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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天则所常务理事 |
盛洪 天则所所长 |
姚洋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
张军 复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
张曙光 天则所学术委员会主席 |
天则所在改革中的最主要的主张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我们强调产权制度改革，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企业间的产权交易或并购。
“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进行分析的论文出现高潮，几乎所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研究制度经济学，像樊纲、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张军等。
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最大问题，是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代理人，所以要避免代理人收受贿赂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问题。
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宪政经济学进行研究，可以提出改进政府基本制度框架的建议。”
近20年前，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随即迅速发展。对现实经济、政治问题的强大解释力，使得制度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经济学流派。香港的张五常教授是国内炙手可热的经济学明星，科斯、诺斯这些制度经济学大师也多次来到中国。林毅夫、樊纲、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张军和天则所的“三剑客”——茅于轼、盛洪、张曙光，这些我们熟知的经济学家都在制度经济学领域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中国没有错过制度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同样不可逾越中国。
作为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天则经济研究所（以下简称天则所）已经连续多年举办“中国制度经济学年会”。9月4日到5日，第四届年会在北京小汤山举行，国内近70位经济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所长盛洪、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共聚21世纪圆桌论坛第20期，就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和贡献进行讨论。
新制度经济学运动
《21世纪》：制度经济学是如何兴起的？它的主要理论基础是什么？
盛洪：简单地介绍，制度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学派，现在所谓的“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指新制度经济学，它以芝加哥大学科斯教授为首，在他之后有很多经济学家追随，并在美国形成一个新制度经济学运动。运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标志之一就是科斯教授于1990年、道格拉斯·诺斯教授于1993年获得了诺贝尔奖。
全部制度经济学的主张，简单来讲就是“制度是重要的”，即强调制度对效率的重要性，不同的制度对应不同的效率。这就导致一个推论，即制度变革会导致效率的变化。从方法角度看，制度经济学就是用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方法来分析制度，通过成本－收益分析来判断一个制度是否有效率，也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制度变迁的方向，提出推动制度变迁的政策建议。“交易费用”是进行有关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关键概念，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特征，那就是，交易费用概念加新古典经济学。再一个重要概念是“产权”。制度经济学认为产权制度是经济制度的基础制度，通过对产权的交易可以改进对资源的配置。所以制度经济学也经常被称为“产权经济学”。
在西方，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已经应用到了许多领域，但概括地说，主要研究的问题有：制度起源（如科斯），制度变迁（如诺斯）和制度结构（如威廉森），以及科斯强调的生产的制度结构问题。
