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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至29日，中国企业家论坛首届深圳高峰会举行。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大变局时代-中国企业的生存之道”。
下午论坛的主题是“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地位”。
以下为 “谁占领中国经济的主战场”论坛讨论实录
主持人：在本场论坛中请来了六位嘉宾。亚信CEO张醒生先生。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先生。神州数码CEO郭为先生。泰康人寿CEO陈东升先生。东软集团董事长刘积仁先生。权威(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主席王禄言先生。
首先请嘉宾发表对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产业链条中的地位发表看法。
张醒生：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探讨中国企业如何提升在产业价值链中的地位。也许是巧合，也许是大会组织者的有意安排，我注意到台上多多少少或者是IT行业，或者是服务行业，或者是咨询行业，这带来了一个话题，中国社会经济中在未来发展趋势里，企业主战场和发展方向。今天上午非常高兴听到邱晓华局长所讲的中国宏观调控几个问题，顺着他的思路去看，在他谈到调控里的问题，很多是跟基础产业、资源产业密切相关联的。中国经济改革二十多年之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分别都有了相当多的长足进步。在这三个产业链中，我们各自企业所处的环境，未来中国企业是仍然会在第一产业中变成主力，也就是说在原材料，产业链最上游中，还是在制造业中，或者服务业中有一些新的发展呢？大家可能会讨论这个话题。
作为我本人来说，亚信科技是在第三产业，在软件行业。也许是由于职业的使然，也许是由于社会的一种必然趋势，我在跟各位交换名片时，有二个职业习惯，一个是看名片的主人他的名字信息，代表公司，还有一个习惯大家不注意的就是下面的联络方式是电话、传真、电子邮件、手机、公司的网址。我今天非常高兴的看到，大概98％，假设我收到100张名片，98％的名片使用者都有自己的电子邮件和公司网址。但是剩下的2％中，既没有电子邮件，也没有网址，不好意思的说就是两位深圳市政府的领导。中国的企业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社会都有一个共性的话题，如果我们要想提高我们在国际竞争和全球竞争的竞争力，首先不仅是今天上午谈到的粮食、钢铁、铝土矿，很重要就是资讯。事实上我不能这么简单的说，但是看中国经济过去高速发展的几个环节，可以看到中国在信息产业上，已经发展的非常快了，进入了世界的发展前列。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不论是你在第一产业或者是第二产业的价值链中，如果想赶上或者是追上世界先进企业，我觉得都应该考虑如何利用信息技术来提升、赶超。这场论坛的嘉宾主要都是在信息行业，使得大家在赶超世界信息水平的路径更快，将会提升中国企业的信息化。
我本人过去在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工作，后来到跨国集团工作，现在又回到民营企业，我自身的感觉，中国的民营企业，在面对竞争中，我们在掌握新技术方面，掌握新思想和理念方面，越来越快了，因为我们有非常好的信息技术的支持。我们未来面对上一场论坛的问题，必须使自身和外国企业相比，有更快更迅速的反应，对本地的反应，同时要不次于它获得信息资讯的能力，再加上庞大的信息资源和背景，中国企业在这场竞争中，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战争中，不一定输给外国企业。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有效的利用自己已经发展起来的，或者已经被全球广泛采用的信息手段，那么我们还是得沿用五十年前或者六十年前的技术手段或者方案来一步步的跟，那我们就很难提升自己的竞争能力。所以信息技术手段并不能立刻给公司给企业带来销售额，但是能够提升你的效率，提升你的能力，因此作为今天这场论坛的第一个被点名发言者，我的主题就是中国企业无论你的企业性质，一定要主动的大胆的勇敢的积极的采用国际上已经非常成熟的先进信息通讯手段，大幅度的提升自己竞争的实力。我们不是光拼资金，国际巨头的资金能力比我们大，我们也不是拼市场，因为国际巨头在国际市场的势力比我们更大，我们拼的是效率，这一切依赖软件，以及支撑软件的信息技术。我用这个话题引出我自己的观点。
谢谢。
主持人：除了要有网址和电子邮件，还应该要快速的反应市场，要用信息技术，我想还有没有说出的第四点，我帮他说，大家要用亚信的软件。
张醒生：希望如此。
主持人：下面请用友软件董事长王文京说一下自己的观点。
王文京：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竞争力，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所有企业现在天天在思考和实践的问题。我个人的观点有三个层次，来提升自己的竞争力。第一个层次，要充分发挥我们的比较优势，这个主要是在集中在资源上，比如说劳动力。在使用资源条件方面，应该说我们过去二十多年制造业的发展已经很好发挥、利用了这个优势。在制造业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也希望看到对中国来说一样很有机会的，也是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就是全球服务业的转移，也就是说制造业之外的知识型的服务业专业。原来在欧洲、美国的办公室研发工作，向有大量智力人才的这些国家转移。当然，软件也是其中一个方向。
我认为提升我们在产业链上的竞争力，第一个层面就是利用我们的资源优势。除了劳动力资源之外，本土市场的空间和机会也是相当重要的。上一场胡祖六先生也有说到，其实对中国企业的发展是历史性的也是难得的资源和优势。
提升竞争力第二个层面就是练好内功，你有很好的资源条件和优势，如果基本能力不够的话，那也是没有竞争力。我们在一些行业里已经看到这一点，比如象我们软件行业，就切身的感受到软件研发能力、服务能力不强的话，即便我们有很好的软件工程师很好的资源，竞争力也是一样不够的。基本竞争力的建设，基本功的形成，这是长期也是最基础的。
主持人：提了一个新的说法，也就是基本竞争力。
