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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8月18日，陈久霖在新加坡发布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20.6％股权的消息时，神采飞扬的一刻
8月18日，一起静悄悄的收购在新加坡低调签字。发生在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CAO）和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之间、标的价值达数亿美元的这笔交易，可能是迄今为止充满波折、充满焦虑的中国石油公司海外收购史中的一次重要成功，虽然这一点可能还没有被大多数人所意识到。事实上，中国能源企业的海外收购似乎再也经受不起一次大的挫败了。
随着中国能源需求的日益转旺，以中国能源企业为代表的海外并购，近年来已经成为中国储备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继2002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拉夫石油公司受阻以来，以中国三大石油巨头为主导的海外收购屡屡受挫。接二连三的失败和失意，已经提醒中国人，“油荒”之下的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寻油之路，必然是布满了艰辛。是我们的实力不够，还是跨国收购技巧缺乏？抑或真如国人心底怀疑的那样，是跨国资本对中国的崛起的另外一种扼制？反思的声音不断响起，焦虑感不断攀升。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个几乎不为国内企业界所知的企业家—陈久霖，和一个不被国内石油界看重的小兄弟—中国航油，走进了《中国企业家》的视线。自2002年起，我们一直注视着陈久霖（中国航油集团副总经理、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和中国航油的每一次重要举动，并且目睹着他逐渐把中国航油从一个船务经纪公司转变成航油贸易公司，后又迅速转变成集贸易和实业投资于一体的综合性石油类企业的过程。
中国航油的海外并购，几乎与国内三大石油巨头同时起步，只不过因其小而得以隐身于“三大”之后不被外界过多关注到。相比“三大”在近年来不断遭遇的挫折，中国航油似乎幸运得多，2002、2003两年持续不断的收购几乎一路顺风。2002年是中国的石油公司海外并购开始加温的一年，那一年中国十大并购案例中有两例选自“三大”的海外并购项目，而陈久霖也在那一年完成了对中国航油至今看来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投资价值的两项收购—一是投资6000万欧元（约值人民币6亿元）购买了西班牙石油设施公司CLH5%的股权，一是收购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航空油料有限责任公司的33%股权。
从中东到新加坡到中国大陆，从下游的石油贸易到中游的航油设施再到上游的石油储运，其实陈久霖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航油的整体布局，目标直指“一个完整的海外中资石油公司”。这次中国航油以“现金+股票凭单"方式、在收购对象SPC利润飙升并正进入新的良性发展期的宝贵时机下，完成了对其20.6%股权的收购，恰好可以借助SPC现有的上、中、下游领域，向“具有完整供应链的石油企业”的发展目标迈出“重要一步”。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所长、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周大地说，中国航油收购SPC的行动，是中国实现能源安全和保障的一种新的尝试和有效补充。而中国航油的董事长荚长斌则认为，“中国需要扩充石油炼制能力以及海外石油储运基地，中国航油收购SPC的股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中国解决以上的需求。”
陈久霖坦言，自己还是“一个小兄弟”，但中国航油不怕与“三大”的正面竞争—“我们和BP、壳牌、美孚这些国际石油大腕一个锅里吃饭（同为CLH股东），要怕早完了”。陈久霖承认“那三家他们在国内都做得非常好了”，但在海外，大家机会都一样。
在中国的石油巨头们都忙着去海外抢滩布点的时候，作为“小兄弟”的中国航油，从老大们的挫折中不断汲取营养，似乎正在悄悄长成中国石油的另一支重要力量。
政府的支持、企业的实力总被看作是关乎海外收购成败的重要因素。但是企业家的商业精神及商业判断，实际上在重大收购中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我们即将要讲述的中国航油的收购故事中可以看到，企业家精神即便在全新的充满国家意志的海外石油收购领域，也同样重要。
但是也应该看到，SPC收购项目的成功，还仅仅是陈久霖走向"海外石油帝国"的梦想刚刚开始的地方。围绕中国航油和陈久霖，仍然存在很多疑虑和担忧：
—此次收购后中国航油从原来的零负债突然上升到46%的负债率，这对其未来展开更大的梦想是否是个挑战？
