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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9日郎咸平教授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之后，围绕如何评价过去20多年来的国有企业改革，对民营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做怎样的价值判断，中国经济学界与企业界引发了一场争论。8月24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就此问题接受了《经济观察报》与《证券市场周刊》记者的联合采访。8月28日 《经济观察报》以“张维迎回应郎咸平：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为大标题，以“民营化是‘被逼出来的’”，“衡量改革的标准”，“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改制的第一危险”，“不因资产可能流失而终止改革”，“改革的时间价值”，“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为几个小标题，全文刊登了联合采访的内容。
8月9日郎咸平教授发表演讲指责格林柯尔之后，有4万多网民参加的新浪网网上调查中，认为郎的文章“一针见血，分析精辟”的超过了90%。而对郎的观点提出疑问和批评的几位国内学者，此后则毫无例外地遭到了责难。而这篇文章，笔者之所以用“对张维迎回应的强烈回应”这个题目，一是对张维迎教授采访内容登出后，不到一天时间跟贴就达400多人。从内容看，90%的网民对张维应教授进行了强烈抨击，可以说，引起了广大网民的强烈反响；二是笔者连续看了两遍张教授回答记者的全文，且不说他如何评价郎咸平教授，对于张教授的有些观点实在不敢苟同，实在忍不住，确实想强烈予以回应。
到底在国有企业改制中如何出售国有资产？张维应教授说：“即使是‘零价格’甚至负价格转让，国家也不一定吃亏，因为很多国企都有很多的负债和职工负担，这就好比你带着女儿改嫁和你单身一个人改嫁时的谈判能力肯定是不一样的”。看了这些话，真让人大吃一惊。按照张教授所说的，国有资产在改制中应该无偿送给私人，甚至还得倒找钱。这些年，国有企业在改制中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刚刚发生的某地把一栋价值2000多万的楼房作价150元卖掉，一些人利用改制之机大肆鲸吞国有资金和资产，这已经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而作为著名教授，竟然视这些于不顾，主张国有资产“零价格”甚至负价格出售，确实令人百思不解。一些改制企业中的职工，在改制后得不到妥善安排，动辄就被威胁下岗、失业，生活待遇、工资待遇、养老问题等等都没有得到很好解决。而张教授竟然把辛辛苦苦为企业奋斗几十年，最后还要面临下岗失业、老无所依的职工看作企业的累赘和负担，这就清楚说明张教授站在哪些人的立场上说话了。
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原因是十分复杂的。但是目前的主要问题是卖资产的人卖的资产不是他自己的资产。他可能既是卖者又是买者。作为卖者，他卖的不是自己的东西，作为买者，他是在给自己买东西或者给自己的亲戚或者关系人或者给过自己好处的人买东西。这样一来，国有资产怎能卖出好价格，国有资产又如何不流失呢？张维应教授说：“不能因为会出现国有资产流失的可能，就终止国有企业的改革。”我们要说，不能眼看着国有资产成千上万上亿的流进一些私人的腰包而袖手旁观，不进行制度完善，堵塞流失漏洞，一味地进行所谓的改革。
张维应教授认为：“企业改革、改制的第一危险不是来自国有资产流失，而是来自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列举了一些例子。对于这样一个判断，我想笔者以及大多数民众是不会赞同的。我们不排除一些政府部门有一些失信行为，使一些参与改制的私人遭受损失。而目前改制过程中的多数事实是，一些人借改制之机，鲸吞国有资产资金，甚至企业领导还是那些领导，一改制，牌子一挂，这些人竟然成了企业的所有者，大量国有资产流入了自己腰包。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不为在改制过程中如何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提出建议和对策也就罢了，竟然不顾改制过程中出现的突出问题，而提出改革改制的第一危险是国家政府部门对私人资产的侵吞，真是不顾客观事实的“睁眼说瞎话”。
张维应教授认为：“如果一项变革，能够使得社会总财富增加，或者说受益者所得足以弥补部分人受到的损害，这种变革就是正确的。因为不这样做的话，整个社会就会被锁定在无效率状态。”他多次强调了只要社会总财富增加和有利于提高效率这一观点。但是，为何只字不提总财富增加到了哪里？为何只字不提兼顾公平的问题？如果一项改革，确实是社会总财富增加了，但是这些财富都流到了少数既得利益人的腰包，即使到了国家兴旺发达，到处高楼大厦，但腐败泛滥，环境恶化，社会不平等，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处在困境，那么这个社会就要出大问题。老百姓现在对待改革的态度远远没有80年代积极，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一些经济学家的馊主意把改革带来的成果给了少数人，特别是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一些国有企业资产资金流进了少数人的腰包，一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敛财暴富，而大量职工只有面临下岗失业的困境。一些企业甚至把大量减员、分流、下岗作为改革成果来总结，作为衡量改革力度大小的标准。总之，一些改革成果落到了少数人的腰包。贫富悬殊的拉大、城乡差距加剧、东西经济的悬殊等等，都是明证。党中央、国务院敏锐地看到了这些问题，提出了改革必须使大多数人得到好处，改革的成果必须使大多数人得到的思想。难道中央的判断没有张教授正确吗？