王文京：还要通过创新实现突破，面对众多的厂商，无论在中国市场还是国际市场，我们除了利用前面两个层次的竞争力建设，还可以通过创新来实现我们在竞争上的能力突破和超越，这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在商业模式上的创新，产品和技术上的创新。在国际厂商很强的领域，中国企业是不是就没有机会了？我认为如果将前面两个层面结合好，再结合创新，也可以做的很好，比如说日本的汽车，也是结合欧美的技术，创造了丰田的生产方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竞争力。国内很多产业，包括国内软件业，也可以有后发优势，有可以超越的地方。
我个人认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充分发挥好我们的比较优势，第二个层次练好内功，将基础竞争力建设好，第三个通过创新实现超越，以三个层次来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
主持人：这是用友对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地位的一个观点。这让我想起游在水里上面、中间、下面的三种不同的鱼。神州数码的郭总谈一下自己的观点吧。
郭为：大家下午好。
中国企业在未来的发展，竞争力是非常重要的。刚才大家谈了所有制，跟外资是合作还是竞争啊，我认为一个国家应该有一个总体的发展战略，国家战略某种意义上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就象是李院长给深圳做的咨询服务，其实很重要的就是区域战略，深圳将来要往金融方向走，为什么要制订区域战略，因为在整个中国的城市里，深圳的特色，只有差异才有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华民族或者说中国，作为一个世界经济有效的组成部分，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要有一个策略。比如说周边的国家，象日本最早从制造业到半导体电子工业，现在这两个产业已经首先非常大的影响，特别是中国的崛起，现在他们将战略放在高科技装备上，不论你做什么，生产设备大部分都是由日本提供的，这就是国家战略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到美国贝尔实验室，很先进的一亿美金的显微镜，也是日本生产的。
中国实际上在十五规划里提出用信息化推进工业化，但是这个策略怎样体现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可能因为我们是搞信息产业的，从民族从国家的角度来看，确实信息产业给中华民族带来了千载难逢的机会，因为需要很多教育、知识、能力，在美国我们可以看到在计算机行业里，基本上以印度或者以华人占非常大的比例，在人种上我们有天然的优势，但是这种优势怎样发挥出来。我们都知道台湾的半导体，台基电发展，在全球创造新业务，但是台基电早期的投资并不是私人，而是政府投资，做起来之后转换为私营。实际上面对IT行业人家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我们去跟IBM、微软竞争，几乎不可能，这个时候国家的战略，国家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国家战略应该在整个企业战略里占有非常重要的主导地位。
第二，我非常同意王文京说的，所有的竞争归为企业的效率，如何提高企业的效率。今天中国的企业，大家今天都在说传统企业很赚钱，象钢铁、电解铝、汽车等等，但是这种赚钱的推动力是什么，整个社会存在着消费的泡沫，前两天我跟中国银行的几个朋友一起谈，整个中国银行产生了汽车消费信贷一千个亿的坏帐，这就是消费的泡沫，必然导致需求的大量增加。我听到很多朋友说，什么是个人消费信贷，或者是公司消费信贷，只要将银行开起来就赚钱。这样的思路的话，怎么跟人家竞争，怎样跟花旗银行、汇丰银行竞争呢？还有就是在中国生产一辆汽车所赚的利润是美国利润的华倍，中国当然有很多汽车生产厂家了，消费泡沫导致企业的成长，我认为也是有问题的。
我们对内部的竞争压力是不够的，必须加大这样的竞争压力，使中国的企业在效率上跟国际企业竞争，所以管理非常重要。我们老是说麦当劳能够在全世界，作为餐饮业，按照道理来说餐饮业应该是法国和中国、意大利做的比较好，为什么麦当劳能够发展这么好？戴尔现在发展的非常好，就是精细化的管理，他比别人做的好。通过价值链的整合，产生新的业务机制，这也可以使你有一个全面的发展。这是企业成长的四个阶段，标准化的管理向精细化向价值链整合最后到国际化。当然大的市场环境，有的时候会使你发展遇到困难。
还有就是创新的概念，企业一定要有创新，过去我们将创新理解的比较高深，但是真正的创新，可能不是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思维方式。我们的教育形式就是背书，使孩子的创造力受到了很大限制。什么是创新，当年宝洁公司销售额增加不上去，所以总裁就问大家有没有办法将销售提升上去，结果一个员工提了一个很好的方法，将牙膏的口扩大一点点，这个创新的主意一下子使他的销量提高的30％，象宝洁这样的跨国公司销量提高30％，是多么大的量。如果每个公司做到创新，效率多么高，我在企业里说的就是你要负责任，负责任就是发现问题，进行创新。中国的企业实际上是面对全球的竞争来说，我们是要解决从国家战略上讲，要有明确的方向，第二从企业战略来说，如何提升效率。
我们今天每创造一美元的价值，我们要花五美元，美国要花三美元，日本要花2.5美元，这种资源我们能支持多久，这样的发展我们才支持多久。创新要成为民族的灵魂，每个人都想变化，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讲太多。韩国也好，日本也好，包括香港也好，回过头来说，他们之所以在世界范围成功，就是因为创新的业务模式。我就说这么多，谢谢大家。
主持人：郭总说了二个明确的观点，我听下来总结就是中国市场的消费泡沫，对中国企业提高效率是非常不利的，这是郭总非常鲜明的想法。
下面有请陈东升先生发言。
陈东升：创新管理提升素质都是需要的，你有什么条件知道你在未来国际竞争中中国市场的价值链，从宏观上判断，我主要是想从三个方面来看。中国经济持续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所取得成功在世界经济竞争中差异化竞争和取得优势的核心，就是因为在世界经济的分工中，就是我们劳动力禀赋优势，而且是巨大无限力量的禀赋优势，使世界上服装业、玩具业、加工业逐步的转移到中国来，还有很多跨国公司将中国当做纯粹的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逐步的将市场的渗透转移到我们国家来。但是在全球制造业中的逐步竞争优势，显示过程中，所谓搬运经济到装配经济到加工经济，我认为从加工经济也会过渡到我们自己开发自己的品牌，我们自己掌握自主的研发能力，一定是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加工业在世界竞争中产业链提升的过程。