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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知情人透露，酝酿四年之久的《保险法》司法解释已经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由委员会最终定稿后，年内可能出台。这些司法解释由保险公司、保险专家、律师和政府官员参与起草，最初的条文是80条，在征求意见时减少到59条，但最终成为司法解释可能只有30条，让业内人士有“言犹未尽”感觉。
参与起草《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系主任郝演苏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专访时预言：3-5年之后《保险法》还会再次修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预言？司法解释为什么还要一改再改？
《保险法》仍有未尽之处
2002年10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第三次审议了《保险法修正案（草案）》并获得通过，新的《保险法》于2003年初正式施行，这是自1995年颁布实施《保险法》以来的第一次修订。
修改后的《保险法》将原第一百零四条第三款修改为：“保险公司的资金不得用于设立证券经营机构，不得用于设立保险业以外的企业。”
新《保险法》显然对保险资金的运用渠道进行了放宽，但随着保险业的迅速发展，保费收入激增，保险公司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经营压力，需要更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这个条文仍有商榷之处。
郝演苏认为，修改后的《保险法》没有在保险公司的组织形式方面进行修改。事实上，在中国除了存在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之外，还有互助保险公司等形式。 随着市场主体的增多，越来越多形式的保险公司将出现。作为和国际接轨的一部分，《保险法》也应该考虑在组织形式方面予以明确，例如相互保险公司、合作保险公司等。 而在国有独资保险公司和股份制保险公司方面，不同的组织形式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公司治理结构，《保险法》中也没有说明。保险行业不同于一般企业，不能只原则性地参照《公司法》的要求，什么样的机构可以投资保险业，法律中应该予以说明。
在讨论保险法草案的当时，郝演苏就认为，新的《保险法》很快就会得到继续修改。他认为，此次《保险法》修改主要是针对“保险业法”部分进行的，“保险合同法”部分几乎没有变化。中国保险立法力量不足，对市场全面放开之后可能出现的变化缺乏全面的估计。
适应入世无法适应国情
据了解，此次《保险法》修改的主要根据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有关承诺，是针对“保险业法”部分进行的。此次修改主要遵循三个原则：一是与我国入世承诺不符的条文都作修改，这是履行对外承诺的必然要求；二是实践证明已明显不利于保险业发展，非改不可的条文，予以修改，以保证这次修改的现实意义；三是通过司法解释等其他方法能够澄清的条文，或可改可不改的条文，暂时不作修改。保监会在前期调研中，搜集到涉及保险合同法部分的内容很多，有30多处，但在学界和业界很难达成一致意见，所以暂不提出修改。对于合同法部分的一些问题，保监会正与最高人民法院研究，拟用司法解释来明确，也可通过修改相关保险条款来解决。
所以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此次的《保险法》修改是适应了中国加入WTO之后形势变化的需要，但很难考虑到保险市场完全放开之后的问题。新《保险法》上承中国入世时的承诺，下启保险业全面开放的“新时代”，因此只能说是一部过渡时期的法律。
司法解释漫漫“修”途
新的《保险法》基本上没有对法律本身作出大的改动，而是要通过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司法解释就成为各级人民法院审理保险纠纷案件的直接法律依据。司法解释的修改征途也就开始了。
2003年12月9日，离新的《保险法》施行不到一年，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公布了《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将司法解释限定在：关于保险合同的一般问题、财产保险合同、人身保险合同和其他。保险法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立即引爆了保险业内激烈的争论。
2004年3月26日，保险法司法解释论证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成为讨论司法解释的高潮，由最高人民法院和中国保监会主办，30家保险公司提交了书面报告，并当面反映意见。3月31日，人保财险的李玉泉和邹志洪两位博士，在《中国保险报》全文刊发了人保公司对于司法解释的建议，即《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建议》。对原59条中的30条提出了修改意见，其中的9条建议全条删除。
而最近的一次关于《保险法》司法解释的修改意见，从最初的80条，删减到59条，但最终能够成为司法解释的可能不超过30条，这多少让参与司法解释论证的一些专家感到意外。
郝演苏认为关于司法解释的争论依然存在。例如：对保险合同的成立问题—合同是什么时候成立的、人寿保险的首期保险费是什么性质等等都没有得到最终确定。关于保障投保人的利益，诸如保险利益、如实告知、合同的订立与履行、理赔等方面的问题，司法解释也没有明确界定。
司法解释还得继续
郝演苏坦言，这次司法解释只是在完善《保险法》的过程中迈出的第一步，《保险法》在两到三年里还将继续进行解释。
“中国保险行业从业人员多达150万人，却没有一个人大代表，这是保险行业法律法规缓慢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保险行业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交叉性的专家显得缺乏，甚至专家对保险行业的认识也存在偏差，总是将保险行业与福利或者扶贫济弱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都制约着保险行业的制度性发展。” 郝演苏认为这些因素也让司法解释的论证变得如此艰难。“随着中国加入WTO，国外保险资本的涌入，各种险种不断地出现，制约和限制保险大发展的条文必须修改。而这次司法解释无疑适应了当前形式的发展，但却依然显示修改力度的不足。”
郝演苏指出，“这就是一个宏观与微观、原则与技术的操作问题。在欧美保险行业通用的方式就是‘小政府大市场’，即在一个原则或者硬性指标范围内，保险领域的一些问题都由市场来决定，由行业法来规定。如今保险市场的游戏规则越来越清晰，可保监会的权力却很小，比如保险行业的所有产品必须报批，显得手续烦琐，不符合市场的发展要求。”
故有业内人士称，司法解释即使是原来的59条，仍然有不少需要明确的问题没有包括在内。如果最终不超过30条，其指导司法实践的价值可能要大打折扣。
据悉，保险法司法解释将最终由审判委员会拍板出台。审判委员会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以及相关庭的庭长等组成，至于司法解释最终会保留多少还得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