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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今年雅典奥运会花费了72亿美元，相当于举办2次悉尼奥运会的费用。那么，2008北京奥运能否承受类似的经济重负？
截至目前，北京奥运会的筹办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建设时期，18个场馆中已经有7个开工建设，首都机场的扩建工程也已经开始，同时还投资1亿美元用于保护文化古迹。
随着北京奥运工程的全面开工，“奢华奥运”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在今年6月5日召开的院士大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公开质疑北京奥运场馆建设中存在的“奢华崇洋”问题。7月，建设部原副部长周干峙和两院院士吴良镛、工程院院士王梦恕等专家，就部分奥运工程的“崇洋奢华”问题，向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联名上书，批评这些建筑“片面营造视觉冲击”，极大地提高了工程造价，并且忽略安全、实用、环保等建筑基本要义。信中还指出：由求大、求新、求洋而带来的安全与浪费问题，正逐步成为2008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中的“硬伤”，其中以“鸟巢”为甚。
院士们的来信，很快得到了有关决策部门的高度重视，那座被称为“鸟巢”的建筑已终于暂停，并面临“瘦身”改革—由原先预算的38亿元减少到31亿。在此之后的五棵松文化体育中心、国家游泳中心的“水立方”，也全部面临方案调整。
据了解，在这之前，不论是开商业运作先河的洛杉矶奥运会，还是被誉为最成功的悉尼奥运会，虽然奥运期间赚钱不少，但奥运结束后都不同程度出现过体育场馆闲置、奥运村楼宇销售困难、基础设施使用率不高、投资难以得到回报等问题。为此，8月12日，北京奥组委常务副主席刘敬民在雅典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2008年北京奥运场馆建设，将进行投资、工期等方面的重新论证和规划。重新论证和规划应体现三个原则：一看是否充分利用了现有资源，二看设计标准是否恰当，三看场馆能否得到赛后利用。这些调整，将使北京奥运会场馆建设推迟一年，到2007年整体完工。
2008，北京已经被推上了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大舞台，中国将凭借什么向世界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北京奥运怎样才能达到经济与文化融合？北京奥运经济到底会成为“冰上霜”还是“雪中炭”？
对话：北京奥运如何厉行科学发展观？
主持人：从以往举办过奥运会的国家来看，高昂的工程建设费用，曾给一些国家带来了巨大亏空。前车之鉴，我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怎样才能避免这种经济噩运？在体育场馆建设上，如何奉行“节俭办奥运”的准则？
吴良镛： 奥运亏空，是举世关注的一件大事。我记得举办蒙特利尔奥运会时，有一个场馆直到比赛结束之后也没盖起来，使纳税人负债一个世纪；但是洛杉矶奥运会，基本没盖什么体育场馆，只是对一些基础设施和洛杉矶航空港作了扩充，但也成功举办了奥运会。至于在场馆建设上，如何奉行“节俭办奥运”的准则？我觉得，各国搞奥运都有一些专门报告，对这些报告我们可以作一些借鉴。奥运经济应该是一个系统的研究，把历史的经验、国外的经验与当前北京所具有的条件、各场地的优劣做一些认真考虑。在国外，就有一些做这些研究的公司，我们叫它任务研究。其实，任务研究是很重要的。遗憾的是，我们不太重视，所以在工程建设中出现了很多的浪费和返工问题。因此我主张，对任何一个大的奥运工程，都需要加强任务研究。在奥运场馆的建设上，首先要满足比赛要求，要标准，要经济，要安全，结构要合理，然后还要有一定的艺术造型表现。