由于你有这样巨大劳动力的禀赋过程，抓住世界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建立竞争力，所以逐步形成了TCL、海尔这样一些企业。回顾过去留学回来所谓三大件，买的冰箱、彩电都是日本的产品，今天没有了，这实际上就是劳动力的禀赋优势，一步步走向这样的结果。所以我想这是中国在制造业竞争过程中，未来仍然进行着这样的优势，产业链提升的过程。未来可能是TCL，或者是海尔，或者是新的一家企业，我对企业不关注，但是一定会有企业新生出来，也有企业死掉，这个过程谁也阻挡不了。这是制造业上由于这样的禀赋优势造成的。我有了第一个判断，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今天上午邱晓华也讲了，当一个国家的国民收入，平均人均GDP到一千美元时，就是一个经济快速转型时期，这个转型的核心，用恩格尔系数来说，用基本消费衣食需求转移到享受需求。我也经常说这样的观点，新的消费结构的诞生，实际上是伴随着一个社会结构的剧烈变化，这个社会结构剧烈变化的核心，就是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的崛起会改变一个国家，改变一个社会，改变一种文化，改变一种消费，改变一种消费的结构。大家一定要看到中国未来真正的变化，从现在开始的消费结构的转变，一个巨大庞大的中产阶级诞生，这才是中国整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到来，这个时候的到来，我们不谈法律、政治，我们只是谈经济、消费等等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会造就一个巨大的市场，这个巨大的需求市场不是传统的我们说卖不出去，现在为什么说有通缩呢，这个通缩的过程上实际上就是消费结构转型在转型中的表现。
当人们要换第二套豪华房子时，当人们买第二辆汽车时，当人们有教育的需求、保险的需求、旅游的需求时，服务的需求就增大了。由于中产阶级的诞生，一个巨大的服务业的市场需求正在崛起。所以实际上中国经济包括企业发展，实际上只是遵循这两个道路。一个是劳动力禀赋优势带来世界制造业转移到中国，这个转移的过程诞生了TCL、海尔这样的企业。随着中产阶级的崛起，一定会诞生另外一批巨大的服务业，所以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两大基本的判断，和两大基本结构的需求。所以我经常说，要么跟随世界经济产业的分工，走国际化的道路，要么伴着中产阶级开拓国内市场。所以将来有两个道路，一个是走国际化的道路，将我们廉价优质的产品卖出去，将物美价廉变成一个品牌，在国内我们也可以进行加盟，比如说WTO谈判，最肥的市场一个是电讯，一个是保险，所以这实际上是服务业的需求。这个概念的需求，服务业未来也会制造一批优秀的企业，优秀的服务业企业也是有一个产业链升级的过程，这个升级的过程，得益于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
这是我的两个判断。
还有一个是判断，规模就是效率，规模就是活力，就是标准，在八十年代初我在经贸委做研究，当时有一个课题，我的印象很深刻。八十年代末的时候，日本是非常厉害的，当时我们国家有一个想法，日本能不能代替美国，因为我们是搞贸易研究的，那时日本的进出口贸易额大概是二千亿，现在是几万亿了，中国到一万亿了，那时我们只有二三百亿美元的进出口，可能还不到。我记得那时预测2000年进出口能到二千亿美元，当然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当时研究，认为美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养活了世界，养活的所谓的四小龙，养活了拉美，所以日本的市场开放度很低，根本不是市场，从这样的判断认为他可以取代美国。
市场能够造就世界级的企业，小市场也可以造就世界级的企业，现在靠小市场支撑世界级的企业。其实美国虽然有很多跨国公司，但是美国有很多公司是不跨国的，往往跨国公司都是瑞士、荷兰等小国家的，很有意思的，金融服务业稍微大一些的，一定是利润来源来自美国市场，我记得荷兰一家国际集团，也是非常厉害的跨国金融服务集团，它的利润有很大一部分来自美国市场。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或者第一大市场的，要想成为最赚钱的跨国公司，可能利润40％来自中国市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这个跨国公司是不能维系的。假如我们已经有一家世界级的巨大型金融服务企业，收入来源可能80％来自中国市场时，我一定是世界上具有极强竞争能力的金融服务机构，我在世界上可能我没有保险公司，或者分支机构，但是中国这个市场足够支撑我这个世界级公司了。
由于劳动力禀赋，能够给中国企业带来巨大的产业链的提升机会，由于中国经济跨入一千美元，而且13亿这个巨大的市场，会造就庞大的服务经济，这也是服务经济带来的经济效益。还有规模，当中国经济还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时，跨国公司的容量，或者我们在世界级企业的容量可能就是第六个。当那一天中国的经济真正成为世界第二大市场或者第一大市场时，这个市场造就世界一流的巨大企业或者一流竞争企业，一定是世界第一位的。未来十年或者二十年，应该就是中国人的崛起和兴旺发达的二十年。这个二十年，我赞成基本市场竞争的原则，未来在这个市场中，既不姓社也不姓资，既不姓国也不姓外，在这个市场中谁能够整合，谁能够在这个市场里进入前十位，谁就有机会成为世界顶级的企业。
谢谢大家。
主持人：陈总给我们几个新概念，中产阶级兴起会出现一批大企业，还有就是规模就是标准，第三，国内企业要么在国内市场国际化要么进入国际化。
有请刘积仁董事长发言。
刘积仁：企业进行产业链条的选择，往往不是共性的问题，而是个性的选择。软件产业是特别有典型意义的行业，这个产业在过去如果说十几二十年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说有一些发展，其中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定位和选择，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这个链条里试图找到我们应该在这个链条里处于什么角色，导致我们的成功和失败就是两个原因，一个是我们特别执着，另外一个是我们特别容易变。执着，中国软件业在发展初期以美国为目标，所有软件口号说要做中国微软中国IBM，当我们做出这样的定位时，忽略的就是企业的个性，这种口号实际上任何人都可以喊出来，但是对他自己拥有的资源，以及自己对市场的驾驭力时，这个口号就变成了空洞，到今天喊口号的公司都没有了，在远大理想面前我们牺牲了一大批有远大理想的企业。不认输的企业往往不能赢，你赢往往因为你认输，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往往有很多政治化的问题，比如说什么是民族，或者什么是自我的，特别是软件产业发起时，大部分是大学的学者，他们心中的信念，拯救国家民族的一种崇高的责任感，跟五四运动差不多，我们以科技兴国，但是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产业，实际上是大的系统里的一个链条位置。