茅于轼：市场经济改变人类的历史。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共赢的格局，在市场经济以前，一人有利另一人就得吃亏，即所谓的零和博弈。市场秩序最根本的就是交换，通过交换产生财富。这个道理现在想起来，简单得跟太阳在天上一样。但是，传统观念不认为经商能创造财富，认为只有农民能创造财富。市场经济在二三百年间彻底改变了这种经济秩序，有了市场、分工、专业化，这一切都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换带来的结果，也构成了制度经济学的核心要素。
姚洋：制度经济学的解释力是很强的，以至于以前做增长理论的一些重要的学者都转向研究发展问题。发展经济学最初强调资本积累对发展的重要性，之后是人力资本，之后是出口，最后发现制度是最为重要的发展因素。
张曙光：即便制度经济学也有着许多不同的派别，比如产权学派、交易费用经济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理论、机制设计理论、历史制度分析学派，甚至西蒙的管理理论都可以算在里面。
一个无法逾越的时代
《21世纪》：制度经济学一经进入中国，就迅速兴起，主要原因是什么？
盛洪：1980年代以后，与当时进行的经济改革同步，中国的学者们大规模地从国外引进各种经济学知识，如饥似渴地寻求对改革有帮助的理论。各种各样的经济学理论被介绍过来，但是并没有像在西方一样，由新古典经济学占有主导地位———人们很快发现了制度经济学强大的解释力，因此相对而言，制度经济学在中国有更大的影响。
尤其是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以制度经济学为方法进行分析的论文出现高潮，几乎所有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中青年经济学者都研究制度经济学，像樊纲、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汪丁丁、张军等，也包括我自己，可以说研究制度经济学在当年是一件时髦的事情。樊纲担任编辑部主任时，《经济研究》发了不少学者有关制度经济学的论文，还组织过这方面的会议。上海三联书店在1990年代初每年组织一次年会，年会的主要内容就是制度经济学。这些活动对推动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张军：当时，北京以盛洪为首翻译了一批制度经济学文献，我自己也做了一些介绍，1989年翻译《产权经济学》，1991年初翻译了丹尼斯·穆勒的《公共选择》，还翻译出版了《法和经济学》。
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迅速兴起，除了经济改革的大背景，另一个大的背景就是，中国的学者所受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训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作用，强调制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和制度经济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资本论》实际也是一种形式的制度经济学，不过这个分析框架中没有微观分析基础，和新制度经济学关注的问题还是有比较大的差别。
那时候，研究制度经济学有一种使命感和历史责任感，难怪现在很多年轻的学者觉得那个时代是无法超越的，关键在于现在年轻的学者很多面对的都是西方的问题。
盛洪：1990年代初相对来讲经济发展不是那么快，学者做学问都比较稳、比较踏实。1990年代中后期，外面的世界变得很精彩，学术研究的机会成本大大增加，问题意识也没有那么强了。我写的“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兴起”一文，对这个过程有详细的梳理。
张曙光：对制度经济学，中国有着很强的现实需要，加上中国又是制度经济学一个很好的实验场，使得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出现了一个比较快的发展。
《21世纪》：对于中国问题的介入，制度经济学采取的是哪种方式呢？
张军：新制度经济学被引进之后，大家开始更加实证看问题，更多是制度安排的问题，而不仅是主义问题。与新的研究相伴生，产生了很多新的词汇，比如增量改革、存量改革、双轨价格、体制外、体制内等等，形成了一批很宝贵的理论成果。
盛洪：那时，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改革，这就是最大的问题。那些中青年经济学家大多投身于这样的改革，思考这样的改革，想为改革提出建议。恰恰是借助制度经济学的传入，尤其是用制度变迁的理论对改革过程本身进行分析，就出现了“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这一分支。