—尽管收购已经完成，但在收购过程中，中国航油一方与SPC的另一股东之间所产生的敌意和冲突，会不会影响中国航油对SPC的未来企图？假如管理层强烈抵抗，中国航油的股东生活将怎么展开？
—到2003年底，中国航油新加坡公司虽然已有76亿美元的营业收入，但却只有40多名员工，此前它的主要能力是国际石油贸易和实业投资，这样的团队能否实现其宏大的海外产业的整合梦想？他们还欠缺哪些能力？
—尽管迄今为止中国航油的海外收购都还比较成功，但是仅靠收购的方式能否造就出一个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海外石油帝国？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对陈久霖和中国航油自身来说，也还在寻求之中。
收购SPC股权价值何在？
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SPC）是本区域最大的石油与天然气公司。它的主要业务是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生产、炼制、仓储、分销以及原油和石油产品的贸易等，是一个具有完整供应链的石油企业。它最主要的投资是拥有新加坡炼油私人公司（SRC）50%的股份。新加坡炼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炼厂之一，日产量达到28.5万桶，利用率超过80%，预计未来还会提升。自2003年年中以来，炼油业务的利润率一直在上升，而且现在的利润率比一年前已经超出了一倍，国际石油业普遍认为石油炼制的黄金时期将再持续3-5年。这主要是因为本区域尤其是中国对石油或石油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大提高。据统计，中国今年前7个月的石油消耗量已经比去年增长了18%，而进口量已经飙升了40%。除此之外，结构性的调整也将使得炼厂暂时供不应求。比如，新环境标准的实施，将使得一些不符合新环保要求的炼厂由于没有足够的改造资金而不得不关闭，而同时建造新的炼厂还需要一段时间。这个时间空当将对新加坡石油公司以及中国航油都十分有利。
陈久霖认为，这项策略性的投资是中国航油实施第三次战略转型的第一步。中国航油的目标是成为首家既有上游油田和炼厂、又有下游仓储设施和分销网络等一系列完整供应链的海外中资石油企业，而且这个供应链将跨越国界，从产油国到炼厂和仓储中转、直至消耗国等。这个全球性的供应链将以中国不断提高的石油需求作为强大的后盾。
陈久霖特别表示，完成收购SPC股权后，他在参与SPC管理和整合SPC资源方面还会有新的思路。
故事
一次“艰苦卓绝”的石油收购，凸显了中国商人、中国企业立足海外的不易
2004年8月18日，站在他位于新加坡新达城第3座的31层办公室里，陈久霖望着眼前由Marina海湾、横跨海湾的高架桥以及在它们之上的长空所构成的海陆空全景图，把长达2年、600多天的煎熬，在凌晨太阳刚刚爬过地平线的那一刻，释放了出来。因为这一天，陈久霖完成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一次收购—以2.27亿新元现金及发售2.08亿股中国航油股票凭单（凭单执行价格为每股1.52新元）的总值，从三个印尼木材商人手里，辗转购买了8800万股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股权。
此前10天，2004年8月9日，正在参加公司董事会会议的陈久霖，在北京五洲皇冠假日酒店套房里，向《中国企业家》讲述了这起收购的内幕和甘苦。陈说，他并不愿意透露给我们，因为多年以后，他也许会把过去这两年围绕SPC收购所发生的事情，写成一本饱含他的许多目前不能向外人道出的辛酸故事的书。
—其实，这已是在过去的两年时间里，《中国企业家》对陈的第5次采访。
听来的大生意
时间推回至2001年年底，新加坡。陈久霖在同SPC一位董事吃饭闲聊时，第一次听到了“SPC股东准备出售SPC股权”的消息。作为同行，陈深知SPC的价值—由新加坡政联企业（相当于中国国有企业）吉宝集团（Keppel Corporation）持有77%股份的SPC，是新加坡惟一的国家控股上市公司，公众持有其余23%的股份。SPC经营石油天然气的开采、提炼和原油、成品油的销售，拥有大型油罐区、2个深水码头，从印尼过来的两条石油、天然气管线分别达365公里长，两条管线连接所有东盟国家。SPC业务遍及新加坡、越南、印尼、韩国以及中国大陆、香港和台北地区，产业链条极其完整。这些，无一不深深吸引着陈久霖，因为渗透石油行业上下游的完整产业链，正是陈久霖和中国航油一直梦寐以求的未来。
在国内企业排行榜上，鲜见中国航油及陈久霖的身影，但在新加坡，中国航油和陈久霖的成功，则被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作为成功企业的教学案例记录在册。1997年，陈久霖恰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刻临危受命前来新加坡，手握远远不够买一单油的21.9万美元启动资金，准备把中国航油的前身、曾经亏损2年，之后又休眠了2年多的中国航油总公司所属海外独资公司重新运转起来。当时的陈久霖麾下，只有2名员工、10多万新元负债。从航油贸易起步，到逐渐“垄断”中国进口航油采购市场，两年后，中国航油被新加坡《联合早报》称为“航油大王”。2001年12月6日，中国航油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上市。