第二，造成了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很多问题，就是变，一个执着，我刚才说了执着害了一批人，变害了另外一批人。任何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有幼稚期到成熟期，一直发展到最后，但是软件行业给人的想象比较大，这几年做软件的人务实多了，我们说我们是制造业，我们是普通的制造工人，过去一说这个人做软件很了不得，或者做网络，就觉得这个人是世界上不同阶层的人，做的产品没有重量也没有形状，放在一个盘里卖一百或者卖几百或者几百万也可以，说有用解决了一个系统的基础设施，说没用一点也没有用。象大家打电话时使用了我的软件也不知道，付保险费时用了我的软件也不知道，在这些方面，将软件变成了很神秘的东西，从价值到资本市场想象空间，从业的人员，整个的这个产业特别的浮躁，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要做这个产业，不管原来是什么水平，只要过去是学软件，最后可能就是比尔盖茨了，另外就想到了上市。所以媒体的宣传主流也都是这个，谁谁谁一夜之间暴富了，但是暴富的概率很低，但是拉动了所有的人往这个放走。
企业发展的过程中就会遇到问题了，奋斗三年没有暴富，认为选错了，就要重新选择了，但是四年后又没有暴富，也认为错了。所以企业是今天做这个，明天做那个，所以执着和我们易变，是我们在产业链条里最难的。所以要有一个定位，你怎样看待这个产业，今天软件已经变的不神秘的，软件业已经很惨了，因为没有哪一个行业能够象全中国人这样更了解软件，从中央领导十八号令，到每个人的电脑软件，手机软件，就象大家知道方便面一样了，这时软件就一落千丈了，价值大家又重新认识了。比如说手机上购买软件是多少钱，购买一张软盘是多少钱，工业用软件是多少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我们这个产业的定位，特别是刚才几位，我听到陈总说创新首先就是模仿，再有理想，想一想，我们充其量做了十年，这个十年在什么样的基础上，是在别人发展的基础上，我们现在连拷贝的能力，都是在培养的过程中。所以我们在世界经济大格局的变化过程中，我认为我们的定位文化和我们过去讲中国人特别适合做软件，这二个东西一抵消之后可能有问题。
中国人特别聪明适合做软件，中国人又想迅速致富，又特别不适合做软件，软件特别漫长，需要细节系统的组织，团结作战，整个的过程跟制造业管理细节没有什么不同，需要高级工程师，需要基础工程师，需要有人做很多管理，比如你问别人在软件公司做什么，回答是软件过程管理等，大家可能会奇怪这是什么职务，因为认为软件公司就是创新。我看中国政府对软件产业的重视，比汽车产业还重视 ，重视到什么程度呢，动员了更有远大理想的人员投身到软件行业，使得我们不能扎扎实实看软件行业，过去我们最瞧不起的就是印度人，认为印度人做的事不是我们中国人做的事，这就跟北京人看服务行业一样，到北京餐厅里一看没有北京人做服务，因为认为这是四川人做的。
但是今天走过来，我们看印度的情况，中国的软件行业不用转到国外去，在中国市场就够了。印度的GDP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整个人均收入比中国低一个水平。印度国内市场整个软件份额中国的十分之一不到，但是整个软件的产值跟中国差不多，中国略多一些。中国软件制造业跟传统的制造业不同，我们的人力资源成为全世界共享的受过教育高智商能够为全世界服务的人员，我认为印度在未来IT发展过程中，中国软件业不能融入到世界产业链条中，定位如果跟美国一样，做产品创新，我觉得还有相当的路要走，但是成为全世界软件服务加工的基地，就象现在的印度，印度软件产业里差不多百分之十到二十，是为美国人接电话，很难想象美国人打电话被印度人接过去，但是我有一次坐飞机看到一个短片，非常感动，知道了什么是一个产业的基本竞争力。印度人说英语标准，专门有学校培养说美国人的口音。印度穷人家的孩子，不知道美国在那里，专门有一批人组织他们背地图，知道什么楼的旁边有什么街道，如果美国人打电话过来说今天好天气，印度人也要回答好天气，即使下大雨。
这就是他们的核心竞争力，中国人的概念，核心竞争力就是没有人做，只要有了第二个人做就不是核心竞争力，但是问题是现在这种工作已经没有了，那天我看到一个人在研究人在死亡的一瞬间是什么感觉，死亡前五分钟是什么感觉，那是世界领先的研究，他研究的结果那个世界是极其的奇妙，所以人死亡是不会痛苦的。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企业不会做这种研究。我记得一次跟郭为讨论，我们现在做软件的，没有什么更普通的，我们是普通的劳动者，我们就象过去修电视机是高手，将来做软件，就象深圳做鞋一样的流水线，大批人在做，在印度已经发生了，在中国也一定会发生。可喜在过去一年里，从印度搬到中国来很多，日本也在大批量过来，我们锻炼自己的本领，放下自己的尊严和架子，知道自己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中，我相信我们一定有出息。
主持人：刘董事长对给我们论坛贡献了几句名言。“要想赢先认输”，“执着害了一批人，变害了第二批人”，“中国人特别适合做软件，中国人又特别不适合做软件”，“中国人认为核心竞争力只有他一个人做，别人不做，但是现在这样的工作已经没有了”。
陈东升：软件业要走下神坛。
王禄言：我现在有两个主要的业务，一个业务是跟早上的利丰行一样，我算是他的竞争对手，他比我们大很多，他做五十亿美金，我只做十几亿，还有一段距离。另外还代理名牌在内地的专卖店，米老鼠、唐老鸭、巴比娃娃，还有仁新啤酒，我在中国经商十几年，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们现在包括中港台，都在产业链里的下游，属于劳力，其实靠劳力也不丢脸，我们只有靠自己的低成本，但是未来我们是面对如何站在太空上看地球，看中国市场，来反省自我。我们现在常常听到说建立品牌，品牌是很有价值的，可是我觉得非常多的人将品牌变成了一种尊严，一种民族意识，一种国家的骄傲，去看品牌。我记得以前我带着纽约一家很有名的设计公司去上海百货公司参观，百货公司老总带着他们参观说这里有很多品牌，品牌一定有特性，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品牌时，一定有一个印象跟价值的赋予，如果只是名字是没有意义的。
企业网站看到最多的是企业老总、总经理，品牌绝对不是自我陶醉的东西，而是你走到街上问别人，比如说问扫地的老太太，知道不知道康师傅，知道就是品牌。品牌是很重要的东西，但是不要陶醉在里面，不要将品牌当成是国家民族的骄傲，现在中国将奥运金牌是国家尊严骄傲，老外说了这是运动啊。另外就是研究开发，我们亚洲人从来不被努力创意以及美，因为美就是原罪，哪一个女孩子打扮的漂亮不读书就是不好，我们在五千年里的文化里，在我们的血液里就是没有创意没有美。中国政府应该对软件业、科技业，要投入很多研发的人，应该给予很多税收的减免，我在台湾有一个小贸易公司，有六十个员工，有12个设计师，这12个设计师的研发费用可以抵税，因为政府应该给予企业这样的政策，让企业投资再投资。
