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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贷修路、收费还贷”的首发模式败走五环路，工程造价畸高引起公众关注。 |
“借贷修路、收费还贷”的首发模式败走五环路，工程造价畸高引起公众关注。
■核心提示
调查显示，首发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的落马，与他仕途起点通州的人脉有关。
在替同乡旧友谋取利益的同时，其本人是否收受巨额贿赂，详情至今扑朔迷离。
可以证实的是，“借贷修路，收费还债”的首发模式在五环路项目上一败涂地，在百亿巨债包袱甩给政府的同时，道路造价畸高问题随之暴露在监督者的视野中，毕玉玺，这位历经六任市长的能吏堕入腐败怪圈。
进入9月，北京市交通局原副局长、首都高速公路发展公司（以下简称首发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毕玉玺案依然扑朔迷离。
8月20日，毕玉玺被北京市检察院一分院批捕。
据首发公司网站资料，毕于去年6月6日即被免去首发公司职务，至此已有一年零45天。
有京城媒体一度发布消息称，在五环路和其他工程中，毕玉玺收受贿赂高达6000万元，从他家中搜出近千万元现金。但这个说法随即被有关检控机关证伪。
记者通过相关渠道获知，8月15日北京反贪局提请批捕毕时，“查实的金额非常少，超过立案标准金额不多。”而根据有关法律，受贿罪的立案标准是1万元。
另据首发公司一位中层透露，检察机关向公司下发的一份案情通报所述，毕玉玺涉案金额“大约三到五百万元”。
更早前的8月9日，北京市纪委在披露开除毕玉玺党籍移交法办的消息时称：经查明，1994年至2003年，毕在担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及首都公路发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期间，利用职务便利，通过介绍、推荐和打招呼等方式，先后帮助多人在承建公路建设工程及相关配套项目上谋取利益。
首发公司一位知情人士就此披露，上述替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多与通州区（1997年4月前为通县）一些人物有关，而通县正是毕玉玺个人成长和仕途起步的地方。
这种说法，与记者此前数日在通州区探访获知的事实相吻合。
农家子弟赶上了机遇
“算是上升得比较快的”。王万发说，当时毕玉玺的升迁主要是由于工作有实绩，加上“文革”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讲文凭。
毕玉玺，1942年出生于北京市通县马桥镇西田阳村一个农民家庭。
“他是我们这村里出的最大的官。”9月3日，一位西田阳村村民说。
毕家在村里的一位亲戚介绍，毕玉玺小时候聪明，学习好。小学毕业后干过几年农活，中学毕业后在本地教了两年中学，“文革”之初，赶上当时的北京市劳动大学（后更名北京农学院）招工农兵大学生，毕玉玺就去上了大学，“以后就很少回村里来了”。
上世纪70年代，大学毕业的毕玉玺分配到通县城关镇农技站。1972年城关镇和梨园分家，毕成为梨园公社农业技术员。
“当时工作干得不错，有点实干精神，人也比较正直。”原通县人大主任、曾在梨园公社当公社副书记的王万发评价说。王曾是毕玉玺的顶头上司。
“文革”之后几年，毕玉玺当上了公社管委会副主任，仍管农技。后来当主任、书记。“算是上升得比较快的”。王万发说，当时毕玉玺的升迁主要是由于工作有实绩，加上“文革”之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讲文凭。
1984年，毕玉玺升任通县县委组织部长，后历任县长助理、常务副县长，大约在1990年当上县长。此时，王万发已退居二线任人大主任，每年春节毕玉玺会和县委书记一起去看望这位老领导，“他那时还比较检点，为人算耿直，也没有多少不好反映。”王万发说。