此后3年，陈久霖带领中国航油披荆斩棘，通过跨国收购完成两次重大转型，摆脱了“贸易公司”的风险和帽子。现在，成为“海外首家拥有完整产业链条的跨国中资石油公司”已经是中国航油最重要的发展蓝图—陈近年来的一系列海外收购行动，全部指向这一个目标。目前中国航油已经开始的海外布局包括在西班牙以6000万欧元收购CLH公司5%的股权；在中东地区建立自己的石油储运基地；在马六甲海峡建立石油仓储设施；建立自己的海上石油运输能力以及在中国本土从南到北收购一系列航油设施……
因此，当听到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即将出售股权的消息，陈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他当即表示要做积极论证，同时将情况上报给国内母公司中国航油集团。
最初陈希望能够“全部吃下来”—因从规模上讲，SPC是一个中型公司，符合中国企业、尤其是中国航油的购买实力—然后把它与中国航油的业务进行全球范围内的整合。
2002年年初，陈在先后获得了董事会、集团公司和我国政府有关方面的正式批准后，向吉宝集团正式表达了收购意向，之后进入谈判程序。
第一次挫败
但在这之后发生的事情，却让陈久霖几乎一夜间愁白了头发。本刊去年曾以“一次恼火的收购”为主线报道过当时的一部分情景，但并不知道具体的收购项目即指SPC（见本刊2003年11期）。陈坦言，最初他是有一点不自信，当时，CAO市值只有2个多亿新元（目前其市值已达19亿新元），要“吃下SPC”，无异于“蛇吞象”。所以一开始，是他主动将情况通报给国内一些有实力的专业公司，希望合作收购。开始得到的反应并不积极，陈久霖说，“可能人家觉得我这么一个小公司，实力不够，或者当时他们也不感兴趣吧。”总之，当时国内几家得到通报的公司“都没当回事”。但是当中国航油花了50万美元让美林银行把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端上来以后，事情起了截然不同的变化，“大家开始觉得这个项目很不错了”。于是，一场首先发生在几家中国公司之间的“明争暗斗”开始了。
2003年5月，非典同时在中、新两边都闹得很凶的时候，也正是此项收购在几家中国公司之间展开激烈争夺的时候。当时，国内的“协调机制”已经启动，中国航油虽早在2002年底的时候就拿到了国家的正式批复，同意此次收购由中国航油主导，但非典过后，另一中国公司还是来到新加坡与吉宝集团展开了投资谈判。
陈久霖回忆，当时所以主动把情况通报过去，还出于另外一个考虑—SPC是一个有很强实业基础的公司，而中国航油从贸易起家，还未能积累相当的实业管理经验，所以当时的想法是合作收购，中航油参股或控股，管理交给合作的国内专业公司去做。
但这一步事后看来，是错使一招，全盘崩溃。
当三家中国公司同时向外方表达了收购意愿时，局面马上就变得对SPC非常有利了。由于陈久霖一开始抱定了压价的主意不放手，并且动用了一些关系给卖方施加压力（这一点他事后总结也是自己当初失策的一个原因，虽然省下了这笔钱，但随后为了挽回败局所付出的代价，却又无法衡量了），导致SPC很快就把中国航油甩出局外。
遗憾的是，另两家中国企业也并未能获渔翁之利，反而被吉宝集团好好利用了一回，当三家国内公司正在内讧之中纷纷扰扰的时候，三个印尼木材商人不知如何钻了这个空子，以略高于国内某公司给出的价格，买走了SPC28%的股权。
陈久霖解释，印尼木材商之所以没有全部买走SPC计划出售的77%股权，一是本身没有那么大的实力；二是它当时也希望国内另一家公司再去收购，以抬高股价。因为行业差异，印尼商人的收购目的，更多的是想过手，通过股价的炒作赚上一笔。这些都是陈久霖在很晚以后才了解的情况。
SPC28%股权出手的消息给了陈久霖沉痛一击！他用了“悲痛”这个词形容他当时的心情。获知这一消息的时间是2003年10月初的一天。虽然当时他还不知道是谁买走了这28%，但付给美林的50万美元和忙前忙后所做的大量工作，仿佛全都要在瞬间消失了。在陈久霖的个人理解中，这是“马上要到手的东西没了”。
曲线出击：走高层路线
天不遂人愿，陈久霖说。他对SPC的渴望如此强烈，但老天就好像有意的，偏要这样几起几落地折腾他。
尽管预料到会比较困难，但是陈久霖依然没放弃从SPC手中收购剩余股权的梦，他利用在新加坡开拓数年积累下的政商两界资源，利用各种途径曲折接近吉宝集团决策层，试图通过努力找到一个突破口。尽管他找到了许多“肯帮忙”的人，比如SPC的老板的老板。话是说了，人也见了，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但事情还是没有任何进展，主要困难在价格上，陈想以自己的价格买，而吉宝集团方面则坚决不让步。
2003年11月，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访华，16位企业家随行，其中包括陈久霖。陈久霖发现吉宝集团的执行主席林子安也在其中，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吴作栋一行在昆明访问的时候，陈久霖一边参加活动，一边转着脑子想点子。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因行程紧张，要制造单独会谈的机会很困难，所以陈想了法子说邀请林先生早上6点钟的时候“共进早餐”。由于太早了，饭店餐厅还没有开门，陈久霖就在商务中心设了一个临时餐厅。由于没有自己的随行人员，陈久霖亲自出马，找店家叫了吃的东西送到那个临时餐厅里，然后开始对林子安进行了一场“艰难的游说”。