靠民营企业这样的拼搏，我觉得真的很辛苦，我觉得政府行为应该在帮助企业。另外一点，我们的服务水准，服务的心态，我举一个例子，我可能要得罪很多人。我一年有200天旅游，跑来跑去中国这么多新城市盖了很多新机场，为什么这么不考虑旅客的方便性。随便举一个例子，浦东机场登场还是走楼梯，我相信设计机场的人很少旅行，可能是设计院里很资深的设计师。每天旅行的人，你可以问他们怎样设计机场，在浦东机场上洗手间很难，因为还要坐电梯。每一个服务要站在什么地方，就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看，我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对待。另外很多公共场所，机场的地都是亮晶晶的，这样很滑很危险，国外的机场都不是这样的，我们用最好的地砖摩的很亮而且还上蜡。服务在于被服务者的满意度，而不是提供服务者的感觉。
另外在产业里，应该对国际市场的敏感度增加，你一定要国际的人才，我想这一点其实我很骄傲，公司里80％的高阶主管是外国人，不要认为外国人不好，在整个东亚地区的主管都是英国人，在深圳的总经理是丹麦人，在上海管贸易业务的是一个英国人。各位，你用很多国际的人才，可以帮你找到缺点，就是我们习以为常的缺点，他可以看到。不要以为沟通不好，其实有时管理沟通不好也好，让你做A就是A，做B就是B，没有反驳，英文讲不好就不好辩驳啊。这是我讲笑话啊。我讲的意思是要因人才而用，而不要因国际，我是中国人就要用中国人，不是这样，要扩大心胸。要用全球人的智慧。
最后一点，我今天在会议里也有人提到，刚才也有听众提出来，有一点接近。一个经济的发展，还需要三只脚，政治、经济、文化，在中国说政治可能比较敏感，我们就说法律执行，法律执行跟经济政策以及文化，也就是说我想强调公司治理。我觉得一个企业要活得久活的长，公司治理没有做好，有再大的本事，只会让你犯最大的罪。我觉得我们今天就象今天早上有人说民营企业约束不了自己，这是自己侮辱自己，难道我自己不能约束自己，你讲的意思，可能是很多人约束不了自己，可是我觉得公司一定要自我要求，公司一定要有社会责任的感觉。我目前看到中国整个经济的最大危机，在于如何重建企业的社会道德，以及老百姓的社会道德管理。说实在话，技术、资金、人才都不难，整个社会的伦理道德重建，否则的话我们中国越富，这个社会越糟糕，会变成富而不仁的社会，难道富而不仁的社会应该骄傲吗？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最最努力，而且所有的企业主，董事长、总经理应该自我约束之外，每天每天象传教士一样跟手下讲，我今天创业已经是第25年了，我今年50岁了，我25年岁是一只电话一张桌子出来做贸易，当我营业额突破三百万美金时，我去找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这家事务所问我这么小怎么做这个，而且你付得起吗，我说我要做对的事。1988年我到香港开分公司，很多朋友跟我说外商银行歧视台湾人不借钱，我第一个星期找汇丰银行，说你刚刚开公司一个星期，凭什么跟我谈额度问题，我抱着我过去十年的签证报告给分行经理，这个就是我的业绩，隔了一个星期批了我二百万美金。新开的公司什么业绩也没有，就给了我二百万美金。而我也没有失望，一路成长过来，我在新加坡一家上市公司，香港二家上市公司，公司内部的管制非常严格，比交易所要求的严格，而不会松，这样公司虽然赚钱会少一些，但是企业会活很久。今后这个论坛，可以不可以谈一下让企业让社会让学校都重视这样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根本提升中国企业的竞争力。
谢谢。
主持人：王总是在座六位企业家中唯一来自大陆之外的企业家，王总在改革开放的同时开始创业的，您25年的历史，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25年时间。您给论坛贡献了很多很有价值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我总结是走向神坛的品牌，品牌不应该有其他内在的含义，就是一个特定的用户印象。第二，政府要为企业研发买一定的单，用这样的政策鼓励企业做研发。第三，服务的提供商要站在用户的角度上思考，公共场所的地板不要太光太亮。第四，公司做的越大，公司治理不好犯的罪越大，这对中国现实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一点，我们不应该成为一个富而不仁的社会，尤其是作为企业家，也就是企业主。
刚才嘉宾说了非常多的观点，下面我们进行观点的讨论。
首先代表听众问一个问题给郭总，刚才您谈到了国家战略、公司战略，因为这个论坛的话题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所以我的问题是不是有一个产业战略，在您的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中，这个产业战略是怎样的？在座的老总都是自己行业里的龙头企业，作为龙头企业，在国家战略和战略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
郭为：国家和企业就是这么多资源，你往哪一个方向走，就是这个意思。国家再发展产业，总得要吃饭，总是要住房，总是需要买保险，这些产业自然在这些地区的范围内会成长，也要根据自己的特性成长和发展。神州数码一方面看着这些产业政策，就赶上了这个产业被人说热了，但是回归来说，一定要想你为社会创造财富究竟在哪里？说到战略选择，你也想成为宝钢，但是没有这样的资源，只能慢慢做起。我们也是这样，先做贸易，然后做计算机，产业总要升级，这样一步步做下来。其实从本身价值创造来说，仍然存在机遇，比如说同仁堂就活了350多年的历史，今天还是有价值，但是中国的中药业在全世界不行，占市场10％，这跟企业不是完全对应的，但是会有相关性。所以回到自己，你一定想到别人卖十块钱，你可以卖九块五吗？没有不竞争的行业，你必须在竞争里求得生存，这是第一。第二，你还要不断的变，除了成本低，还要比别人好。
张醒生：刚才几位嘉宾都谈到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其中最突出的一点，谈到劳动成本，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低。过去我在跨国企业工作，我对这个问题，站在跨国企业的角度来说，我是做战略的，也做过一些分析。在中国没有加入WTO之前，没有自由进入的时候，跨国企业要进入中国，不得不跟指定的“姑娘”结婚，这时你用什么样的成本都要接受，可是这样的比较优势，能够持久吗？当任何一家跨国企业都可以自主在中国设立自己独资企业的时候，可以自由的聘用自己工人的时候，你能够聘请的四川姑娘，他也可以聘，过去他聘请员工必须经过外企服务总公司，中间剥一道皮，人为的增加了成本，当他可以直接在劳动力市场上直接聘用时，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优势还存在吗？这时拼什么？这是我第一个提出的话题。
