调控的需要，加大决策信息系统的投入，建立国家宏观经济决策支持系统，以引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向。
关注七：引导和保护民间投资积极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今年初投资超高速增长的时段，多种经济主体的投资同比增速出现了这样的排列顺序：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联营企业、股份合作、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资股份公司、集体企业、国有企业、个体经济，说明民间投资或非公有制的投资高增长引领了整个投资高增长。随着宏观调控的深化，多种经济主体的投资均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上半年与年初相比，投资同比增速下滑幅度出现了这样的排列顺序：联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资、私营企业、股份合作、国有企业、股份公司、集体企业、有限责任、个体经济，说明民间投资或非公有制的投资大幅下跌加速了整个投资的收缩。据国家统计局有关部门披露，二季度的企业家信心指数下降，其中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指数更是明显下降。在当前宏观调控的大格局下，既要有效控制民营经济非理性的投资增长，也要注意引导、保护民间投资的积极性。（经济日报 王元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