不过王也提到，毕玉玺当上常务副县长之后，领导班子不太协调，而毕玉玺经常到北京跑资金，和上面应该关系不错。
通县原县委书记赵峰也回忆了毕玉玺和两任县委书记不和的问题。
毕就任县委组织部长之时，赵已经调北京市任职，但常回通县。
“当县长时他认为自己无权。”赵峰说，毕玉玺两次找他征求意见，他则认为领导班子不和与毕的个性有关。
玉带路贪污案
玉带路工程中有很多送礼之类的不合理开支，他没法入账。这些礼金大多送到了北京有关部门，他想顶却顶不住。
对毕玉玺在通县的工作情况，当时的一些干部普遍反映他有能力，作风泼辣，有想法，也能从上头要来钱，包括争取资金修建运河大街和玉带路。
“毕玉玺说过，保证这两条路的质量十年不出问题。”
王万发回忆说。实际上这两条路的使用情况也确实不错，由毕玉玺提议修建的运河大街一带，今天已经建成奥体公园和观光码头，成为通县著名的风景区。
王万发认为，农技出身的毕玉玺从这时起已经表现了他在修路上的才能，也为他以后的仕途转型做了准备。
但另一些当时的干部则透露，毕玉玺离开通县也正是由于修路中出了问题。
通州区市政管理委员会一位工作人员介绍，1990年，玉带路工程曝出一起贪污案件，工程包工头胡占鳌因经济问题入狱，其公司会计则在狱中自杀。受此牵连，当时通县市政管理所的所长和书记都被开除了公职。
曾担任通县人大副主任、县委顾问的魏国安当时在一篇文章中形容，修一条新华大街（通县的另一项工程）总的办事花费还不如玉带路一个会计贪污的多。
魏国安回忆的另一个细节是，当时通县市政管委的一个会计师向他诉苦，说玉带路工程中有很多送礼之类的不合理开支，他没法入账。
这些礼金大多送到了北京有关部门，他想顶却顶不住。
玉带路修建于1986—1988年，主持者正是时任副县长的毕玉玺。
没有直接证据显示毕与玉带路贪污案有牵连，但案发不久，毕就离开了通县。
一位曾任县人大副主任的老干部回忆，玉带路案件之后，市里来人考察领导班子，班子成员之间互相说了不好的话。
在毕玉玺此后供职的北京市交通局，一些当时的干部认为毕玉玺到交通局跟玉带路案件有关，案发后他在通县已经呆不下去。而通县也有不少退休官员也持同样看法。
一个事实是，毕玉玺调离通县时，没有惯常的领导班子欢送仪式。王万发说，由于他当时没有去送毕玉玺，毕“可能他因此对我有了看法，以后再无往来”。
蓝玥度假村神秘主人
田府村许多村民认为，蓝玥公司不花分文得到紧临首发高速公路生活区的大块土地，与毕玉玺有关。通州区委一位退休干部也提及，毕玉玺为兰义弄到土地。
今年5—7月间，一个叫兰义的通州人受到司法机关调查，消息人士透露，这是毕玉玺8月被批捕之前的一系列传讯之一。
“兰义和毕玉玺当时是好朋友。”毕的一位近亲如此讲述。这一点，记者也从其他几位知情人士处得到确认。
9月3日，通州宾馆办公室一位负责人证实：1991年，兰义因收受蔬菜公司一部门经理的贿赂而被判7年徒刑。入狱时，兰义的身份是通县招待所副经理，通县招待所是通州宾馆的前身，是县政府直属单位。
一种未经证实的说法是，兰义入狱是为毕玉玺“顶罪”，而此举换来了出狱后毕玉玺对他的多方照顾。
对此，上述毕玉玺的近亲坚决否认。
1996年，兰义获减刑出狱，正赶上修建京沈高速公路，兰义随即在高速公路位于通县田府村的生活区旁边获得了大片土地，用以张罗最初的养殖项目和今天的蓝玥度假村。
一份关于蓝玥度假村的介绍材料称，度假村由大片湖面、众多水上游乐设施和一座按三星级标准设计的宾馆组成，占地3.7万平方米。眼下度假村的法人代表、董事长并不是兰义，在公司于2004年4月中旬登记的工商资料里也看不到兰义的名字。
9月2日，蓝玥度假村现任董事长兰芬否认公司有兰义这个人，也不承认自己和兰义有任何关系。但是度假村财务部一位职员说，兰义是兰芬的弟弟，以前是公司的老板。度假村人事部人员则透露，5月份以前公司班子进行了大调整，领导层都换了。
根据公司简介，蓝玥度假村于2002年7月筹建，2004年1月正式建成。
而田府村村民反映，度假村的筹备其实从修建京沈高速之初即已开始。
