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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其仁教授是从事公司产权改制的专家，2001年四通改制由他一手策划，当时影响很大，周其仁教授还曾经担任“联办”研究部的总经理。
周其仁《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这篇文章说的很深刻，显然经过深思熟虑，比张维迎8月底的说法要深入细致。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中，对公司实际财务、资本运作了解较多的人不多，但周其仁是个例外，大概可以和郎咸平比一比。
可惜的是，四通改制虽然热闹一时，结果四通企业现在一落千丈，沦为中关村的三流企业。周其仁这两年也很沉寂，没有策划出新的大型企业改制计划。
一、周其仁的错误
周其仁这次回应郎咸平的文章大错了。错在哪里？试举一二。
第一，国企产权要改革，大多数中国人都同意，现在争论的不是要不要改的问题，而是如何改的问题，要不要公正改革的问题。随便问一个国企工人，哪个不责骂其领导层过去长期侵占公有利益。因此不要转移话题、偷换概念，把问题简单化到“要不要改革”上去。
按周的说法，产权改革就是为了结束领导层侵占公有利益的历史。但是，为了防止企业领导侵吞国资，因此通过一种不公正的方式一次性给他们足够的利益（股份），甚至直接把企业低价卖给他们，就是合理的吗？我向周其仁教授请教：就一种产权改革而言，这是最好的办法吗？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不要谈什么“次优选择”？虽然张维迎等学者在公开场合总是提这个说法，但我不明白，连“最优的选择”都从来没有清楚地描述过，何来次优？而且，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坚持你们认为最好的选择难道不是一种学术自尊？而委屈求全、妄言次优，难道不是丧失了学术自尊?
第二，国企、集体两种企业的产权，到底该如何判断？是否应该细化到每个个体的头上？国企产权是“无主”的吗？
按周其仁教授的说法，中国国企“没有最后委托人才是问题的根本”。这个说法违背了宪法精神。我们没任何必要去追溯企业产权，而是按照中国50年代到现在的各部宪法来谈现实。宪法明确规定国企产权属于“全民”，怎么会没有最后委托人？公有制是一段抹不去的历史，不要因为“改革”这个命题就全盘否定了公有化的历史。
合理的产权改革应遵照法律来进行。虽然宪法之外的其他法律比如《公司法》缺乏对国企产权细则的详尽规定，这并不表明国企产权“无主人”。在实际操作中，国企产权的政府委托人和私人资本家进行权钱博弈，损害了“全民”这个虚指的利益。作为学者，到底是帮助“全民”最大可能地追讨利益，还是帮助资本家最大可能地夺取利益，这就是经济学家的良知问题所在。
如果周其仁长期以“无主产权”的判断来运作产权改革，我认为那就是帮助企业盗贼将非法劐取转变为合法劐取。这个道德立场将极大影响到其利益立场，而利益立场最终也将影响了其人的观点和看法。
第三，周其仁教授在分析海尔、科龙、TCL三家公司的时候，出现了低级错误。他指责郎咸平对一些公司产权改革的实际操作情况用“如果”一笔带过，因而存在逻辑推理上的问题。请问，周其仁是否了解海尔操作的真实情况？任何一位曾经参与并策划各种产权改革的专家请站出来，请告诉我海尔内部操作的真正流程和情况。
“海尔高管在持股会到底有没有持有股份？”这个问题还是问问海尔吧！看它如何回答。郎咸平并没有肯定，而是根据公开信息纰漏原则要求其公布答案。但我认为，随便找一个海尔的持股员工，他也会与郎教授一样猜测：海尔管理层根本就是控制着持股会。
在四通改制中，周其仁教授协助四通管理层设计各种形式的持股会与壳公司，但结果是四通员工普遍获得最大利益还是以段为首的少数管理层获得了最大利益？四通因此成为优秀企业了吗？四通因此摆脱权贵资本的弊病了吗？四通因此形成合理的现代企业管理机制了吗？我认为，四通现在的困境，与不成功的产权改制有很大的关系。
第四，周其仁教授说，“破绽在于海尔集团是一家集体制企业，根本就不是国企”。这更让人大跌眼镜！
为什么这么认为？他说，海尔公司发布了公开声明。但这能作为一个经济学者研究公司的依据吗？这是科学的态度吗？海尔管理层说自己是什么就是什么？如果它说它是一个私人公司，是否我们都必须同意？
海尔是什么性质的企业，不应该由公司管理层来界定，而应该由其投资者和股东来依法界定。这主要是一个产权法的问题。本人在7年前曾跟踪陕西一个小企业的产权纠纷，法庭审理中最看重的就是原始出资情况，当然还包括是否享受国企待遇以及是否享受国家政策扶持等软性因素。虽然青岛市某些领导和海尔管理层现在乐于承认海尔是一家集体企业，但不要忘了，青岛市国资局仅仅是一个委托管理机构，而海尔管理层是正准备对其进行MBO的利益相关方。按照国资委要求公开的原则，海尔的产权评估和界定，应该由第三方来进行。