这个机会显然制造得很好，所以谈话的效果“也非常好”，林答应回新之后立即帮助中国航油进行协调，还告诉陈如何开始行动的具体步骤。陈久霖说，按照当时谈的“那个程度”，他以为“这回是十拿九稳了”，“那段时间心情那个好啊”，回忆这一段，陈忍不住哈哈大笑，那一段的自我感觉，就是“什么事情都能搞定”。
在那之后不久，在经过了种种的接洽之后，而且是似乎一切都向好的方向扭转的时候，有一天，陈久霖正在国外出差，在马路上接到秘书的电话，说林先生来信“拒绝了”。陈怎么也不能相信，他让秘书立即把来信传真到一个路边邮局里，要亲自看。因为此时，无论如何，他都难以置信。
果然，坏消息再次不期而至。
陈久霖这一次用了“晴天霹雳”这个词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的确很贴切。
这件事过去不久，新加坡资政李光耀访问北京，陈久霖得知消息，就事先打听好李资政回新的航班，先飞回北京，买了和李资政同时返回新加坡的头等舱机票等着。然后，在那一天，他“恰好”在机舱里遇见了李资政，他们以前见过面，还曾经合影留念，这一切经过适当的提醒，头脑清晰的李资政一一想起，“Oh, Mr. Chen”。一路畅谈之后，李光耀最后答应回去看看“What I can do（我能做些什么）”。
接下来—有点扫兴—结果跟那位林先生类似，虽然经李资政热心推荐，陈久霖进一步接触了吉宝的某位重要负责人，但结局同样是白高兴了一阵子之后，随即再度乌云压顶。
逼迫陈久霖在“高层路线”上及时“迷途知返”的，是随着全球石油价格迅速上涨的趋势，快速进入良性循环的SPC，很可能关上售卖股权这扇大门的危险。当时，SPC的利润水涨船高，股票价格也一路上扬，本来吉宝集团有些领导并不准备出售SPC的股权，就是因为政府要求其剥离非主业，集中力量在优势行业发展，才被迫对外宣布出售SPC。而现在SPC能赚钱了，势头又这么好，吉宝就有理由打退堂鼓，于是渐渐收缩售卖股权的计划，眼看着收购的大门，就要彻底关上。
当时，陈也曾经想过采取发出收购邀约的方式，进行公开的敌意收购，但实力所限，风险太大，最后也只好放弃。
死心塌地回转头
至此，陈久霖终于死心塌地回转头来，把突破的希望全部压到买走了那珍贵的28%的人身上。
第一步，当然是找到买走28%的人。
最初的消息隐约显示股权去向与印尼有关，当时有传言指可能是印尼总统梅加瓦蒂的丈夫收购了股份—因为谁也想不到印尼木材商人如何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突然拿走了它。2003年10月7日，10+3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中国总理温家宝等高层领导正在当地出席会议。陈久霖带上投资经理，直奔巴厘岛，希望通过借助上层力量，寻求机会找到那个幕后投资人，说服他把股票转卖给中国航油—当时陈认为他们目前只是草签了协议，如果方法得当，应该还有机会。
巴厘岛的南部已经处于半封锁状态了，位于南部海湾的会议举办地找不到可以下榻的像样一点的酒店，陈久霖和助手们就“像特务一般地等在一个路边小招待所里”，期待着大使馆的消息，陈之前电话联络到大使和参赞，要求他们帮助了解是谁买走了那28%。也就是在这个等待过程中，陈久霖一行“忽然来了灵感”—也许买方跟中国有联系！于是就在那个小招待所里（本刊记者8月21日曾经前往印尼巴厘岛，试图找到这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路边小店，去了才发现，除了几个主要由外国人开发的五星级度假酒店外，到处都是极相似的矮房子，几乎难以分辨），立即开始列单子，把能出得起1.9亿新元（28%SPC股权的价格）的印尼华人富商的名单一一排列出来，逐个筛除，看看谁最有实力，谁最可能冒险。
虽然经过了种种曲折，并动用了许多国内、国外的“关系”，但就凭着一股势在必得的劲头，用这样一种古老的“笨”法子，那个神秘的幕后投资人还真的让陈久霖给找出来了，这对当时的陈而言，真有云开雾散、柳暗花明之意。
然而，出于信守合约的精神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三个印尼商人最后还是与SPC完成了收购。可能是上帝注定要跟陈久霖把这个“玩笑”开下去吧，在刚刚经历了接二连三的打击之后，陈旋即再遭重创。
这一刻对陈久霖来说，最恰当的形容莫过于那句中国老话了—“屋漏偏逢连阴雨”。新加坡美丽的林阴大道，眼前新达城的繁荣景象，以及脚下那个华人建造的巨大的“财富之泉”，全都在他眼前黯然失色。
“男儿有泪不轻淌，并非内心无感伤。花团锦簇虽荣耀，得来全赖汗湿裳。”这首七绝，是陈久霖写自己的。
在那个阶段，陈久霖说，“有时，我半夜爬起来读《易经》，希望可以从《易经》里面中找到一点平衡”。当SPC股权的收购似乎已经山穷水尽的时候，陈久霖在一天的早上4点钟爬起来看《易经》时，忽然读到一个“习坎卦”，研究了40分钟以后，陈在凌晨4点40分，把他的“研究成果”变成了一首五绝—《周易》设“习坎”，喻指处事难。重险而胜往，离“坎”是平川。然后用手机发给同事，鼓舞自己的同时，也兼作鼓舞士气。
陈久霖坚信，横在他眼前的正是这样一道“坎”，所有这些磨难、曲折，不过是在让他不断地通过“习坎”而超越，他决心“不放弃”。