1998年初，当时的蓝玥养殖公司和田家府村委会签署了一份修路协议，田家府将村南“废旧坑地”18亩作价抵给蓝玥养殖公司，期限50年，并拟修建“集养殖、办公、休闲为一体的基地”，蓝玥公司补偿给田府村地价差共9万多元。
签署于2002年的一份合作开发协议上，项目利用的“废旧坑地”又增加40亩，蓝玥公司拟利用坑地修建人工湖。
这次协议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蓝玥公司无需向田府村交纳任何土地费用，项目建成后由蓝玥公司经营30年，期间效益由蓝玥公司独享，以补偿其开发废旧坑地投入的资金。30年后，项目效益双方对半分，但经营风险亦由双方共同承担。
对此项开发协议，台湖镇政府2002年9月批复同意。
所谓“废旧坑地”与首发公司有关，田府村原村支书王月增介绍，这些地本是耕地，修建六环路期间，田土被挖出卖给首发公司。而新增的40多亩田地中，除坑地外也包括好田。
田府村许多村民认为，蓝玥公司不花分文得到紧临首发高速公路生活区的大块土地，与毕玉玺有关。通州区委一位退休干部也提及，毕玉玺为兰义弄到土地。
另一种说法指出，修建蓝玥度假村所需大笔资金，也是毕玉玺帮兰义筹来的。
蓝玥度假村的工商注册资料显示，公司注册资本仅100万元（2004年4月注册），由兰芬等三人分别入股。
9月9日，台湖镇政府一位负责人证实，蓝玥度假村的地块起初是和京沈高速公路服务区一块征用的，因为面积不够，后来又单独签订协议增加了一块地。蓝玥度假村是服务区的一个项目，蓝玥养殖公司应该是蓝玥度假村的前身。
“至于怎么运作，首发对度假村项目投了多少资，就不清楚了。”这位负责人说。
9月1日，度假村财务部一位职员说，兰义于今年7月被检察机关传讯，因不适合再担任公司职务而外出休息。通州区法院一位退休法官的说法与此类似：兰出逃在外。而通州区建委企业科一位负责人称，兰义已被司法机关拘捕。对此，目前尚不能从有关司法机构得到确认。
与此相关的消息是，首发公司原副总经理金德民因涉嫌受贿此前也被逮捕。据公司网站资料，金德民分管产业开发工作，同时是首发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
被牵涉的两名建筑商
在通州，记者听到了张桂军向毕玉玺行贿几百万的说法。但此后向有关检控部门求证张是否为上述被批捕的包工头时，对方未置可否。
目前也尚无证据显示，通州宋庄建筑公司在五环路工程上有所斩获。
在通州区的调查中，记者亦发现另两名本地企业负责人与毕案相关联。
9月1日，宋庄镇政府一位副镇长证实，该镇民营企业通州宋庄建筑公司董事长张桂军已被司法机关拘捕，案情与毕玉玺有关。
据工商注册资料，张桂军1953年生，原为宋庄镇政府司机班长，1995年出任宋庄建筑公司经理。三年后，公司经营范围增添了“市政工程”一项。2001年，宋庄建筑公司整体改制，由集体企业成为私人股份企业，张桂军和另一人各占50%股份。
宋庄建筑公司下属单位一职工介绍，公司下属有饭店、汽修厂、养殖厂、苗圃、配件厂，规模很大。
张桂军涉案的具体情节尚不清楚。但此前北京市检察院在披露案情时称，一名涉嫌在五环路工程上向毕玉玺行贿巨款的包工头，已于7月4日被检察机关以涉嫌行贿罪批准逮捕。
在通州，记者听到了张桂军向毕玉玺行贿几百万的说法。但此后向有关检控部门求证张是否为上述被批捕的包工头时，对方未置可否。
目前也尚无证据显示，通州宋庄建筑公司在五环路工程上有所斩获。
在毕玉玺曾长期工作的梨园镇，大稿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北京京洲企业集团董事长、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委员邢仲山，此前也成为毕案调查对象。
8月底，来自权威渠道的消息称，北京市检察院反贪局就毕玉玺案件对邢仲山展开调查。
在大稿村，一位村民告诉记者，邢仲山近期经常被有关部门传唤。该村综合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说邢仲山最近在北京有会，时常不在村里。村总支和村委会干部则拒绝透露有关情况。