王梦恕：北京奥运场馆的建筑方案公布后，大家有很多看法。主要的意见，第一个是不安全，第二个是不节俭。比如，五棵松的篮球馆，为了追求震撼的“视觉冲击效果”，在外围墙面上要做三个“130x130”的大屏幕。这个造价原来是10个亿，现在光这个屏幕就将近20个亿，更难以置信的是，下面的篮球场全靠大柱子支撑，上面的8层楼作为商业、娱乐、写字楼，形成了一个架空结构。整个结构是头重脚轻，只是靠柱子支撑，一遇到地震是非常危险的。而且屏幕开启后，周围的温度将会提高5度，形成热岛效应。此外在声污染、防火防灾上，也出现了很多问题。
程秀生：如何妥善解决场馆设施和这个城市投资支撑能力，是历届奥运都会遇到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要得到很好地解决，应同时兼顾两个方面：一是要能够满足奥运会期间这些场馆设施的基本需求，而且应当有比较高的质量；二是要同时考虑到这个城市财务支持能力和场馆的长期使用。最近国际奥委会专门发文，强调要“节俭办奥运”。我们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有一些现有设施，经过改造就能满足需要的，不一定要新建；有一些只有一次性需求、或者几年之内都未必有这种需求的场馆，可以采用一些临时性建筑；即使是一些新建项目，也要在奥运期间20天的需要与今后几十年能长期使用上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
主持人：据我所知，“鸟巢”的缓建，应视为厉行“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信号。那么，如何理解奥运建设的“科学发展观”？怎样才能使厉行“科学发展观”这个口号在北京奥运中发挥作用？
吴良镛：我认为，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区域的观点、人与自然的观点、以人为本的观点等等，这些都是科学发展观的应有之义。从建筑学上讲，体育场馆的建设，无非是一个建筑群的建造，是一些大型公共设施的建造，有些基本理论是需要重新认识的。比如，选址的时候，就要考虑位置合适不合适？在工程造价、任务的研究上，该建哪些场馆？该用新的还是旧的？不论是亚运会，还是奥运会，在建筑理念上都是一样的。这些大型场馆在赛后的使用问题，往往也是大家关心的问题。因为你花了那么多的钱，却只用那么几天，这很浪费。所以我们就应当考虑到在比赛结束后这些场馆能否得到充分地利用，或者增加一些使用内容、做一些适当的改变后也能利用。
在厉行科学发展观上，最要紧的是坚持原则。当年，在做亚运会场馆的过程中，对工人体育场要拆掉盖主会场，我就是反对的。但是，有些人认为：第一，工人体育场是唐山地震发生之前盖的，结构不行了。人民大会堂不也是唐山大地震之前盖的吗？现在不也用得很好吗？其次，他们说，原先那个工人体育场的座位太少了，不符合要求。后来，我们做了实地测量，实际上这个体育场比莫斯科奥运会的场馆位置还宽一点。再次，他们说看台和赛场之间没有倾斜度。后来，我们找来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场馆资料，发现那里的场馆也没有倾斜度。洛杉矶没倾斜度就能开奥运会，我们的亚运会为什么就不能开？所以，那时我们就提出了一个“经济时空观”，就是说，盖这个房子得有一个过程，慢慢盖起来投入钱之后，也应该慢慢把钱赚回来。经济问题，理当是建筑中必须要考虑的。
王梦恕：目前的“鸟巢”，整个钢结构的受力不合理。我提出了3个修改建议：第一，小改—去掉活动屋盖，扩大敞开口；第二，中改—把活动盖和薄膜统统去掉；第三，大改—抛弃原设计方案，采取北京市设计研究院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案。“鸟巢”的运营费很高，观看台是按8万人设计的，一个座位的建造费将近4.5万，跟国际标准比，高了不少。像悉尼8万人的体育场，每个座位的造价才3万多，我们的“鸟巢”却比人家贵了30%左右。这种高投资，日后运营起来，谁能租得起！厉行科学发展观，就一国而言，第一是要看GDP是多少，第二是要看老百姓生活是不是提高了，第三是要看环境是否破坏了。对于一个建筑而言，第一要看是否安全，第二要看是否实用，第三要看是否经济，最后才看艺术造型是否美观。可现在，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建筑理念上的颠倒、扭曲。