张教授一直强调效率，为何不强调公平？如果说改革初期中国最需要的是效率的话，那么，现在最需要的是公平。张教授说：“离开社会总财富的变化，纠缠于分配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我要说，如果不实行一些有利于大众的分配政策，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必然出现假公济私和资源流失，改革的果实就会落到特权分子手中。而权力经济不改，市场经济肯定不能真正实行公平竞争原则，既影响公平，又影响效率。如果一味强调效率，贫富悬殊进一步拉大，就会引起政治动荡。从这一点上说，不知道个别经济学家居心何在。
张维应教授说，要善待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我个人理解，他在这里所说的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主要是指一些企业家。我到要问问，目前到底谁更应该得到社会“善待”。目前的企业家与过去的企业家相比，无论从经济待遇、政治待遇、社会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可同日而语。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最新消息，国有企业厂长经理工资平均是职工的13.5倍以上，达到35万元，还不包括职务消费等等；一个个企业家都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还有许多社会组织头衔。我真不知道哪一点上没有“善待”他们？对于他们进行一些舆论批评，甚至指出他们的缺陷与不足，就是不善待了吗？而现在真正应该善待的，是那些生活在贫困线下的农民、下岗职工、低收入阶层。
张维应教授说：“学者需要独立于大众的情绪。现在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只要不骂的或者帮企业家说话的，就被认为是拿了企业好处的，这种思维方式是不对的，对社会有害无益。我们不应该像马克思批评过的，用妓女的心态看待所有的性关系”。这里张教授借用马克思的话把广大网民比作妓女，我们暂且不论。他说，只要是骂政府、骂富人、骂企业家，就被认为是有社会良知的表现。这是在说疯话。现在到网上看看，哪个人骂政府了？特别是新一届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反腐败、惩处贪官的措施；提出了改革的成果要让大多数人得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了：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思想。这些都深深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人民已经看到了希望所在。你在这里说，人民骂政府，是何居心？是否有意挑拨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和感情？至于说，骂富人，骂企业家，不在骂与不骂，关键在于他们是否有让人骂的地方；关键在于富人取得财富的手段是否正当与公平，企业家取得的地位是否令人信服。
张维应说：“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一定代表大多数的利益。邓小平的许多改革措施一开始许多人都不理解，这正是他的伟大之处。”邓小平的改革措施可以说一直被广大人民群众拥护和理解。他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受到农民的欢迎，他的“一国两制”构想受到海外华人、港澳同胞的欢迎；他的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分子的思想，受到了广大科学家、知识分子的欢迎，等等。小平同志最为尊重人民的意见，他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看人民答应不答应，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满意不满意，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喜欢不喜欢。
一些经济学家，流了几天洋，就把自己打扮的好像对西方无所不知的样子，动不动拿西方国家如何怎样作为佐证，殊不知，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真正到了西方，说不定连饭都吃不上。
笔者还是那句话，经济学家要珍惜自己的地位，要有责任感和良知。你的地位和学术权威是人民给予的，你要真正以事实说话，为人民说话，为人民服务；不要当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要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只唯真理，这样人民才能够相信你、信任你，你的话语、你的观点才有分量，才能得到人民的赞赏。你不要嘲笑人民不懂经济学，但是，你的经济学观点在实践中的效果如何，人民看的最清，感受最深，人民是最终的鉴定人、试金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