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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韩瑞芸 北京报道
于无声处听惊雷。当人们对是否加息的话题越来越感兴趣时，汇率问题似乎被逐渐淡忘。然而，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国际社会正暗暗掀起对中国汇率制度的新一轮“热潮”。
9月9日，以美国劳联产联为首，联合36家纺织、钢铁、农业公司组成的“中国货币联盟”向美国政府提出申请，要求政府根据“301条款”对中国是否操控货币进行调查，并实施制裁。布什政府几小时后就拒绝了这个诉求，并称这将使美国“倒退到经济孤立主义中”。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言人米尔斯表示，这项诉求是“鲁莽的”，因为寻求额外征收40％关税的补救措施将给美国围起高墙，损害美国的出口，破坏美国的就业，危及美国经济复苏。而美国财政部发言人尼科尔斯也于当天发表声明说，财政部长斯诺相信中国正在采取正确的步骤准备改革金融系统以实施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中国已经同意把基于市场的汇率制度迈进作为优先工作。
此前，在今年3月份，也曾有组织根据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提出类似申请，但被布什政府同样拒绝了。
“事实上，对美国而言，人民币汇率变动并不是件好事。”中国社会科学院一研究员说，“由于中国产品，特别是日用消费品，大量被美国进口，除非有更好的替代品，否则，人民币升值有可能抬高美国物价，造成不稳定因素。”不过，鉴于中国目前整体的经济状况，他认为，人民币汇率制度将予以“适时适度”的调整。
显然，与一年前的态势——一边力推升值，一边按兵不动——相比，中美双方在汇率问题上的态度，已经出现了微妙变化。时间能改变一切，今年2月，美国政府专门派遣由6名金融专家组成的金融小组访问北京，协助中国强化金融体系，并在汇率等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技术援助。虽然此事至今尚无下文，但长时间的近距离接触，无疑会让双方加深了解、务实求同。
一位美国学者的“游说”
9月7日，北京。力主人民币汇率升值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约翰·威廉姆斯开始了他的“游说”工作。威廉姆斯是美国主流的右翼经济学家，它所在的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也是美国决策层智囊团之一。
在汇率问题上，与蒙代尔、斯蒂格利茨等主张人民币汇率不变的美国学者相比，威廉姆斯有着截然相反的观点。他此次访华给中国的两个建议是：首先，一个国家不能为一个估价过高的汇率作过多防御，这有可能使宏观经济付出惨痛代价；其次，为了求得发展机会，国家必须要维持一个有竞争力的汇率，即既没有被高估也没有被低估的汇率。
“很多东亚国家当初在经济增长和贸易发展时，靠着一个被极度低估的汇率而得益多年。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需要指出的是，目前这种状况（即汇率牵制国内宏观经济发展的状况）并不比改变汇率来得更好。”不过，威廉姆斯并不主张中国对人民币汇率重新定值，一次性变动到位，而更希望看到人民币汇率在一个合理的区间内上下浮动。
在北京，威廉姆斯在多个公开和非公开场合表达了上述观点。
他首先为名为“汇率制度变革：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的国际研讨会作了主题演讲。是次会议由中央财大、中国银行下属《国际金融研究》杂志等单位共同主办。国家外汇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陈炳才、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汇率政策处处长郑红等人均以学者身份与会并作发言。
此后两三天内，威廉姆斯大面积拜会了对人民币汇率问题较有话语权的国内学者和官员，包括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易纲等。
威廉姆斯中国“游说”的同时，国际社会要求中国改变汇率制度的呼声也再度升温。
一条重要的导火线是，8月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中国内地增加人民币弹性，以抑制通货膨胀。
9月3日，亚太经合会（ＡＰＥＣ）财长年会在智利首府圣地亚哥结束，会后，21国财长发表共同声明，支持美国要求中国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机制，放松汇率管制，以降低两国间的巨额贸易逆差的呼吁。而中国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虽仍然强调了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的益处，以及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必要性，他同时强调，中国政府已经采取措施改进汇率形成机制。