程秀生：“鸟巢”设计方案的修改，给了我们两个方面的启示：一个是“节俭办奥运”这个思想，在涉及项目安排方面开始发挥作用。这种做法，应当说对于保证奥运投资发挥更好作用，是有价值的。在这方面，北京市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应当说是负责任的，也是值得各方面关注的；第二，从科学的发展观上看，作为科技奥运本身，要求不光是场馆建造上要能体现我们国家最高的科技水平，同时也应当体现资金的科学运用。“鸟巢”项目的安排，在审查方面，一个是资金怎么用得更加合理，另一个就是设计上是否科学，包括安全、实用和可靠性。
总之，确实要做到，该花的钱一定要花，不该花的钱一分也不花。在这方面，要体现一种务实的精神。目前，对“鸟巢”设计方案的修改，应该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主持人：据我了解，我们的亚运会和大运会新建和已建的体育场馆，所有场馆在建成之日就有亏损，其后的收入也无法与日常的维修持平，高昂的收费又使一般老百姓消受不起。虽然北京奥运场馆也许集中了“世界上最出色的设计”，但是奥运之后这些场馆会不会仅仅成为城市的一种摆设，我们很关注。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奥运之后的场馆利用率问题？
吴良镛：如果在设计之前和设计的过程中，对这方面有所考虑，这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比如，我们的场馆应当力求有所分散，建在不同的地点。如果建得过于集中，日后又不可能再搞这种大型竞赛，那么势必会造成巨大浪费。所以，在建场馆的地点上，要很好地进行合理分配。当时搞亚运会的时候，有些场馆建到了别的地方，原因也是如此。奥运会开完后，这些场馆可以做为一个区的中心，也可以做多功能游艺厅，还可以展销家具，赛后的体育场馆有多种用途的。如果我们把赛后场馆利用率问题，当作一个体系来看，这问题就好解决了。
王梦恕：要提高奥运场馆利用率，首先要降低造价。你造价很高，就像我们现在修的地铁，投入很大，一公里造价就五六个亿，车票就自然卖得贵，也就自然没人坐。同样的理念，我们搞一个体育场馆，当然要考虑怎么便宜、以后怎么好运营、怎么好租出去等问题。“鸟巢”将来即使拆成5万多个座位，维修费用也很贵的，我们老百姓怎么能承受得起？
程秀生：从奥运会本身来看，场馆搞到什么水平，规模有多大，投资有多少，可以容纳多少人，这是一些静态的东西。静态的东西应当与动态的东西结合起来考虑。奥运会20天时间，决定了场馆设施的短期需求，但还存在一个长期需求的问题。为了兼顾长期需求，奥运之后，有的场馆可以改造的就改造一下，改变用途，比如奥运的主会场，有人就提议奥运后改造成宾馆，这种考虑是一种很务实的选择。因为利用现成的场馆进行改造可以提高它的利用率，它的经济效益要比它作为一个超大型体育场馆的效益好得多。此外，从运作方式来讲，比如，由国家或者北京市政府包下来，把这些场馆设施本身的投资商和运营权结合起来，用多少年的经营权来弥补投资。有的场馆由政府建造后，还可以通过承包租赁的方式、公司化的运营方式运营，这种方式对奥运后期的资金回笼也是有好处的。
资料1：奥运会盈亏统计
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举办奥运会的城市没有几个能走出赔钱的怪圈，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1976年加拿大蒙特利尔奥运会。由于管理不善，这届奥运会工程费用一再追加，原计划28亿美元的主体育场竟耗资58亿美元之巨，组织费用也从原计划的6亿美元涨到实际的7.3亿美元。这使得蒙特利尔奥运会欠下了20亿美元的巨债，15天的奥运会使蒙特利尔负债长达20年，人称“蒙特利尔陷阱”。
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在1974年国际奥委会决定在莫斯科举办奥运会后，前苏联政府投入了巨大的财力，耗资90多亿美元，最终没有挣回一分钱。究竟亏损多少，至今仍是一个谜。此后，办奥运赔钱令不少城市对申办奥运会“望而却步”，甚至竟出现过只有洛杉矶一个城市申办第23届奥运会的窘境。
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是一次首次由民间私人主办的奥运会，并且改变了以往亏损的局面。原计划耗资5亿美元，通过出售电视广播权获得3.6亿美元的资金，从此，广播电视台免费转播体育比赛的惯例被打破。主办人尤伯罗斯又通过发行25种纪念币和2000张赞助券，集资近1亿美元。据1984年12月19日洛杉矶奥运会组委会公告，本届盈利2.5亿美元。