第二个，作为企业的领导，你有责任不断提高自己企业员工的福利待遇，不能够将自己的员工工资待遇劳保，压到非常低的限度，不能跟随这个社会的成长，必然劳动力的成本也在成长，这个时候我们的比较优势还有吗？从这两个角度来说，从长期的时间来说，如果中国企业长期片面的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你所拥有的优势别人照样可以获得。可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最担心的是什么？他比不过的是中国企业决策快速、准确，适应市场，再加上郭总刚才说的能够扣紧国家整体经济脉搏。
举一个例子，我过去在爱立信负责手机业务，95年我们靠一款手机将摩托罗拉打败，但是那款手机是在瑞典设计，瑞典装的内置语言，可以装入所有国家的语言，就是没有中文显示。于是我就要回过头来游说瑞典的研发中心，求求你们赶快写中文显示，在中国市场没有中文显示的手机销售很困难。这样一个困难的事情，在跨国企业里需要多长时间呢？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当然如果中国的企业，当时也拥有同样的技术，也有快速的反应，二三个月做完了，可能就抢了先机。因此我认为，我为什么从跨国企业跳出，我认为未来十年二十年一定是中国企业崛起之时，但是崛起不是拼资源、拼劳动力优势，而是拼决策，同样的管理同样的技术掌握，但是我比你快半步，快鱼吃慢鱼。在这个角度上，我们的决策链条要比他们更比，把握市场脉搏更准。中国企业要提升自己在整个全球和中国本土企业的市场决策、决胜的能力，一定要快，一定要更准，这样跨国企业就没有办法跟你打了，这样你就更灵活了。中国企业要实现快、准，实现和跨国公司之间的这种灵活较量，一定要引入非常好的信息支撑手段。所以信息技术一定是提升我们企业竞争力必不可少的环节，从这个角度来说，今天有这么多的IT企业、软件企业在中国，事实上就是看到了未来中国企业的决胜，以及决战的战场，不仅仅在品牌，不仅仅是在销售额，而且是在快速反应，当我们成为羚羊的时候，就不一定输给笨重大象。
主持人：今天又引入了张总的超级销售人才。转了半天，又回到了信息技术。张总三年前带着北京一帮人才考察，看来还是深意的。刚才本土企业的王总是什么想法？
王文京：公司交货期平均就是三到四天，上午要快的时候，下午就要交货，或者明天去交货。交货期里可能有一些定单会改变，这个可能在原有的生存管理模式里可能也是难适应的，亚洲文化，特别是东亚文化，恰恰很好的适应了这点。制造业企业其实这是很有竞争力的，这是制造业，这相应给了软件业一个机会。要针对这样的客户提供软件的话，原有的西方模式的相对来说长交付期的软件应该不适应了，这恰恰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就可以结合中国本地的生长特点，制造业的客户要求，研发提供软件，最适合他。我们的产品就比国际产品有竞争力了，就可以更好的贴近客户，亚洲文化、中国文化快速响应，确实有一定的用处。东亚国家，包括中日韩，在快速消费品方面，全世界的竞争力很强，反倒是大产品的竞争力不是很强，在制造业的环境里，我们做软件的服务，比国际厂商更有竞争力。
主持人：王总的话意思是快速消费品特别适合于快速反映的企业文化，所以慢的消费品就不行了。刚才东软的刘总说了走下神坛的软件业，但是亚信张醒生又说离开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就不能提升产业。
刘积仁：事实上现在的软件，过去我们看软件，最开始在中国软件是军事使用，比如说炮弹基地，后来是搞科学计算。现在的软件已经不一样了，每一个产业都有软件，只是表现形式不一样，比如说手机软件，一个MP3，一个数码相机，每个家庭里使用的电脑，今天的软件已经变成了一种消费类的概念了。在我国排软件企业时，华为排在第二三名，因为华为卖的交换机里有软件。现在洗衣机里冰箱里微波炉里，到处都有软件。到今天为止，软件已经是其他产品的一部分了，中国未来在这样的竞争里怎样看待自己，未来我们成为研发的基地，中国的企业和外国的企业已经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外国的人到这里来可以使用我们的人，我们的成本低，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我们可以中国人更了解中国，但是如果外国企业用了了解中国人的人，也可以一样。我们也可以跟外国企业一样反映快，从我自己的体会来看，东软的发展里我们也用了很多外国人，我们开发医疗软件，就找了外国企业里的一个做软件的外国人，付比他更高的工资就挖过来了。
老外学易经，我们学人家的MBA，我们的道是说不出来的，而说不出来的道是最高的道，我认为这就是中国人赢的哲学。中国很多企业创业能够成功，要真正写出来，或者全世界成功的企业写出来，都是MBA里的一个案例，是抽象里的一个具体，但是任何人照着书再做一遍，成功的机会几乎没有了。我们说中国的企业，怎么能够打败国外的企业，有什么方法打败，我觉得打败之后肯定能够总结出来，打败之前总结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
陈东升：我们都是技术派，我记得刚刚加入WTO时都喊狼来了，洋狼和土狼，后来我开了一次保险的CEO会，今天我一看没有白狼也没有黑狼，都是黄狼。所以实际上现在的竞争就是跨国公司本土化的过程，将白狼、黑狼变成黄狼，就是文化、人才当地化。另外一个问题还有就是决策机制，当年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印象很深刻的，我作为泰康人寿的董事长马上拍板行动，具体的东西我就不说了，总部有CEO，下面有国际总部，有CEO，下面还有亚太总部，也有CEO，还有大中华区的总部，然后还有中国总部，然后还有上海总部。实际上外国跨国公司也是不断在变，中国企业也是一样的。我为什么刚才强调几大禀赋优势，这是基础，是你的理论基础，是你的决胜或者取胜的基础，如果没有劳动力的禀赋优势，如果没有这样的市场规模优势，劳动力的禀赋优势，第二是市场规模病势优势，这是决定中国企业在价值链里提升的最终因素，剩下的都是讨论过程。每个成功的人，都是不同历史、文化、哲学、经济、市场竞争，还有几个哥们的禀赋不一样，所以成功都是独特的因素。
王先生来自于台湾，他的思路给我们很多启发，亚布力论坛到现在这个论坛已经五六次了，中国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二十年的改革开放，在座的企业大部分是十年历史，其中五年是在黑暗期摸索，过去中国公司那里有法人治理的结构，那里有国际化的概念，那里有品牌化的概念。所以我们今天唯一的就是象友邦很厉害，怎样跟别人争取过来，我们就是要振兴民族保险业，这就是我的武器，你也要找自己的由头。实际上大家心里明白，张维迎今天说的第四种情况是不存在的，其他三种情况是存在的。实际上就是企业永远赚钱，不赚钱的企业一定被淘汰了，一个是赚今天的钱，一个是赚明天的钱，我要对维迎的观点，通俗化的表述，实际上就是赚两个钱，赚今天的钱，就是他说的只赚钱不做社会贡献的人，还有只赚明天的钱，做品牌大投入，等着上市，等着成为比尔盖茨，等五年等不及了就死掉了。