需要交代的背景是，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大稿村被通县扶持为走企业化道路的典型，京洲企业集团正是这个村的村办企业。有村民反映，时任梨园、通县领导的毕玉玺一手扶持了这个典型，此后毕还时常到村里来，“吃喝住常在我们这里的宾馆。”
据京洲企业集团的网页介绍，公司主营业务包括建筑工程和公路道桥施工，但同样暂无证据将其与五环路工程建立关联。
在毕玉玺出生的西田阳，村民们认为村里出的这位最高官员并未给村子带来利益，惟一的例外是，毕任通县领导期间，京津塘高速公路经过西田阳，乡亲们找到毕玉玺，为村里修了一条柏油路。
但有村民反映，一些私人通过门路在首发的高速公路项目上找了活做。
一位亲戚说，毕事发后，在通县财政局工作的胞弟毕玉升也受到了调查。
8月底，记者从首发集团和有关部门证实，不久前，除了出嫁的女儿外，毕玉玺的妻子王学英和儿子毕波因涉案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毕家在北京方庄的住宅已人去楼空。
就任交通局不尽人意
毕开会时姿势很特别，大家都正襟危坐，他却向后倒在沙发里，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别人发言时他却喜欢插话，教训起人来很厉害，而且喜欢插上级领导的话。
据记者核实，毕玉玺从通县调任北京市交通局副局长的时间，应该是1991年。
通县人大一位退休老干部回忆，毕玉玺原来被安排调往北京市农口，他不愿意去，跑了一段关系才到了交通口。
北京市交通局一位老领导透露了毕玉玺调动前后的一些经过。
“他还在通县当县长的时候，一次为修建高速公路举行的会议上，他就在主席台上对我‘咬耳朵’，说想到交通局来干。”上世纪80年代末期，这位老领导在修建京津塘高速公路时与毕玉玺相识，高速路经过通县，须和县里协商征地拆迁等事宜，毕很配合。
1991年的一天，时任北京市市长助理、市政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黄继诚（后因陈希同、王宝森案落马）找到这位老领导，说让毕玉玺来交通局怎么样。
“当时我考虑到领导让他来，就和书记商量，来就来吧。”这位老领导说，毕玉玺到交通局后分管基建、后勤、行政，在他手下工作了一年多时间。
“我曾在生活会上说过，我们领导班子中真正有想法、有点子、思想解放的就要数毕玉玺。”1992年，这位老领导退休时，曾有意让50来岁的毕玉玺接班，毕时任常务副局长，分管公路，在当时交通局的领导班子里属于年轻的。
但因领导班子意见不一致，毕玉玺最终没有当上交通局局长。
退下来之后，上述老领导也开始听到对毕玉玺的一些反映，主要是作为常务副局长起的作用不好；和局长有矛盾，自己想当局长。毕的一些个性缺点也被人提起，比如开会时好插话、比较傲慢等。
毕的这些个性缺点在交通局内部广为人知。一位过去的同事说，毕开会时姿势很特别，大家都正襟危坐，他却向后倒在沙发里，一副不感兴趣的样子；别人发言时他却喜欢插话，教训起人来很厉害，而且喜欢插上级领导的话。这位同事回忆，一次毕玉玺插交通局党委书记的话，插得太长，他讲完后书记说：“你不讲了？”这位同事评论说，毕玉玺管公路不是专业出身，却自视甚高，因此到交通局后的升迁速度明显放缓。
草创首发公司大权独揽
2002年，首发公司向媒体宣布，公司创立以来北京高速公路建设步入快车道，当年北京高速公路竣工100公里，新开工100公里，相当于此前14年的规模总和。
1999年9月16日，首发公司正式成立，多年任交通局常务副局长的毕玉玺出任董事长，待遇为正厅（局）级。
据原交通局人员介绍，首发公司最初即由毕负责运作，本作为交通局的下属单位，成立时忽然变成市里直管企业，和交通局平级。毕玉玺就此级别提高，大权独揽。
事实上，首发公司被认为是北京城市基础设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一个突破。