实际上，我们都知道，海尔曾长期置于国家大企业工委、地方大企业工委等国家机构的管理之下，享受了超过很多大型垄断国企的优惠政策，长期被当作中国最优秀的国企看待。怎么会突然变成了集体企业？请张瑞敏等人拿出当年原始出资的各种材料和证据说话。
在过去的政策环境和隐蔽的实际操作中，很多公司进行了产权隐形改革。或许有一天海尔会说自己其实是一家“红帽子”企业，是私人出资长期挂了“国有”的牌子的公司，是曾经打着“国有”旗号骗取贷款、骗取优惠政策、欺骗消费者信任的皮包公司，我也不会奇怪。但我默默无言，我笑掉大牙。
企业产权问题的研究，必须要深入到企业历史，了解其沿革过程，依照法律来确定。
二、周其仁的情绪
《我为什么要回应郎咸平》一文不用说在学理上谬误多多，更要命的是表现出来的强烈情绪。让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学院派学者所表达的。当然，我相信张文魁先生的那句“我也是有血性的”，发自真心。但周其仁教授整个文章中表现出来的情绪并不能让人相信“他也是有血性的”。
访谈开始，周教授不断暗示对手人品有问题。很多国内经济学者都跟媒体记者暗示过郎的人品有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这个不能拿来攻击对手。但周的文章经过自己审阅，并且冷静思考了很长一段时候，显然是有意抛出，并非什么一时冲动血性之举。
说郎咸平“真叫瞎搀和”，产权改革“有他什么份儿”，说什么郎简直是“赵高”……这种公开的表态让我吃惊。不知周先生个人的感受如何？
还是回到学术问题上。不要轻易下判断，认为郎咸平不懂学术。郎教授这两年写了几本书，虽然不是理论宏大，如国内某些学者的作品那样“假大空”，但实实在在进行了案例研究。他的《运作》、《整合》、《操纵》三书，是案例研究的集合。他的《公司治理》是理论研究的总汇。郎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一个宏观经济学者，而是强调“财务专家”，这起码表明了他的自知和自信。
我很羡慕郎在香港中大带的学生，他们能够与郎教授一起致力于研究中国公司。在香港回归之后，这是香港学界对中国问题最积极的反应。请问周教授，什么叫“瞎搀和”？难道香港学者就不能研究中国问题？香港未来发展跟中国改革没有利害关系？
搞学问不是抢媳妇，用不着赤膊上阵。我想没人会认为郎教授是个圣人，也许他人品有些问题（郎先生不要责怪，人谁无过）。但不止一个国内学者对外暗示这一点，让人感到不解。郎先生批评过国内经济学者一边搞学问一边经商的现象吗？批评过某些所谓的学者从企业中直接获取金钱利益吗？没有。生活在一个利益纠葛的时代中，谁也难免风尘侵袭。但作为一个学问家，我们谈的是学问本身而非个人生活问题。
此番主流经济学者前后呼应，在对待郎的事件上有种种政治考虑。我想，周教授说自己觉得现在到了“真有需要的时候”，因此挺身而出，应该是领到了将令，正在奋勇冲锋。我不愿意对这种现象过多评价。不过，为表示对周先生学问的尊敬，有必要提醒一下周教授一个知名学者措辞的严谨。（周教授大人大量，姑且一笑置之吧。）
三、也来讲点理论
现在看来，这场争论是非常有价值的。如果任何人仍然想从一开始就否定争论的价值，认为“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纯粹是一厢情愿自我发烧。如果认为“那些问题不应该争论”，因为小平同志说过“不争论”，纯粹是借意识形态保护自己，是学者的做茧自缚。
为什么争论如此热烈？不排除有郎先生善于推动媒体的因素、有传媒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更重要的是，社会环境、经济环境与10年前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到了争论的时候，到了反思的时候，到了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候了。
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为代表的经济改革推动者曾经对过去10年的发展做出突出贡献，这不能否认。我尊重厉、肖、吴、张、茅等老一代经济学者的贡献，也反对任何全盘否定的做法。
