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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伦的去留悬念，一直是牵动着市场神经的热点，市场一有风吹草动，投资人就归咎于她的去留。早在2003年初就有传闻称她要离任返港，但这一年多来，铁娘子却没有继续“雷厉风行”的监管，刻意低调。现在，悬念揭开:“新华社北京9月13日电国务院最近免去国家工作人员：免去史美伦(女)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早在2002年年底，就在史美伦原定的两年任期将满之前，就有观察人士写道：史美伦谨言慎行，低调处置，铁面无情……她的神秘令内地的投资者看她的目光是那么的复杂，那么的矛盾，他们不知道是该把鲜花奉献给她，还是把泪水奉献给她，是把喜悦和欢欣带给她，还是把辛酸和苦涩扔给她，是用掌声为她送行还是以沉默目送她。
连委屈都极有节制
2001年2月，史美伦正式接受中央政府的邀请，出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分管上市和融资监管工作。于是，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从境外聘请的第一位副部级官员，并直接进入证监会的“权力中心”，正式出任中国政府副部长级职务，她的大名几乎一夜之间被内地股民叫响。“这次大家反应这么大，我感到很惊讶，也有一点不习惯！”史美伦曾经表示。
为了让自己不显得那么与众不同，2001年3月史美伦来京赴任时没有带一位香港证监会的旧属，没有人护送，没有专门的迎接，她甚至没有走高级官员的特别通道，而是和大多数人一样，从普通通道边检进关。
上海出生，香港长大的史美伦英文名叫“劳拉”(Laura)，和《劳拉快跑》里的那个“劳拉”同名。故事里的劳拉是行动者，一直在跑；而史美伦是监管者，给人的印象是冷静、稳定、刚正甚至强硬，这些词适合于形容一名优秀的监管者，这似乎是她着意凸显的形象。
她接受个人专访只有三次，都不谈个人，只谈分管工作。只是在2003年7月接受中央电视台专访时，史美伦才略略地“透露两年内地市场监管经历带来的心路体验”。史美伦也几乎从没有流露非刚性的一面，就连偶尔的“感到委屈”也都是极节制的点到为止。“她其实是一个极其低调务实的人，少说多做是她一贯的作风。她很清楚，对于这个市场的种种问题，是不可能用风暴式的、大规模革命式的方法去解决的，”史美伦的一位好友说，“她只是不愿意，也觉得没有必要出来为自己解释而已。”
“专业人士”“讲政治”
史美伦以自己的修为融入中国证监会这个集体并不困难，她与所有的同事都相处融洽。但在融入内地的官制，融入内地政府机构的文化方面，对于她则相当困难。史美伦也称，自己被人指为“做事不懂国情”，是自己最大的缺点。在比较内地与香港监管环境时，史美伦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场情况没有内地那么复杂，因素没有那么多。
“以史的教育背景和成长环境，是很难理解内地政府机构文化的。她知道内地官员首先要‘讲政治’，但具体怎么讲，什么时候讲，都是她无法把握的。”一位与史美伦共事的中国证监会中层管理人员曾这样评价，“比如在内地的官场上，很多时候长官意志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需要下属去揣摩。这对于史美伦来说非常困难，即使到现在，她也没能掌握这种技巧，而且我看她从没试图努力去掌握这种技巧。”
但这有一个具体例子，当年中国联通(资讯 行情 论坛)回内地股市发A股，主承销商中金公司(CICC)希望发行价格能定得再高一点，而且根据事先市场询价的结果看，定得再高一点也确实能发出去，但定价报到史美伦那里，她最后拿出更高一级主管部门的文件说，“上级说了你们最高只能定到每股2.3元”。于是，有人说，史美伦还是很“讲政治”的。“但如果她的上级就是这么规定的，那你说她该怎么办？她是一个专业人士，专业人士的一个职业要求，就是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史美伦的好友说。
任何“特色”都同一原则
《古墓丽影》中也有个“劳拉”，是个夺宝英雄，证监会里的劳拉曾是“股市杀手”，因为她一旦有只言片语飘落股市，股市走势马上“还以颜色”。有统计显示，在史美伦上任后的9个月中，证监会出台了40多个法规条例和处罚决定，全面涵盖了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审计机构、证券咨询业等。时至今日，这一数字仍然经常被市场人士援引，有媒体把史美伦称为“掀起中国股市监管风暴的女人”。
