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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底，来自全国各地的银行监管官员们齐聚北京，参加一个由国务院牵头的高层会议。会议的主题无关利率，但会议之外，官员们谈论最多的正是利率的话题。
加息？或者不加？如果加息，什么时候是最合适的时机？调整贷款利率还是连同存款利率一起调？调整存贷款法定利率还是放宽利率浮动区间？
从这些人的话语里，可以清晰地梳理出决策层在利率调整方面的思路。9月8日，一位接近决策层的银行监管官员，向记者描述了其间的错综复杂和可能取向。
决策过程详解
政策的变化总是与传言相伴。
近段时间，坊间流传着央行将在“十一”加息的消息。9月9日，上证综指以一根中阴线跌破1300点的心理防守线。一些业内人士猜度，除了大盘蓝筹股破位下行等直接原因外，这可能是强烈的加息预期造成的震荡。
但此前的9月6日，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加息猜测只是市场的观点，而非央行的观点。
究竟是周小川在掩饰央行真正的意图？还是传言有误？
“猜测央行‘十一’加息的人，是不了解利率调整的决策程序的人。”上述高级官员表示，央行每次调整利率，从做出决策到正式发布消息，从不会提早三天以上。换言之，央行不可能现在已做出在“十一”期间加息的决定。
据其介绍，利率调整的决策程序一般是：由央行货币政策司提出调整利率的建议，经行长办公会议同意后，提交货币政策委员会讨论；如果提议获得多数票通过，再提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常务会议做出最后决定。
“调利率都是很急的事情。央行总是在调整前很短的时间里向国务院提交报告，国务院研究、公布的时间也非常短，比如上午开会研究，晚上下达文件，第二天就公布实施。”他说，“不可能提前这么多天拿出方案来，再等到10月1日调。”
这位官员分析，一般来说，月度的统计数据比较模糊，而季度的统计数据比较精确，还有些数据只进行季度统计。因此他估计，央行应该会等到10月中旬——第三季度的宏观经济数字出来以后，才会决定是否提出加息提案。他同时指出，从央行一贯的操作规程来看，是否加息，或者何时加息，现在谁也说不准。因为在整个调息过程中，真正的决策权在国务院，央行仅仅拥有建议权。
加息，抑或不加？
种种纷繁的数据和现象令加息与否的判断迷离难辨。上述官员透露，在高层官员和学者中间，对于加息大致有两派意见。
支持派的意见主要是，前期宏观调控的主要工具是行政手段，接下来应当更多运用市场化手段，即以利率为主的价格杠杆。
理由之二是目前非正常的“利率倒挂”现象。今年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已经达到5．3％，远远超过了1．98％的居民储蓄一年期存款利率，存款利率成为“负利率”。另一方面，生产资料价格的涨幅也接近甚至超过银行一年期贷款利率，企业贷款的实际利率为0，企业的贷款和投资冲动难以得到有效遏制。
反对动用利率杠杆的意见似乎更为强烈。他们最担心的是，加息可能刺激投机资本，造成热钱更汹涌地进入，给人民币升值带来更大压力。现在国内已经有高达几百亿美元的游资在等待一场“赌局”的最终结果，巨量的外汇储备占款迫使央行加大了基础货币的投放。
其次，人们担心调高贷款利率后，企业的负担会进一步加重。除了生产资料价格剧升外，企业用于流动资金的短期贷款和票据贴现成为银行首先压缩的对象，使得部分企业经营成本大大升高。据统计，东部某省前4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息支出同比增长了34．7％。
此外，加息的一个直接效果就是制约投资和消费，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储蓄率的国家，加息对收缩消费的效应是加倍的，而当前消费占ＧＤＰ的比重仍然不高，需要刺激和扩大。
国家统计局一人士曾撰文建议，央行应尽早扩大商业银行存、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以缓解居民储蓄存款增幅的连续回落。
但前述官员不赞同这一观点，“居民储蓄存款增幅回落，是多年来储蓄率居高不下、加上宏观调控作用下的一个必然结果，因为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增长是本次宏观调控的目标之一，储蓄率下降正说明宏观调控发挥作用了。”他认为，关键要看分流的储蓄存款转到哪里去了，其转移的投资方向是否合理，是否为高效率的投资。因此，储蓄存款回落不应成为加息的理由。
“现在基本上没有谁能够说服谁。”他说。加息或不加息的抉择，正处于一个微妙的十字路口。
三大因素左右加息决策
