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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些年回老家，总是行色匆匆。今年不然，一路走来一路看。不说别的，单说沈阳、成都两地的出租车，就反映出了一些问题。
沈阳的出租车，基本上清一色的桑塔纳。成都的出租车，车型很杂，但夏利车居多。不同档次的出租车型，是不是反映出成都的经济落后沈阳很多呢？事实不是这样。成都和沈阳两地人均收入差别不大，吃住等生活条件差别也不大，经济的差距应该不大。返回沈阳的时候，我特意问了一些出租车司机，司机们回答是：沈阳的桑塔纳出租车是政府硬性的规定。
桑塔纳价格近于夏利的两倍。无疑，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要高于成都出租车的里程均衡价格；相应地，均衡的交易数量也要小于成都的均衡交易数量；其它条件相同，沈阳出租车的数量少于成都出租车的数量，打车人次也要少于成都的打车人次，人们只好选择坐公交等替代方式。
由于政府的干预，在沈阳，人们或者减少交易量，或者以低效率的方式替代高效率的方式。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干预提高了人们在沈阳生活、工作的成本，政府干预是造成经济交易费用高的直接原因。
但政府的这种干预经济方式，是不会有好结果的。要知道，在正交易费用的世界上，做大蛋糕并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大起来；做小蛋糕也不必然地意味着自己分得的那一份会小起来。
笔者长期从事经济研究，发现造成经济交易费用高的原因有三：一是私产的界定和保护不好；二是法治不力；三是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的职责，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
因此，要避免经济的高成本交易，政府的职能应该调整为：一是界定和保护产权；二是推行法治；三是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四是进行必要的宏观调控。
为什么要把“界定和保护产权”放在政府职能的第一位呢？人有促进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一面，但也有增加交易费用和减少社会福利的一面。经济学原理之一的“经济人假设”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是“经济人”，也可称“实利人”，人的一切行为都是最大限度满足自己的私利。出于对私利的追求，人们可能坑蒙拐骗、损人利己，这会增加经济的交易费用。因此对产权明晰化，并切实保护它，就能减少因产权不清而造成的交易费用提高。从这点来说，政府尤其应注重保护私有产权。
但是，只靠保护私有产权就能降低交易费用吗？答案是否定的。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以非现货交易为主，并且跨越的空间范围很大，仅靠声誉机制很难确保交易的正常进行。现代市场经济通常要借助第三方来协助执行合约和完成交易，这个第三方不是别的，正是法治。
私产、法治不是市场运行的结果，而是市场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这个前提条件是需要政府来创造和维持的。所以，经济的交易费用高，归根结底是因为政府没有履行好自己职能的缘故。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难免会破坏私有产权；政府介入具体经济活动过多，法治也很难推行。
最近又有某市以政府名义下发文件，硬要将国家明文规定的出租车报废时间由8年提前为5年，其结果自然是政府搬起石头砸了政府自己的脚。
出租车的问题，似乎只是一件小事，但一叶落而知秋寒：政府在这方面干预经济，在别的方面一定也会干预经济。莫里斯证明拥有信息的人应该获得信息租金；同样的，拥有权力的人也是要获得权力租金。要避免政府干预经济而出现的权力租金问题，当务之急，还是政府的职能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