在中国现行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没有发债权，而仅靠财政支出不能满足高速公路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大量资金要求。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纷纷设立企业运作市政建设项目，通过发企业债、银行借贷等方式实现灵活的融资，然后以相关经营收入（如高速路收费）还债。
2002年5月29日，经当时的国家计委批准，首发公司发行15亿元公路债券，此为北京基础设施建设第一次通过债券面向社会融资。
当年，首发公司向媒体宣布，公司创立以来北京高速公路建设步入快车道，当年北京高速公路竣工100公里，新开工100公里，相当于此前14年的规模总和。
这种高速发展显然与首发公司的融资能力有关，据媒体报道，至2001年，公司已与中国工商银行签订总值高达140多亿元的贷款合同。
另有消息透露，首发公司成立之初，为募集资金还曾考虑上市，但因不符合证监会三年赢利期的要求而中止。
“他思想解放，对工作要求严格，可能会得罪人。”
首发公司一位中层对毕玉玺的工作能力给予高度评价。
首发公司成立后，不再由北京市交通局管理，首发的重大工程项目报市委市政府直接批准，2003年首都交通委员会成立，也只与首发有行业管理的关系。
五环路“滑铁卢”
修建五环路所欠“企业债”又变回了“政府债”，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时隔数月，一手操办五环路项目的毕玉玺落马，令工程造价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2003年11月1日，北京五环路全线贯通。两个月之后，首都交通委员会突然宣布，从2004年1月1日起，五环路停收车辆通行费。
在京城有车一族额首称庆的同时，知名媒体《新闻周刊》撰文称，贷款修路，收费还贷“的首发模式”碰壁“。
公开资料显示，五环路项目总投资136.46亿元。首发公司为此向银行借贷116.3亿元，享有30年的道路经营权。
《新闻周刊》报道称，设计之初，首发公司预计每天可收取通行费约为120万元，这样30年后，不仅可以收回投资，而且还有较大的盈余。但据首发公司的统计，五环路全线开通后，每天收取的过路费只有约15万元。
如此收入，谈何还贷。
而首发公司人士对此的回应是：“免费后五环路的事已经不归我们管了，政府肯定会想办法的。”
于是，修建五环路所欠“企业债”又变回了“政府债”，并最终由纳税人埋单。
《新闻周刊》所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北京财政无力还债，那么中央财政是否应为首都埋单，即便如此，这对其他省市是否公平。
此后有媒体披露，国家有关部门对其他城市类似公路融资方式的风险性有了更多考虑。
时隔数月，一手操办五环路项目的毕玉玺落马，令工程造价问题进入公众视野。
有媒体计算：全长98.58公里的五环路，批复概算投资为136.4亿元。而全长65公里的四环路，道路工程花了只有70多个亿。相差不足35公里，预算高出约66个亿。粗略计算，五环路的每公里造价是1.38亿，四环路为1.07亿。
北京市纪委有关人士此前证实，有关部门在审查五环路工程后发现，在毕玉玺任职期间，有些工程造价高于合理造价近1亿元。
就此，作为历经6位市长，居要职十数年之久的交通系统官员，毕玉玺的五环路败局和家乡关系网归于一种因果。如何监督交通厅局长，再次成为社会公众拷问焦点。
8月28日，记者从北京市建委重大工程处得到证实，该处副处长陈晓佳已被“双规”，内部已发简报。另一名工作人员则正在接受调查。建委一位中层人士称，陈涉及金额很大。
目前还不能核实陈晓佳被“双规”和毕玉玺案之间有无瓜葛，但可以确定的是，曾经独立于北京建委、握有大权的重大工程办公室与五环路建设存在直接管理关系。
□本报记者袁凌北京报道
（本报记者廖卫华谢炜对此稿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