“不管市场怎么猜测，最后影响央行对利率判断的只有三个因素，那就是物价指数、投资增幅和贷款增幅。”一位接近决策层的官员语气笃定地说。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上半年连续走高直至7月份冲破5．0％的ＣＰＩ指数，构成了人们近段时间来预期加息的主要依据。
不过，ＣＰＩ并不是央行判定加息的唯一依据。这位官员表示，利率是资金的价格，物价是其调整的重要参考因素，但最关键的是三个指数的共同表现。如果仅仅是ＣＰＩ高企，而投资势头得到抑制，贷款增幅回落，那利率仍然不会动；如果ＣＰＩ高企的同时，投资出现反弹，即使贷款增幅减缓，调整利率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如果三个指数都处于高位，那调整利率几乎就是必然的了。
根据央行的统计，7月末的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已经减缓，贷款增速继续回落，可比口径同比增长15．9％，增幅比上年同期低7．3个百分点。
但实际形势比表面的数字更加复杂和微妙。
8月31日，周小川在天津调研期间指出，尽管广义货币Ｍ2供应量增速已经回落到合理水平，但外汇占款继续高速增长，基础货币投放仍然较多，货币政策操作难度加大。
此外，投资增长反弹的苗头也渐渐冒出来。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从1月的53％滑落至5月的18．3％之后，6月又回升到22．7％，7月再次攀升到31．4％。
不过，来自投资和贷款增长大省江苏的数字又与此略有不同。江苏统计局的调查表明，二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品价格涨幅与一季度相比趋于回落，主要建筑用钢材和水泥价格由持续大幅度上涨，转为涨幅明显下降，分别比一季度回落3．6％和3．5％。上游产品价格增幅回落，表明宏观调控效应显现，固定资产投资受到一定程度的抑制。
动贷款还是一起动？
如果调整利率的现实条件出现，那么央行会提高贷款利率，还是贷款、存款利率一起调？是调整法定利率，还是放宽利率浮动区间？
一个可以肯定不会实施的方案是，提高存款利率而不提高贷款利率。因为如此一来，目前商业银行赖以生存的利差空间就会大大缩减，从而导致银行经营困难。
曾有国家统计局人士建议，在扩大商业银行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的同时，也放宽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前述银行监管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几乎不太可能实施。因为放宽存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必须建立在银行强有力的成本约束机制和较高的利率监管水平上，而这些条件目前都还没有达到。
他解释道，在一个成熟的金融市场里，存款利率是按照风险溢价来确定的，但在国内，银行的钱是国家的，经营成本由国家承担，银行还没有形成严格的成本约束。如果此时放开存款利率浮动空间，势必引起一场大小银行齐上阵，不计成本、恶性竞争的“揽储大战”。可供参考的一个例子是，在金融体系相对发达的美国，对存款利率进行严格管制的“Ｑ项规则”也是在执行了50年后，才于上世纪80年代取消的。
由此来看，如果调整存款利率，较为可行的方式是直接提高存款的法定利率。但这一点在高层仍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他们在步骤安排上的共同点是，在维护金融体系稳健运行的前提下，对各种金融工具采取不同的利率放开步骤。如先放开银行同业拆借利率和国债利率，然后再过渡到贷款利率，最后才放开存款利率。
放开存款利率的前一步——对于贷款利率的调整，最大的可能性是调整贷款利率的浮动空间。因为调整贷款法定利率对经济的震动会比较大，而调整浮动区间则是把最后的调整权力交给商业银行，相对于前者来说，是一种更为市场化的行为。
实际上，近年来，利率市场化正是央行大力推进的一项工作。从1998年到今年初，央行已四次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目前，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1．7，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浮动区间为0．9，2，金融机构拥有了较大空间的自主定价权。这意味着，央行的利率调控方式更为灵活，渐渐从直接调控向间接调控转化。在此背景下，如果央行配合此次宏观调控适时进行利率调整，既可一定程度地抑制投资过热，又可进一步推动利率市场化的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