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主笔/宁南 记者/王晓玲 王强 袭祥德
这是一个难以判断的市场。一方面，国务院7月22日就投资体制改革发出号召：“加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实行政企分开，减少行政干预，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在此次暴风骤雨般的宏观调控中，却饱受市场各界和多位经济学家“行政干预”的指责。
10年前的那次宏观经济过热后，中央政府痛定思痛，在十四届三中全会决议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奋斗目标。10年后的2004年，当经济过热又一次卷土重来时，市场调控手段并没有发挥理想的作用。情急之下，中央政府不得不重举看得见的大手，用行政干预的武器强力矫正市场。
这更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社会。25年前，中央政府以“解放生产力、提高社会效率和人民生活水平”为目标拉开了中国改革的序幕。25年后，中国GDP的增长速度全世界最快，但同时公平成了大问题——人群收入差距最大，城乡收入差距最大，基尼系数超过0.4的警戒线，接近0.5（专家普遍估计在0.5以上）。
7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最新报告《当代中国社会流动》进一步印证了这个社会的复杂。课题组组长、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陆学艺就报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社会）已经形成的十大阶层中，该缩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该扩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如社会中间阶层只占约15%；几个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中，子女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而同代内的流动明显减少，出多进少；可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社会的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积聚的趋势。”
由此产生的激烈争论“燃烧”在经济研究者之间。在宏观调控最惨烈的2004年上半年，交锋达到了顶峰。
被称为“新左派”的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已经掉进了美国式“新自由主义”的“陷阱”，市场的过度开放和隐蔽的“私有化”的蔓延，使中国的发展道路面临着“拉美化”的威胁。
而另一些自称奉行自由市场的经济学者，则一如既往地指责中国市场化道路的不彻底，责难过多的政府干预直接影响了市场作用的发挥，把目前诸多问题的症结归于改革魄力的不够。
站在其间的中间派，得到的结论是，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多多少少是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执行效率优先的政策方向，政府的政策也是更加偏向于资本而不是劳动，社会因此而潜伏着诸多不稳定因素……
这种阵痛带来的焦虑更影响了新一届的领导者。约翰·桑顿办公室主管合伙人、高盛公司高级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珀·雷默，5月11日在英国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他精心研究的成果——《北京共识》。这位出色的特技飞行员兼前《时代》周刊最年轻的助理执行主编兼外事版主编写到：“‘资本主义’过去20年在中国造成的问题促使中国的决策者和领导人寻求一种新的‘协调的’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公开发表的惟一的文件有一条不同寻常的点名主旨的标题：《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强调的重点是‘完善’，而不是‘市场’”。
如果雷默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么2004年中国改革最大的秘密就是决策思路的重大转向。这种转向在雷默看来，最核心的体现就是公平和创新的原则，其“哲学含义应当更深刻地视之为拒绝垄断控制”，因为既得利益集团垄断控制经济、知识、创新、甚至思想的危害性已经大大加深了中国改革的矛盾。雷默因此认为，“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垄断控制权力在中国的前途问题。”
事实上，这也是改革25年来挥之不去的阵痛，是中国发展道路中持续纠缠不清的难题。对之反思所包含的意义，已经紧紧地与改革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