在这次长达2年的收购中，陈久霖几乎使尽浑身解数，动用上所有他能动用的几乎所有力量，但直到2004年5月底，事情还依然没有任何转机。无数次暗夜里，陈久霖回想自己这两年来为了这个收购所采取的种种“非常”措施，只好苦笑自嘲。
柳暗花明
尽管印尼木材商履行了和SPC的合约，但陈久霖下的功夫也并没有白费。在“说服”过程中，陈久霖曾不辞辛苦地亲自带着木材商南下北上，到北京、到上海去看中国航油母公司的油库，当时对方虽然不解其意，但亲眼目睹了中国航油的“实体”，还是使他渐渐地对陈久霖和中国航油增加了不少信任度，这给随后开始的实质性接触和步步深入的谈判，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经过近半年的前后游说、谈判、磋商，2004年6月26日，中国航油和印尼木材商人的私人公司Satya Capital Limited终于签署了一个框架性协议，对方答应出售手中的绝大部分SPC股权给中国航油，同时保留一部分，以继续获利。梦寐以求的8800万股，终于重新对陈久霖露出笑脸，让他再次看到了希望。
但现在的陈久霖已经成了不折不扣的“惊弓之鸟”，那么多次触到希望的边缘又转瞬陷于绝望的经历，让他不敢轻易相信成功。不到最后一刻，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煮熟的鸭子会飞，到嘴的肥肉自己长了腿会走，一切要等到协议最后签署的时刻才能放下心来。
2004年8月17日，中国航油一方与印尼木材商一方，再次坐到谈判桌前。最后的谈判几度出现变故，印尼木材商不断希望追加条款，陈久霖则一直坚守阵地—2年的时间，跨越几万公里的辗转鏖战，以及大把付出的心血和金钱，完全可能在短短几秒中化为乌有。半夜，压抑不住怒火加悲愤的陈几乎拍案而起，把吓坏了的同事和印尼木材商抛在身后，独自一人走上深夜的新加坡街头去散步。他说，自己当时的心情坏透了，心里一直在想，“自己受这许多窝囊气，到底是为了什么？”
最后，陈久霖还是回到了谈判桌上，惟一的让步是同意在最后生效的协议上附加上一个新的条款—协议生效的前提条件之一，是中国航油（新加坡）有限公司的董事会要确保在陈久霖先生被调离公司的前6个月，通知股权出让方。李姓印尼木材商人在协议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前对陈久霖说：“陈先生，从此以后，我一家老小的身家性命，就交到你手上了。”他说这句话的含义是，如果中国航油的股价上涨，他所持有的中国航油2.08亿新元股票凭单就会得利，反之，也可能颗粒无收。而他把宝押在了陈的身上。
上帝关上一道门，却又打开了一扇窗。8月18日凌晨，这扇上帝之窗终于为陈久霖和中国航油开启了。不管怎样，在这个要命的早晨，陈久霖和中国航油终于没有让人看了笑话，在脊梁骨深处的寒意尚未散尽的时候，他们又站到了自己的历史的另一个巅峰。
成熟的苹果
2004年8月18日，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的小会议厅。中国航油3年的“老员工”、发言人John Casy，在为自己的老板陈久霖的到来，做着必要的准备。
此时，陈久霖正在楼下的会议大厅里，怀揣着他的就职演说草稿（上台前，他对记者说，万一选不上，这演说词就不用掏出来了），在中国派驻新加坡特命全权大使及200余位中资企业代表的注视下，接过中资企业（新加坡）协会第四任会长的接力棒，其背后深色的幕布，衬托出他成功“捕获猎物”后的猎人般闪闪发亮的眼睛。
事实上，能够使陈久霖的眼睛放出异样光芒的时刻，将在30分钟后，那时，他的舞台将从中资企业大会的现场，转移到John Casy目前所在的位置，届时，新加坡以及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许多新闻媒体将集聚于此，在新加坡股市已经关门休市以后，从陈久霖嘴里获悉一项足以影响2只重要股票走势的“消息”—这天早上，消息灵通的路透社发布了一条只有几十个字的简讯，称“中国航油将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并购”。早餐后陈久霖刚刚为这个“重要的并购”签署了最后协议不久，即收到路透社记者的电话，要求透露一点消息“以满足路透社用户的好奇心”，陈压抑住兴奋的心情，严格地按照律师给他的时间要求回答说：请在今天下午5点30分，前来项目介绍会现场获取有关消息。
陈久霖入场了。七八只各电视频道的各色话筒抢上去。其自信而乐观的笑容被摄影师的镜头及时记录，并在次日成为新加坡乃至香港各大报章“MONEY”版的头条新闻。
在发布会上，他对新加坡著名的英文报纸《海峡时报》的记者说：我们摘到了我们想要的苹果。
印象
一个人的梦想
和他的失意
文/本刊记者 房 毅
湖北黄岗人陈久霖长着一双对世界充满渴求的眼睛，看过他那双眼睛的人大多会留下深刻印象。这是一双有梦想的眼睛。
记者在他办公室看到一张照片，是他跟世界经济论坛执行主席施瓦布的合影，两人的眼神一动一静，对比极其鲜明，恰好像是中国和世界在今天这个时代所分别具有的表情。
本刊第一次见陈久霖，是在2001年夏天的新加坡，那时的陈，就像一个激情而略带少许狂热的年轻创业者，天不怕地不怕—刚好赶上中国和伊朗的一场球，陈久霖领着正在新加坡访问的几个国内媒体负责人，上到新加坡的“制高点”Tower Club，让侍者把正在就餐的一干外国人请到外面，“独霸”了一个单间，大家热热闹闹地看球。但是当时的陈久霖，也有一怕—怕国内一纸调令不知何时突然打断他正急剧升温的创业梦。