王禄言：我非常赞成陈总的讲话，他之前的发言里说到中国的经济要转向消费型的经济，这也是目前中国经济最诱人的地方，这个市场最诱人的地方，全世界都在看这个市场。
现在中国还是在顺差，我在这里大胆预测一下，不超二年，24个月，中国将出现逆差，进口大于出口。为什么这么说？我在92年就在经营国内，第一次进入巴比娃娃，一货柜，三年卖不完，因为太贵了，现在进口关税降了10％，我一年要卖八百个货柜的巴比娃娃，有这么大的差异。这也代表着中国的消费者有权利享受全世界最好的东西，这是中国人的福气。
我现在常常到很多论坛，我是唯一做很传统最落后的行业，不是金融保险就是软件科技，我觉得他们还是在神坛上，国家战略和企业战略，国家战略里所有的部委都删除了，只有信息产业部，说明还是在神坛上，纺织轻工都没有了，都变成了轻工总会等。所以搞信息产业的，我们还是尊重你们，你们还是在神坛上，还是很尊贵，没有你们的话，我们的企业运作不会顺畅，但是如果没有传统行业的话，信息产业没有地方卖了。所以这是相辅相成的。
其实中国这个市场，对于很多海外来说，就是刺激。上个月我代表香港贸发局到温州宁波推广香港的服务业，有一个人问我一个问题，你们香港的定位危危可及，上海马上要超过香港了，你怎么看？我说上海超过香港这是中国人的福气，如果有一天在上海开公司不需要审批这不是中国人的福气吗？我在香港生活了16年，现在两个上市公司，我不认识香港的官员，香港的官员也不认识我，那天在演讲的时候，交易所行政总裁坐在我旁边，我第一天见到他，往来都是书信，他问我问题我让律师回答他，我不用请他喝茶跟他吃饭，如果我可以这么简单在中国做生意，告诉你中国该强盛了，中国人该赚钱了。
主持人：王总的名字到底是来自大学中庸，说话不简单，这几句话说的不简单。一个是PRC的心结，还有就是上海超过香港是中国人的福气，我们欢迎二年之后，王总再到这里做嘉宾，看看他的预言能不能实现。
下面的时间留给在座的企业家，以及媒体朋友。
现场：我听了这么多意见，我觉得有三点没有提到的。
我是香港来的。根据我四十多年做国际贸易的经验，想提供一些意见给大家做参考。我认为下面这几点都是这次会议根本没有提到的。第一个没有强调质量的重要性，我们做到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但是别人说零缺陷就可以了。第二是环保的问题，我现在就在做环保，将生意交给儿子。我觉得WTO就是一个陷阱，加入WTO之后，你就算是做螺丝钉，环保没有达到也不能出口，如果这样，中国将有数十万的工厂马上停止出口了，这样的话就会造成整个经济的崩溃，可是现在大家都在做假环保，随便弄一个东西过关就算了了，这是非常危险的。第三，我以前和王先生一样，我也在台湾14年，为了反倾销我跟台湾国贸局翻了桌子，全世界我们的倾销案最多，有几百个这样的案例，这就是一个陷阱，为什么会有这个陷阱呢？我们没有办法低档，因为我们都在做假帐，朱总理到香港说千万不要做假帐，这就是王先生说的我一定要做长久。中国的会计师事务所做的帐人家不相信，所以到美国去，我已经身经百战了，帮台湾打了四次四次都赢了，我不是律师，但是我苦心研究是什么样的陷阱，他说你如果利润不到8％，你就是反倾销了。如果你做假帐，永远死定了，最后连会计师都帮不了你。如果你没有倾销，因为我的管理好，我的质量好，所以我还有8％赚，你就不能裁定我们是倾销，可是我们绝大多数的工业不懂这些，所以这是非常危险的。我提出这三点，当然我也非常赞成王先生说的企业伦理道德文化，熊彼得说你不能赚钱就是犯罪，但是首先必须要有企业文化，必须要有企业的道德和伦理，这样我们从事这个行业的人，不能说流芳百世，至少也是清史名扬。关于产业链条方面，我很有遗憾，今天早上世界性的专家，这位冯国经博士我认识他很多年，他的普通话说不好，大家听不懂，我很希望你将他的演讲好好研究，我跟他认识很多年，因为他里面有非常多的意见，是怎么样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人淘汰，而可以挣脱出来。希望大家详细研究冯博士演讲的内容。谢谢大家。
主持人：二个观点非常有价值，WTO是个陷阱，第二反倾销是个陷阱。这一定非常抢眼，读者一定爱看。
现场：我是从香港来的。请教全威国际公司的王禄言先生，一个民企怎样可以提高他们的企业管制？希望你可以给我们一些意见，因为从02年，欧亚农业事件到这次香港的股票市场上有几家民企，他们在管理诚信方面，以及财务方面发生了问题。你刚才也说了，去汇丰银行提贷款申请，银行对民企的贷款态度可能保守了，还有也影响投资者对他的信心。
王禄言：我想民企的确在香港市场这几年造成了非常大的负面影响，尤其是投资者对民企的信任度，好象有很大的动摇，中国银行五个高层四个犯法，这也是非常大的国际间的新闻。刚才现场提问者也说到企业道德，很短的时间将社会道德提升，至少需要二十年到五十年，象台湾过去也是这样盗版王国，后来七八年没有人敢作恶，很简单只要盗版，先抓起来关起来再算赔多少钱。民企侵占了股东的钱，或者有任何不法，如果有三千个股东，就告犯了三千条罪，关的越久越没有人敢犯，只有严法，否则的话，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我知道很多民企是农村的，知识水平不高，现在发达了，所以我认为民企的规律，企业本身的道德规范，很难让它自发，唯有在法律上约束严格。这是唯一的方法，我想。
主持人：中国社会长期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比较温和，要提高中国的管制水平，要用法家的精神。
王禄言：儒家的精神，就不应该盗窃股东的钱啊。
取了儒家的缺点，将儒家的优点抛弃了。
主持人：在中国国内股市上市的公司，有很多大的国有企业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大股东挪用上市公司的资金，但是如果我们看中国联通等特大型的国有企业到美国上市之后，没有听说挪用问题。
现场：谢谢主持人。我是IT经理世界的记者。我有一个问题分解为二个方面，我们提到企业产业地位，既然是产业链的话，企业个体不是孤立的，而是在供应关系框架之下考察的，我们看到很多成功的企业，在产业链上并不是很高的位置，比如说做配件，做配套，或者外包象软件业的外包一样，还有象做跨国公司的中国供应商，比如象沃尔玛、家乐福的供应商，他们宁愿接受他们他们的进场费和压低价格去进场。我看到东莞做米老鼠产品最后完成时，要向迪斯尼购买一个激光防伪标志，如果不购买的话，就不能进入供应链。中国许多配套的产品，还有做外包的产品分工企业，一时没有办法跨越这种阶段进到更高的阶段，没有能力去制订行业的规则，在上下游关系里，中国企业能不能在制订游戏规则时有所提升，从而提升自己在产业链条中的地位？
王文京：最适合的层次，最适合的环境，从中低端做起不一定不好，就是在这个能力层次上，我们就从这个层次做起，就象印度软件业就是这样做的，然后逐步逐步开始提升的，现在可以做到这个位置。现在国内的软件，我们要加入国际市场，找到自己最适合的位置，并不是很高阶，但是我们就从最适合的位置做起，逐步提升，我相信国内很多企业可以逐步提升自己在产业链里的价值位置。