但是，20年前提出的改革思路，在现在这个时代，当然不再是一种先进的思想。在这个急剧变化的10年中，经济现实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阶层发生了巨大变化，国有经济私有经济的比例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仍然以10年前的思路延续改革实践，自然容易沦为既得利益者的同盟军，成为被批判的对象。
首先，郎咸平认为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的制约因素，我赞同这个意见。原因简单分析如下：
第一，这个学派过去10年成为某种显学，在“不争论”的意识形态保护下，或多或少地“主导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
第二、该学派对中国产权改革做了探索，但局限在一种“摸石头过河”的水平上，发展了某种不公正的产权改革方式，而在制度建设方面有极大的欠缺，从而导致了市场、产权等各个经济层面统一规则的缺失。虽然他们的各种民营化、私有化、股份化方式受到各级政府和国企官员的认可，但距离一个健康市场经济的形成无疑相当遥远；
第三，社会改革目前步入深水区，而经济改革中的不公正现象日益成为广大基层公务员、国企中下层干部、社会中产阶层、私有企业和普通民众共同厌恶的对象，但这个学派仍在为之进行理论辩护，逐渐丧失了学者反思精神和理论增长性。因此在争论激烈、民众反响强烈的时候，很少有自由主义经济学者拿出有分量的文章，这与该学派的整体性理论局限有很大关系。
其次，郎咸平反对那种把国企“内部人私分”的改革，虽然他强调职业经理人信托责任的说法让人怀疑，药下得不好，但病是看准了。
“内部人私分”这种现象到底有多大？可以通过一些调查轻易获得。根据这两年媒体报道和一些机构的研究，整个东中部地区的地方大国企都在试行MBO，潮流相当之汹涌，不仅包括像上述三家企业那样的家电企业，在建筑业、机电业、流通业、农业、消费品业，甚至钢铁业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国企领导人推行内部股份化，搞职工持股会和壳公司推行MBO。相当多的公司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MBO计划，目前不过等待审批而已。
周先生谈到“抓大放小”。国资委直属的196家大企业自然很难实行MBO，但过去10年，各级政府通过各种破产重组方式，清理了数十万家中小地方国企。“放小”搞得轰轰烈烈，无数企业装进私人腰包，而社会批评并不多，因为这并未触及到更大多数的民众利益。但现在，试行MBO多数是地方上的骨干企业，是一地国资的核心，牵扯面之大，涉及利益之多，怎能像小企业那样随便改制？
再次，说起集体企业改制。任何熟悉中国经济改革历史的人都知道，江浙珠三角地区是中国集体企业当年发育很好的地区，但乡镇企业早在5年前基本都完成了产权私有化。现在正在改制的海尔、长虹、TCL、科龙、宇通这些从国有工厂起家的企业也是江浙那种集资办厂的乡镇企业吗？
现在这些搞MBO的地方大国企，若干年前都归中央部委、地方局（有的甚至就是地方局翻牌）和大企业工委主管，现在通过逐步的产权下放，竟然会被认为是“集体”，这就是渐进改革带给我们的现实。
最后，“内部人私分”式的改革给社会带来了何种弊端？我认为，一方面国资财富被少数人低价买走（拿走），另一方面是大量企业把包袱（债务、人员）甩给了地方政府，国家社保体系出现资金匮乏，社会贫困人口大量增加。而且，这些企业并未表现出建立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的诚意，一些企业部分改制之后效益下滑。比如TCL过去7年增长明显，但现在却成为管理层套现牟利的工具。
严重的社会问题更让中央政府忧心忡忡，而其中很多经济因素都与这种不公正的产权改革进程有关。因此，中国现在到了重新思考经济改革方式的时候了。有没有合理的改革路径？应该是这场讨论的潜在归宿。每一个经济学者都应学会改变自己，提出更高明的见解，从东欧改革、俄罗斯改革中吸取真正的经验教训，学习一些好的办法来保证改革深入、公平、有序地进行。
至于那种要求郎咸平“必须拿个主意”，否则“兜着走”的说法；那种批评郎“瞎搀和”的说法，实在让人愤怒而失望。我盼望，中国经济改革应该是让一帮更有作为的人来操作。
（声明：本人并未经受专业的经济学训练，发表这个文章并不是对周教授有个人看法。我没有见过周教授，但对他早年在电信改革中的言论很赞赏。本人也对杨帆、左大培等人的学问和观点毫不了解，也并不同情。与郎咸平曾有接触，但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发表本文纯属个人兴趣，与本人工作单位无关。）
来源：[凯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