对于外界给予的“铁娘子”称呼，史美伦说:“让我受宠若惊。”“我还是很温和的。”对于有人把股市的跌落跟她的到任联系起来，史美伦的回应是：“太高估了我的力量。”有少部分人将批评矛头指向监管政策，认为近两年推行的监管政策一味要使内地股市国际化，结果“水土不服、有悖国情”。史美伦坦然说，做监管工作一定是会受到批评的。但她承认，听到这些批评后，大部分时间“觉得是委屈的”，但“不是个人委屈的问题，我感觉是对整个证监会的工作，有的人不了解”，“监管要靠整个机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
在史美伦即将离开之际，被各媒体反复提及的是她曾经表示，将来回顾自己这段在中国证监会的工作经历时，希望大家记住的，是她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这个感觉对我太重要了”，她说。
她的愿望应该没有落空。一位原中国证监会官员认为，她为这个市场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理论是:“I think there is only one universal principle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原则和国际标准)。”“而不管你的特色是什么。”
史美伦说，自己的监管思想很简单，即“不偏不倚，无畏无惧”。
附：史美伦简历
现年52岁，上海出生，在香港长大，中学毕业后留学美国。
1972年获美国威斯康辛麦迪逊大学文学学士学位；
1982年获美国加州圣达嘉娜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1983年在美国加州和美国联邦法院工作；
1991年任香港证监会企业融资部助理总监；
1992-1993年负责香港证监会有关H股公司于香港上市事宜；
1994年任香港证监会执行董事；
1997年时任证监会执行董事的史美伦，领导香港证监会同联交所共同推动打击黑庄，使当时的炒风随之陡然下降；
1998年1月1日起出任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兼营运总裁；
2001年3月至2004年9月，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
一品堂：史美伦之味
左聪
对一个女人来说，“铁娘子”、“恶管家”和“铁腕监管”之类的标签不知是褒是贬，但肯定与“女人味”不搭界。近三年多来，就是这样一个女人以低调而尖锐的目光紧盯着中国股市的跌宕起伏，细心搜寻着背后不寻常的蛛丝马迹，而且“该出手时就出手”。
对中国股市的圈中人而言，史美伦的存在总是令人“百般滋味在心头”。从亿安科技案、中科创业案、三九集团案、银广厦案等的曝光处理，到国有股减持、独立董事等举措的推出，史美伦的目光无处不在。这个女人不寻常，以致于有人不满她“戳破中国股市的泡沫”，不满她“撩起中国基金的黑幕”，不满她抨击中国的公司治理……这些不满，又难以明言，所以在史美伦任职中国证监会副主席的三年，各种委婉周折的议论风刀霜剑严相逼。最“露骨”的，莫过于指责她倡导的监管举措与中国证券市场“水土不服”，因此在任三年，市场就经历了三年的大熊市。
史美伦上任后不久，在APEC会议上，一个外国记者问：“你认为中国市场应该有中国特色吗？”她当时回答：“我不知道你说的‘中国特色’是指什么？”事后她解释：“因为外国人说中国特色，往往不是一个正面的评价，所以我第一句话就问他指的是什么，是哪一方面的。”她当时接着就说：“我认为只有一个普遍的国际标准。”可后来传媒报道时，就说她讲不应该有“中国味儿”，而是要什么国际标准。
传媒的“误读”，将史美伦的原话“变了味儿”。有人以此大作文章，对此史美伦的话说得很白：“因为纸包不住火。我们不查传媒也会揭露，传媒不揭露，投资者自己终究也会发觉。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尽我们的职责。”
史美伦拿的是市场薪酬，540万港元年薪。但在赴京前，她决定只拿与其他证监会副主席同等标准的工资，其余年薪除在京生活费用外全部设立基金，支持中国证监会的监管官员到国外培训进修。你能说她不知道什么是“中国味儿”？这个女人，值得中国股市中人再三品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