去年9月，本刊记者再度在北京见到陈，当时他正为收购的烦恼所困，言谈中不时冒出几句恨恨的湖北乡土话音。这个时候，商场的失意、身为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几许无奈，已经悄悄体现在他的表情中。不复是当年那个爽爽快快的年轻创业者，他性情中执拗的一面，变得明确起来。
今年5月，本刊记者再次于法国巴黎见到陈，当时他正准备从法国转往捷克，临行前夜，几个人出门散步归来时忽然迷了路，陈一人认准了一个方向后头也不回地执着向前，孤独的背影拖长在巴黎街头暗淡的灯光下。陈久霖的部下跟他保持着很远的距离—他们其实已经意识到陈的方向错了，但还是静静地跟在老板身后。
这个情景，在记者的脑海里盘旋了许久，那个暗夜里的孤独背影，似乎具有某种强烈的象征意义。对不断要作出决定的企业家陈久霖来说，尤其如此。
陈久霖在自己办公室的墙上，安了一个书架，但仔细看来，陈的书架与一般所见的书架并不同，首先，没一本“像样”的精装书；其次，没有任何“大象跳舞”之类的老板书架常客，倒是韩非子老子和泰戈尔普希金这些古典浪漫亲密拥抱，秦始皇朱元璋又和曾国藩一起带来某种官场的嘈杂，最醒目的是《易经》，记者粗略一数，只在书架一侧，有关周易的书就多达5本！陈久霖的看重《易经》，终于在他的书架上找到了答案。
陈久霖说自己喜欢深夜读书并且不觉得累，因为读书的过程犹如“练气”！除此之外，陈的“特别”还包括他对“广告”和“宣传”的看法，是记者所见的企业家中最“旗帜鲜明”的。他说自己非常“不怕宣传”。记者后来看他写的一本书里特别描述了北宋时期济南商人作“广告”的事，对他的这一个特点才恍然—“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以及“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为贩，别有加饶。请记白”。对这则生动有趣的古代广告，陈久霖评价说，“这说明中国古代商人在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下，依然能够发挥出高超的商业智能和技巧。”
其实有了这句话，陈久霖的书架也就可以读明白了。
陈久霖已经是位非常成功的商人了，但最近一次在北京见到他时，我的同事第一眼看过去就说：仅过了4年，这个人已是受过伤了。当时，正是北京日暮时分，摄影师正在拍照，夕阳斜斜地照在陈久霖立在窗前的面孔上，的确让我们读出了一点点他心底的感伤。
对话
为什么海外并购如此艰难？
文/本刊记者 房 毅
《中国企业家》：这两年，几家中国石油公司的海外收购都不是很顺利，老是在最想得到的地方被别人赶出来，不管是在俄罗斯还是其他地方，突不破一个无形的东西。是中国人自己走不出去，还是整个国际上有一个东西让中国人走不出去，技巧不够还是内功不够？
海外还有一些评论，说中国企业是不是走上了日本企业的老路：突然有钱了，到处去海外买资产买企业？中国企业这个阶段的海外收购，它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战略对不对？如果这个路子对的话，里面到底有一些什么环节，让一些收购那么困难，一些收购那么不顺利？
陈久霖：收购不成功的原因，我认为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
首先从内部因素来讲，我们的实力还不是太强，实际上，大个儿的项目我们吃不下来，财力可能也不一定拿得出手。另外，我们缺少跨国经营的人才，能够跟外方单打独斗的、能够去挑起大梁的这类人才少之又少。我们去海外收购的人的思维方式，往往还停留在原来那种计划经济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可能指望通过感情因素去打动人家，希望人家给你一个好项目，没有那回事情！我们往往相信儒家传统的“和为贵，和则生财”，其实在国际上根本不是那样的！国外我呆了7、8年，这些年的接触，感觉绝大部分可以说是“惟利是图”的人，这个应了当年司马迁的那句话，“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看《易经》最开始就提到利益问题，几千字，184处讲到“利”。而我们在跟人家打交道的时候，往往显得很天真，我请你吃顿饭、我上车下车先让你、给你开个门，好像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个项目搞定，太天真了！
《中国企业家》：按理说，石油行业在中国的产业里国际化程度算比较高的了。
陈：在工程技术方面国际合作是很多了，但商业方面比如商界规则、谈判技巧等等还了解得不太透，这是第二个方面的问题。
从国内方面来讲，第三个大的问题，是机制。机制严重地制约着对外收购。最近还好一点，国务院批准放松管理体制，实行备案制，在这以前你可想而知，一个项目要走很多的程序（语调激动），有时候一年两年的都下不来！外国人跟我谈判的时候我必须要加上一个条款：取决于中国政府的最后审批。加这个条款对我自己是一个保护，但人家就犹豫了，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个不公平的条款！
《中国企业家》：关键他是一个机构，我们是好多机构。
陈：对啊。其实，审批只是起一种把关作用，是政府对企业施行的一种负责任行为。而谈判主要是靠前线指挥员，政府部门只需向参与谈判的前线指挥员及时提供政策指导。
《中国企业家》：你曾经提到过文化方面的因素，你觉得这方面也有一些变化吗？
陈：这是第四个问题，中国人不抱团，互相制约，互相掣肘。不像韩国人、日本人，他们中要收购一个工程的时候，几家公司互相都通气，互相委托，而我们是互相拆台。