这一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贯穿整个1980年代；第二个阶段始于1990年。在第一阶段中，研究者并不是专门地有意识地研究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的问题，他们更多地是参与到“如何推进改革”的理论研究和对策研究中；在第二阶段，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成果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一些经济学者开始有意识地将中国改革的过渡过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并且发表了一些可以被称之为“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论文。
在1990年代初，改革的方向问题已经解决，就是要走市场经济的道路，问题是如何从计划经济走到市场经济，采取什么方式进行改革。于是出现了对这一问题的大量探讨。当时，我编了一本《中国的过渡经济学》，林毅夫写了《中国的奇迹》，樊纲和张军也都有相关的著作。后来我编了自己的一个集子———《寻求改革的稳定形式》，这些研究后来都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中国改革的共识。过渡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界最成功的一个部分，无论谁研究过渡经济学，中国的文献都是不应该被绕过的。
《21世纪》：通过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制度经济学在我国取得了哪些成果？
盛洪：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于重视改革过程中的收入分配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改革成本”。我们理想中的改革方向是走向市场化，是从旧的制度安排到新的制度安排，比如从计划价格体系变成市场价格体系，它会同时带来几个变化，一是资源配置效率会提高，二是激励程度也会提高，还会有人与人之间收入分配的变化———这种变化并不一定是提高，只在变化。收入分配的变化很可能会导致一种利益格局的变化，会使有一些人受益，一些人受损。损失有多大，反对的力量就可能有多大，这就是改革成本。
《21世纪》：除了改革的原则，制度经济学在实践领域有哪些成就？
盛洪：除了过渡经济学，天则所在改革中的最主要的主张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我们强调产权制度改革，认为产权制度改革最好的方式就是企业间的产权交易或并购。自1996年开始我们开过四次关于产权交易与并购的案例研讨会。去年有不少地区的国有企业要出售，说明这一主张获得了广泛的共识。
后来天则所还致力于推进垄断领域的改革，比如电信业改革。天则所于1996年提出了一份中国电信立法建议的研究报告，那里面的主张基本构成了后来改革的轮廓。再往后就是公用事业的改革，前年我们受水利部之托搞了水权制度的研究，今年又与建设部合作进行公用事业监管的研究。总之，我们关于市场化的研究可谓从中原推向边疆，从竞争性领域推向垄断领域或准公共物品的领域，也就是市场经济的边缘。
国有企业产权转换宜公平交易
《21世纪》：在制度经济学的实践方面，讨论比较多的就是国企改革。当时曾经有过一场“产权”与“市场”的争论，现在看来，国企改革到底是产权问题还是市场的问题？
盛洪：其实产权与市场是问题的两个维度，更全面的看法就是既要产权，又要市场。而且实际上中国改革的主要内容，简单来说，就是市场化和民营化。所谓民营化就是产权改革。前面讲过，产权改革要靠产权的市场交易，而市场要交易有产权的物品或资产。这两者是互补的。
姚洋：产权与市场的问题是当时张维迎和林毅夫的争论。我还是比较赞同周其仁的观点，二者是硬币的两面，实在没有办法分开来。比如说国营企业，市场的压力再大，可能还是搞不好，为什么搞不好呢？因为内部没有一个机制，使得企业的领导人能负起责任来。
《21世纪》：那么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好的激励机制，又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呢？
姚洋：原则上我是赞成MBO的，因为领导不拿大股，很多改制特别是中小企业的改制，很难达到应有的效率。但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如果没有很好的企业治理结构可能会出问题。因为领导者的权力很大，不容易监控。
盛洪：国有企业产权交易的最大问题，是决定出售国有企业的人不是企业的所有者，而是代理人，所以要避免代理人收受贿赂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问题。如果收购企业是竞价的话，管理者只是竞争者之一，MBO就没有问题。因为经济学坚信，竞价程序既有效率又公正，排除了私下谈判的舞弊空间。但是，如果只是一家，如果只有MBO，而没有外部竞价者，就可能有问题。比较好的形式是有几个竞价者。如果参加竞价的就一家，这时候需要有比较透明的机制，要有更严格的信息披露要求。这种建议我们很早就向政府的有关部门提过。
张曙光：按照制度经济学理论，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组合。传统国有企业也有合约，这种合约不是市场合约，而是计划合约，主要部分是政府强制的，有些也可以选择，但是选择的余地比较少。比如，改革前，国有企业职工就可以选择进国有工厂做工，也可以选择到农村当农民。国有企业改革就是要结清和解除原来的计划合约，重新建立和缔结市场合约，其中包括与劳动者的劳动合约、与出资人的产权和约、与经营者的激励合约，以及债务债权合约等等。
