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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回潮”？
7月28日，国资委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学庆告诉《商务周刊》，外电报道盛传已久的电信业“四合二”的重组方案纯属谣言，遭国务院否决更是无从谈起。
“我从未听说政府在讨论这一重组方案。”王学庆说。
今年5月25日，《香港商报》曝出消息称，关于国内将电信运营企业合四为二的报告已递交给国务院。这一报告建议实施“一固网商合并一移动商”的策略，将四大国有电信公司重组为两家公司。届时，中国网通将与移动服务领军企业中国移动合并，主导市场的固定电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将与中国联通合并。
消息还称，有关方面的理由是，“四合二”的方案一旦实施，将最大限度地避免国内未来3G的重复性建设难题，以集中内地电信力量，达到做大做强与海外电信企业竞争的目标，并间接解决3G牌照难以平衡发放的难题。此后一个月内，国内外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后续报道，除了“四合二”方案，后来更出现了“六合三”的版本。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所长张军扩则告诉《商务周刊》，他不敢肯定这些消息的真假，但自上次电信分拆后，内部就不断传来再次重组的意见和报告。他甚至还听说一种方案，“四合二”后将联通的GSM移动牌照分出去再组建一个合资运营商。
无论消息真假，由之引起的喧嚣，已经使这一事件成了继上一轮的电信改革后电信业最轰动的新闻——其从打破垄断开放竞争回到重新合并塑造“寡头”的思路，背后所隐藏的丰富信息已经远远超过了新闻本身。比如，再次重组是不是意味着上次分拆的错误或失策？导致电信再走回头路是因为市场开放竞争过度还是由于垄断不够？这些已不是电信产业本身能够回答的问题了。
中国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总工程师、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理事长杨培芳给《商务周刊》的解释是，“四合二的传言，是大环境和小环境造成的。国际上也有竞争过度的问题，竞争过度，成本增加了，互联互通出现问题。国内也有这样的问题，六大营运商的利润增长都有下降的趋势，而且还是国有资产。”他认为，这种回潮是事出有因，也反映了电信改革的波动性。
杨培芳甚至把这种波动性追溯到了新自由主义。“芝加哥大学新自由主义的代表弗里德曼提出，由于政府的错误干预，使得市场失灵。里根和撒切尔夫人把弗里德曼给捧起来了，都是率先把公共部门私有化，然后实行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他说，“而我们80年代派出国的留学人员，正好学70年代的这个东西，就是全部交给市场来管。”
在他看来，这批信奉自由经济的海归回国后进入政府或学界，都将他们所领会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或多或少地学以致用了，当然，也包括电信改革。
杨培芳原来是原电子部科技司搞光纤的技术专家，1982年转攻经济。这位“半路出家”的电信专家自称为了学习经济，找到一个理论工具，头发都熬白了。他坚持电信业有其自身的特点。
“不能说打破垄断提高竞争就不需要管制了。”杨培芳的理由是，1970年代后期，西方经济学界认为市场有能力促使电信行业平衡竞争发展，取消管制成为主流；1990年代发现分得太散也有问题，就从取消管制到了放松管制；但随后发现放松管制也不对，在2000年代左右，西方大部分国家又变成了重建管制。
其中重建管制的重要理由就是互联互通。杨培芳举例说，“中国联通1994年成立后，在天津搞了市内固定电话，当时电信部门就不给它连。为了不死掉，它就靠国家，请《焦点访谈》，最后国家就命令电信必须得给它连通。市场经济在这个领域就变成了命令经济。”国外的例子就是巴西——巴西电信分了十几家公司以后，相互之间开始打架，最后也只好由巴西总统下命令解决问题。
杨培芳认为第二个需要管制的理由是这个行业本身有天然垄断性，如果政府不管的话，在基础电信领域，就会变成一家，“如果没有政府支持联通，那么移动一降价，联通早就被移动给并购了”。
所以，杨培芳的观点是，一定要引入竞争，但引入的不能是完全竞争，而是适度竞争、有效竞争，而为了维持适当的竞争，也需要政府的管制。他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3年前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竞争》，“吴基传部长为这本书写的序中，也认为电信要引入完全的市场竞争。但在吴基传去职前一两年，他也承认，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没有研究电信产业的经济规律问题。”
“垄断的时候，我提出要引入市场竞争，现在大家说要竞争的时候，我说要管制。”杨培芳说自己被人称为和事佬、是折衷主义，但他坚持自己找的是第三个极端，“这个手既不是看不见的手，也不是看得见的手，它是挽在一起的手。”他把这叫做第三只手。
经济学家讽刺他“弄出个第三只手来，可以去申请诺贝尔经济学奖了”，但杨培芳不为所动，他认为，“适度竞争、有效监管”，已经逐渐成为了电信市场的一个主流认识，“前两年这个不是主流，那时的主流是自由市场，就是全部放开不管。当然有的经济学家还是这样主张，就是电信完全竞争，就要放开市场准入。”
现在，吴基传和杨培芳发起成立了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过去我们都是搞技术的，但在1998年电信大讨论中，经济专家把我们技术专家都打败了，这让我们觉得经济比技术更重要。”电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因此应运而生。
“我们就想先把经济规律研究透，然后再用来指导我们的电信行业发展，使得我们的政策能够更加理智一点。”杨培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