1988年汉城奥运会：这次奥运会精打细算，充分利用了原有旧场馆18座，新建场馆仅16座。组委会用于直接投资仅10亿美元，政府拨出20亿美元，全部成本为40亿美元。组委会通过企业赞助、出卖电视权(约4亿美元)等途径，使这届奥运会盈利3亿美元，开创了官办奥运会盈利纪录。
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总投资为96亿美元，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上届汉城奥运会，就连奥运史上花钱最多的莫斯科那届也有所不及。不过这些资金中的绝大部分都用于市政建设上，盈利500万。但据巴塞罗那一些报纸披露，那届奥运会不仅没有盈余，且亏损2.2亿美元。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盈利1000万美元。此次极具商业性的奥运会耗资巨大，逾17亿美元。这些费用主要来自出售电视转播权、赞助商的赞助以及发售纪念品，结果使大型广告及商品宣传遍布比赛场地。亚特兰大市中心的每一寸土地都明码标价，可口可乐、IBM、耐克等等商标随处可见。
2000年悉尼奥运会：收入达到17.56亿美元，比7年前悉尼获得奥运会主办权时的预计高出了80%。悉尼组委会最初预计出售转播权可得4.88亿美元，但实际收入竟达到7.98亿美元，这一数字超过了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5.68亿美元。
2004年雅典奥运会：在各个项目上将超支36亿美元，而最初预计只花费17亿美元。总的支出将达到72亿美元，远远高出最初的预算56亿美元。更有专家悲观地预测，在奥运会结束后，雅典奥运的花费将达到125亿美元。
评论：“鸟巢”暂停是一个缩影
★文/刘洪波
奥林匹克运动会在任何一个城市举办，都意味着庞大的工程建设，意味着种种最先进的技术手段的运用。高昂的费用曾经使奥运会成为经济上的噩梦，巨大的亏空也曾使申办的热情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1972年甚至发生了交还冬奥会主办权的一幕。直至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扭转局势，使举办奥运会变成一项有预期盈利的事业。
尽管如此，在近几届奥运会的筹办过程中，仍然时常听到建设工程进展不顺畅的消息。对于视举办奥运会为综合国力之证明的国人来说，“经费困难”显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既然困难的年头我们都能搞成“两弹一星”，还有什么大事是不能“集中力量”去办成的呢？但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不等于是铺张浪费，“两弹一星”也是在勤俭节约的条件下搞成的。所谓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节俭办奥运”应成为筹办活动的准则。不要说我们还不富裕，即使富裕了也仍然要由“节俭”当家。
当然，奥运之类的大活动往往也被视为建设和发展的良机。平心而论，抓住契机，促进发展，这无疑是正确的，但要警惕的是铺张的倾向。“鸟巢”调整方案，需要思索的不只是重视工程的节俭问题，还应该有怎样使节俭成为政府与当代社会的精神，节俭出来的纳税人的钱如何用在发展是当务之急。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是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不要以为发展就是高楼大厦，现代生活以及塑造这种生活的那些软材料—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等—才是实实在在的，它不是象征，不是标志，而是现代化的导因、内容和结果。为北京奥运而建的“鸟巢”，乃是很多个象征与标志的一个缩影。而“鸟巢”的“瘦身”及其缓建，则应视为厉行科学发展观的一个信号，我们希望这个信号能够发挥指示的作用，乃至于使它成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