变化是现在有了一种协调机制，但最终能不能得到落实我就不知道了。像我们收购新加坡国家石油公司，是协调的结果。但国家协调给我的，为什么有的人还是出面呢？所以这个机制还需要完善。
《中国企业家》：但是在国内很多人在收购失败后，很容易联想到国际的遏制和封锁。
陈久霖：坦率地说，西方国家不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介入太多。美国人之所以去打阿富汗，之所以打伊拉克，考虑的就是石油的重要性。不知道你看到一个英文报道没有，说当时“9.11”事件之后，美国人第一个想打的不是阿富汗，也不是打伊拉克，他第一个要打中美洲，打有石油的委内瑞拉。但是后来俄罗斯在中亚有些动作，他决定先在中亚打开一个通道，控制这个战略要点。在石油问题上，美国人也知道，能够挑战美国的只有中国，中国用油量全世界第二，进口量全世界第二，所以卡住中国这个脖子之后，中国必须做利益交换。
我们在国外有时候感觉很痛心疾首。我们用那么多油，那么大的量，我们又是发展中国家，可现在全世界都在赚中国的钱啊！现在这些炒作的金融家，是美国人，英国人，他们有钱炒作啊，同时全世界石油资源控制最多的是谁啊？美国控制最多啊！非石油国家美国控制石油资源最多的啊！我们国家在国外有些石油资源，但都是在贫油或政治不稳定的一些地方。
再说外部因素，是我们起步太晚。“先到为君，后到为臣”。他已经抢下一个有利的布局，在国际上，他们早已形成一个网络。其实美国对外扩张是100年前，他一个200多年历史的国家，他对外扩张，对外收购，对外投资已经有100多年了。我们是改革开放以后才起步的。人家布局早，起步早，当然了，它的经验也就丰富一些，有些地方是他事先就已经抢好的地方了，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第二个因素，是政府对待企业的态度。我们国家现在开始经济外交，前几年就不是这样。国际上的重大收购项目，往往都有政府的影子。举例子，新加坡为了收购美国的电信媒体，总理吴作栋亲自给布什打电话，亲自到美国去访问。新加坡淡马锡控股要收购印度尼西亚的一个银行，总理亲自打电话找总统梅加瓦蒂。
我跟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们问我，中国跟新加坡或者跟其他的发达国家在商务问题上有什么差别？我就跟他们讲，按照中文来讲就是一个字的差别，按照拼音来讲就是一个字母的差别：新加坡是“亲商”，亲民的亲，中国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轻商”，轻重的轻；一个有g，一个没有g。
《中国企业家》：你的这次收购已经完成，看来还是比较完满的吧？
陈久霖：我们这次收购，也有值得总结的地方。一个是我的秘密没有保守好，第二个就是我跟被收购方管理层关系建立得太慢，后来基本上成了敌对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种失误。当时如果我多跟他们接触一下，可能局面要好一点。为什么当时没有跟他们多接触呢？我们也是有很多的分析，认为当时他是必须要卖的，而且有政府给出的最后期限，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想逼他压价。但我们对新加坡人还是了解不太够，英国人说这个期限卖，他就肯定卖，新加坡不是这个概念。如果我勤跟他去接触，不是采取去压的办法，可能会好一些。我就是想多压点价。
另外一个值得总结的，就是太看重“内线”作用。如果我是当时不找上层人士，直接跟企业谈，可能也会好一些。
分析
是时候反思中国石油海外收购战略了
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收购，应尽可能及时地转变到“赚钱才是硬道理”的路上来
文/本刊记者 房 毅 见习记者 郭大鹏
最近几个月来全球油价的急速上涨，把中国人的“石油焦虑”似乎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有关中国海外石油收购战略的争论也空前激烈。而在其中扮演“直接操作者”角色的中国几大石油企业，除了庆幸因油价上涨带来的日益增加的利润外，是否也同时反思过那些曾经和正在进行的海外并购带给他们的创伤？中国企业的海外石油收购战略是否需要对这些“过去”的创伤作出合理的思考和回应？
如何看待海外收购的“价值”？
回顾一下中国石油企业海外并购的短暂历史：自1993年中国成为原油净进口国后，中国石油企业开始海外投资的尝试，最初引人瞩目的是1997年中石油在苏丹的开采和炼油项目，因得到苏丹总统的支持，所开采区块“富得流油”，中国石油企业第一次尝到海外投资带来的巨大利益。但随后不断拓展的海外投资步伐，并没有一再结出累累硕果，相反，始于2001年的新一轮海外并购热潮，带给中国企业的似乎更多是创伤。
2004年1月27日，中石化中标沙特油气田项目，美国外交部以伊朗武器问题为借口直接出面建议中石化退出竞标。美国人阻止我们去伊朗，俄罗斯人也不欢迎我们去俄罗斯——8月22日，法新社发出一篇以《输油管大战：俄正在玩弄中国和日本》为题的电讯，文章援引复兴资本银行的罗恩·史密斯的话说：“俄罗斯政府去年已经明确表示，不允许中国进入俄罗斯石油市场。”文章说，分析家们因此认为，在这场输油管“战争”中，中国成功的希望渺茫。2002年中石油收购俄罗斯斯基母尔石油公司，在所有人都以为尘埃即将落定的一刻，俄政府和商界却联合演出了一幕排挤中国企业的闹剧，迫使中石油放弃收购。尽管之后中石油“曲线”买到其61.8%的股权，但此事至今依然说法不一、拖而未决。