现场：我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东软的刘总和神州数码郭总都提到中国企业模仿就是创新，另外中国企业跟国际巨头相差太远，这里就涉及到如何提升中国企业在产业链的位置，依照目前中国企业这样的资源和能力，我们设想什么时候才能达到世界级的企业。日本的企业在五十年代依据他们的能力和资源，根本达不到七八十年代的水平，但是美国教授研究之后说可能他们的战略不同于原来老一套根据资源和能力设计，达到了那样的一个水平。中国的企业如何应对国际的竞争，能够比较快速的在产业链的位置。谢谢。
刘积仁：我理解每个企业有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进程，我同意王文京说的观点，看到台湾、日本、今天的韩国，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就跟中国的位置一样，今天通过他们不断的变革和努力，达到了今天的位置。我举一个自己实践的例子，比如说我们做汽车导航，开车的时候，就可以找到电子导航的路。象奔驰、宝马等，到今天广州的本田开始使用我们这样的东西，开始是别人让我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看到一台车，比如说我们做汽车音响，第一套音响卖二十万人民币，尽管我们付出了劳动，但是拿到的钱很有限，但是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有了研究所，开始研究汽车里的装备，这个过程我们走了十年。每个人都有远大理想，但是必须一步步开始做，任何一个创业的过程，大概你一步步走过去，就变成了总和，只有一段一段积累才能这样，我们谈到中国企业在产业链的低端，不觉得什么是高或者是低，我经常开玩笑说，你给别人工作的时候，是一种学习，在学习的时候还能赚到钱，这是上学拿到奖学金了，这时就不是低了，都是为人民服务，只是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不同。
我的理解是这样。
郭为：在WTO谈判时，我想最艰难的就是服务业，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想打出去非常难，刚才刘老师说不管高端、低端，我认为还是有非常大的差异，微软还是拿着最赚钱的东西，你拿的还是不赚钱的东西。日本、欧洲等国家就是看的很明白了，但是在服务行业，你首先有自己的加工厂，别人要进入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实际上我觉得我们在企业发展策略里，不外乎就是两条，一条就是跟着别人，就象刘老师说的，我们做加工业也是最低端，做软件外包也是最高端，从那个地方在起来，花十年或者二十年的时间，逐步往前一步，你最终可能会走出来。第二，利用国内的市场，在服务行业里走，比如象沃尔玛，一定要将自己的竞争优势做出来，我们的零售没有办法跟沃尔玛相比，沃尔玛是计算机通讯最先进的企业，我们过去将零售业看做是一个外包最简单的服务，其实在美国市场上，零售业是高科技的企业，和中国的概念完全不一样，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改变，我们还是在家门口这样做，中国企业永远不会有竞争力。从这两个意义来说，我们的策略就是围绕这两个方面来做的。
另外我们中国的企业，在世界价值链上核心一点的，还是要靠管理，你在一个犄角，产值比较小，人家不跟你竞争，但是在大的产业里，汽车、石油、电讯等方面，你能跟别人竞争吗，这时需要管理。做软件，或者任何的产业，管五个人可以，但是管一百个上千上万人时，你的效率怎样提升，刚才张醒生说短期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再往下走可能不是我们的优势，IBM可能反映比较慢，也犯过比较大的错误，但是由于良好的企业文化和管理，使得从92年克斯特上台之后又成为伟大的企业，我们跟国外企业打仗比较多，合作也比较好，我们要想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一点地位，真的要从学徒工做起，一点一滴的积累，花十年二十年。另外中华民族整个几千年来的四大文明古国，只保留了一个文明存在，说明了我们的生存能力比较强，我们最终也会取得比较大的进步。
刚才我借着王先生的话说，讲到儒家文化，实际上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有两个民族是比较光彩的，其中一个是蒙古族，中国的英文名字，实际上就是从这里来的。
主持人：今天下午的论坛到这里进入尾声。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总结一下自己的观点。
王禄言：企业要进步，其实只要将每件事做好就了不起。全世界70％的脚踏车用的刹车器都是由台湾一家企业做的，不出名，但是控制着关键零件，所以大小并不是问题，高端尖端低端不是问题，只是将质量做出来。
刘积仁：只有耐心才能够冷静，冷静才能够找到自己的一条路。我们应该走到国际上，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价值，如果将中国的文化变成一种竞争力，我们就跟其他的竞争对手不一样了。
陈东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郭为：最近开奥运会，奥运会是一个国际竞争的大舞台，确实我觉得乒乓球没有打好，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责任感太强了，跟打球跟政治挂的太紧密了。但是实际上金牌是要靠一块一块拿，我们做企业也是靠点点滴滴一步步的积累，包括李先生说的那些观点，之所以我们谈不出来，很重要一点我们没有这样国际化的经验，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看到，我们必须将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扎扎实实做起来，花很长的时间在国际市场上发展起来。
王文京：将基本功练好，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竞争力一定可以提升。
主持人：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我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就象技师到工程师到高级工程师，一步一个台阶。这里首届高峰会，希望本次论坛对中国企业家，不光是海峡两岸，还是港澳的企业家，在这样的问题上达到交流和共识，在这个论坛上有充分的交流，并且在全世界产业链提升过程中，我们这个论坛也发生独特的作用。好，我们下午这个论坛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