国有企业改革中的经营者激励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国有企业改革既然是从计划合约走向市场合约，只要交易当事人认为他们的办法是合理的，就是有效的，外界人士是没有办法评判的。市场经济的一个核心是什么？就是自由缔约、自由交易、借债还钱。
茅于轼：我同意你们的意见，国企所谓改革就是要通过买卖实现所有权的转换。全世界的经验表明，国有企业都是不太行的，个别的好，大部分都不行。我们曾经也希望把国有企业改好，改来改去还是不成功，最后没有办法只有卖掉。
张曙光：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解决企业的冗员和债务负担，我觉得要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就是在国有企业里面，职工是第一债权人。要明白，过去的国有资产是怎么积累起来的？低工资，职工不能积累；利润全部上交，企业没有积累，本该用于职工社会保障的资金国家全部拿去建了新的企业，这笔债是历史上国家欠职工的。按照债务清偿的次序，国有企业改革首先要结清与职工的债权债务，这样才能变“企业人”和“单位人”为“社会人”，建立起真正的市场劳动合约。
在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过程中，凡是向外资开放的领域都要向内资开放，凡是国有企业可以干的，民营企业愿意干也可以干。这才是真正平等竞争的市场规则，是非歧视性的国民待遇。现在的问题不是再这样讲，而是要真正这样做。只有这样，民营企业家才会有稳定的预期，才会建立起对政府的信任，民营经济也才能得以发展。
《21世纪》：去年，国资管理体制由以前的五龙治水变成国资委一家管理，对这样一个体制性的变化，如何评价？
盛洪：产权交易最重要的是明确谁是产权的所有者或其代表。假如一个国有企业，有五个部门代表政府来谈判的话，那么谈判成本会非常高。国资委在法律上被非常明确地规定是唯一的产权所有者的代表，我觉得这样可以大大降低谈判成本。
行政部门的行为边界要确立
《21世纪》：随着改革重心的转移，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还可以有哪些作为呢？
盛洪：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大有可为。另外对其它的制度安排，比如家庭、家族、中国家族制的企业，道德与宗教等等，都可以进行分析。
《21世纪》：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观点是什么？
盛洪：我们强调所谓非意识形态含义上的政府制度改革，是一种技术性的改革。比如说政府的组织结构的分层、某一级政府财政的安排、中央和地方如何分权、政府怎样去招标等，制度经济学都有着丰富的资源可以借鉴。运用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宪政经济学—进行研究，可以提出改进政府基本制度框架的建议，加强政府合法性基础，保证不犯系统性的错误。
我们相信我们提出的建议有可能被接受，是因为经济学家讲的“效率”不是指个人的效率，而是全社会的。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只有当一个方案对全社会甚至全世界有好处时，才能提出来。这个方案也自然会使所有的个人获益，也包括那些对改革决策有影响的人。
美国在宪政方面当然是一个典范，但是不见得将其制度简单拿到中国就好，因为中国有中国的背景，有自己的文化资源。我们可以在吸收国内外各种资源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于中国的一套宪政体制。
《21世纪》：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目前中国政府管理体制哪些方面亟待改革？
张曙光：我觉得中国的政府体制改革不是一个激进的过程，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需要扎扎实实的一步一步去推进、去积累。在这个改革过程中，确实需要一个高效率的政府，否则就会出现混乱。
改革既要依靠政府，又要减少政府的干预，政府既是改革的对象，又是改革的动力，这是一对矛盾。政府体制改革已经成为中国进一步改革和发展的关键，如果改革不在这方面取得突破，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就会停滞和倒退，甚至会出现政府治理危机。
盛洪：最重要的问题是限制行政部门的权力。行政部门的问题就是它的权力没有被明确界定，往往会越权。我们的改革实际上就是要明确界定它的权力边界，约束它越过界限、突破自己权限的这样一种冲动。这需要一套制度安排。
很多地方的行政审批权是自己设立的，最滑稽的例子就是郑州设立了一个馒头办公室，然后宣称馒头由它管制。我们说任何一个行政部门，不能自我授权。行政部门是一个执行部门。授予它权力的是立法机关，或上级行政部门在权限范围内的授权，否则它可能会自我设租寻租。
《行政许可法》颁布实施，应该说有很大的前进，至少肯定了程序的重要。当然，我认为《行政许可法》还是有问题的，申诉是要告到上一级行政部门那里去。但是，行政部门上下级之间究竟是一个部门，不可能真正做到上级约束下级，更好的方法应该是通过司法诉讼。我觉得如果走到这一步，中国的政府制度就已经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