不管出于政治的还是价格的原因，失败的案例当然不止于此。在国家石油安全战略的背景下，在 “石油焦虑”的逼迫下，中国石油企业在全情投入海外并购的时候，更多的考虑可能不是“赢利”而是“成功”。
全球并购研究中心秘书长、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巍接受本刊书面采访时说，“大型国企的领导人使命感很强，从战略高度和产业地位影响力方面考虑更多，特别是带上了国家经济安全的光环后，并购的成功成为重要指标，价格、技术和管理整合上就是次要的因素了。失败也许是商业上的判断失误，这当然不可避免，但也有非商业的考量因素或制度行为，这是我们需要警惕的。”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阎学通对《中国企业家》说，“中国海外投资的重点更应该坚持的，不是能源资源投资，而是利润投资，因为只要利润足够大，就可以用利润去换取资源。”
海外投资应否坚持“利润原则”？
曾经被评为2002年度中国十大并购事件之一、标的金额为5.85亿美元的某油田项目，事后才发现，所购5块油田，其含油量之低，令人难以想象！又有某公司，投资1亿美元买美国休斯顿一个炼油厂之后，因亏损难止，不得已又以1美元的价格卖回原主！“重资源占有，忽视盈利能力”的倾向，在近年来的海外石油并购中，似乎日渐明显。
中国航油（新加坡）总裁陈久霖给自己设立的“投资五项基本原则”，核心即“当年投资，当年受益”，碰到好的项目，财力风险所限，一时拿不下来，就甘心从小股东做起，赚了钱再图发展。依靠这个原则，中国航油目前投资收购的项目，全部带来直接的现金回报。刚刚完成的SPC项目，预计今年即可实现并帐利润1.3亿人民币，投资内部收益率达15.9%。
“如果不以利润为考虑，可能就出现赔钱的现象，而赔钱的投资是不可能长期维持的。”阎学通说，“中国航油投资的成功就是因为航油坚持了一个原则，每项投资得能挣钱，亏本投资绝对不做。千万不要做只是获得一个产权，却继续往里赔钱的生意。这是中国公司收购海外企业成功的一个根本因素。”
阎教授还认为，中国航油另一个成功的经验是“他赔了钱国家是不会给的。国家不会说你赔钱我给你补贴。我们有些企业之所以能大规模的赔，是因为赔了钱他不需要自己出。当一个企业赔不起的时候，他就会比较少的犯那种赔钱的错误。”
王巍也提醒中国企业——企业并购无疑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工具，也可以说是中国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由之径。但并购成功的标志不是是否拥有了公司或资产，而是是否提高了公司的价值。换句话说，你收购了公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难事，有钱就可以。问题是你能不能在收购公司之后从经营中赚钱，或将公司卖掉后实现利润！
王巍认为，“并购的成功是可以在瞬时间实现的，但并购的价值实现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就是一个短期成功、长期（不过两年）失败的典型案例。
其实，细心的人可以观察到，中国几大石油公司涉及海外投资的公开资料中，谈资源占有量多，谈效益少，“海外投资的效益”甚至已经成了业内“忌讳”的话题。而由忽视效益带来的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海外被收购对象抬高要价，更成为中国石油企业的难言之痛。
“石油焦虑”背景下的海外投资策略是否需要改变？
高盛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投资顾问告诉《中国企业家》，目前他们手里，就正在操作几个国内石油公司海外收购的项目。我们电话采访他时，他刚刚从某国家谈判回来。看来，即便遭遇了这么多挫折，中国石油企业的海外并购步伐也依然没有放缓，强大的石油安全焦虑正“火上浇油”，成为中国能源企业海外并购的不竭动力。
但问题是，作为企业，到底应该首先遵循“国家的石油安全策略”去行事，还是更多地按照一个企业的基本逻辑去行事？王巍认为，“按国际经验，海外并购是建立在国内产业成熟整合的基础上进行的，是产业链的延伸或转移，如20世纪70年代-80年代美国和日本的海外投资。尽管从具体产业和具体企业来说，可以跨时代发展，但从中国产业基础和经济国力来说，中国企业的海外并购远远不到成气候的时候”。
阎学通则认为，“现在全世界都不存在缺乏石油供应的问题，世界上有足够的石油供世界经济在今后20年的发展”。因此，“关于中国石油安全问题，是‘人造’威胁，而不是现实客观存在的威胁。”他说：“控制了某个地区的石油生产又能怎样，在国外生产完了不能运到中国来，和你不能在国外生产的区别是什么呢？海外有石油资源和国家石油安全没有任何关系。另外，石油运输的安全取决于整个航线安全，而运输线的安全与否是军事力量决定的，而不是在海外石油资源的生产能力决定的。”
“最关键的，”阎说，“对中国经济构成影响的东西太多了，能因为那个东西可能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就全力以赴地去保护它、作大量的不惜代价的投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