下个月初，七大工业国（Ｇ7）财政部长高峰会将在华盛顿举行。中国有可能以观察员的身份与会。有外电猜测，Ｇ7会议将成为美国劝说中国改变汇率制度的另一机会，在此期间，国际社会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不断走强，应在意料之中。
利率？汇率？
当国际社会再次对人民币问题施压的同时，国内部分官员及学者却力主加息。
9月9日，中国股市迎来“黑色星期四”，上证综合指数跌破1300点大关；9月1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经济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ＣＰＩ）同比上涨再度达到5．3％。这使加息预期益发高涨。
而反对的声音同样存在。“股市和债市的下滑大多是对加息的误解造成的。信贷回落已经这么快了，再要加息，岂不是选择‘硬着陆’？”社科院一研究员认为，加不加息的关键取决于三大矛盾，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经济过热的理解分歧，国内外政治经济势力对加息的预期，以及政府高层对加息影响的不同看法。
无独有偶。有来自银监会内部的消息称，今年7月召开的银监会工作会议形成一致意见，认为ＣＰＩ是否达到5％，不应成为决策部门选择加不加息的唯一依据。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的张明则更进一步主张，“当前已是调整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最佳时机。”
“如果我们继续维持现有汇率制度不变的话，人民币利率就面临着很大的向上的压力。此外，如果我们不调整利率和汇率，由于美国利率的上升，我国的国际资本流入可能存在减少甚至逆转的风险。”张说。
但也有来自社科院研究员的观点认为，我国已经错过了汇率调整的最佳时机，这一时机出现在今年第二季度。这位研究员说，虽然当时国内正大力实施宏观调控，但宏观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状况。同时，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达到低点。如在当时迅速作出汇率调整策略，国际投资者无机可乘，“热钱”不热，也可使得汇率调整对国内经济的负面影响达到最低点。
但如今时机已然不再。
受9月3日ＡＰＥＣ21国财长声明影响，国际市场对人民币的炒作又趋活跃。在会议结束后的一周内，无本金交割远期外汇交易（ＮＤＦ）贴水由1800的低点迅速飙升至2400点，这意味着，国际市场预期一年后人民币兑美元将升值2．86％。此前，人民币ＮＤＦ贴水在今年1月至7月间曾由4800的高点一度跌破1000点大关。
重新定义汇率？
“包括威廉姆斯在内，包括中国的很多学者，大家都赞成中国应改变汇率机制，但谁也无法对如何变动作出定论，无法对汇率浮动的具体区间范围作出表述。”社科院一研究员说。
此前，在学术界，对人民币如何升值的问题有三种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币应予以一次性重新定值，应调整到1美元兑换7元人民币，甚至1美元兑换5元人民币的水平，然后保持稳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应尽快开放资本市场，尽快实行自由浮动汇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人民币升值应确定十年的时间表，平均每年上浮2％～3％，还可以考虑扩大汇率的浮动范围，逐步从钉住美元转向钉住一揽子货币。
“那些通过各种模型计算出来的汇率不堪信任。应当清楚地看到：汇率的决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迄今为止，我们还未能完全把握它的决定因素、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以及作用过程。简言之，在相当的程度上，汇率的决定至今还是一个‘黑箱’。”9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在“中韩经济论坛”上说。
李扬指出，对一个自主性经济体而言，特别是对于一个大国而言，其国内经济的稳定和增长从来都是第一位的，“我们根本不应因别的国家说了些什么而去变动汇率。在多数情况下，汇率政策只是国家庞大的政策体系中需要考虑的诸种经济变量之一，而且可能并非最重要的经济变量”。
他同时表示，判断汇率制度是否合适的主要标准是国内经济状况，关键是看国内经济在这种汇率制度和汇率水平下的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如果国内经济的运行是理想的，我们就没有任何理由去变动汇率水平。目前，我们就处于这种没有理由变动汇率的境况中。”但李扬同时承认，作为长期趋势，我们应更多关注人民币升值问题。
对此，有国内学者提出，应该重新认识汇率制度和汇率理论。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副司长陈炳才认为，今天的汇率，不仅仅是不同国家纸币之间的兑换或汇兑比率，它首先是国际储备货币与非储备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是储备货币、非储备货币与国际轴心货币之间的兑换比率。而且，非储备货币和储备货币，基本是围绕国际轴心货币兑换或确定汇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