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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透露考虑延长退休年限的消息，让我们意识到，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并不单单导致人口结构变化，还会影响到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就业等一系列经济问题
9月初，劳动与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透露，正在考虑延长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延迟退休这个话题平地间风生水起：应该首先考虑延迟妇女的退休年龄；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应该延迟到65岁……
这一波关于延迟退休年龄的讨论，让我们意识到，国家的人口政策在改变人口结构的同时，也触动着整个社会保障体系。而要实行延长退休年龄，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因此，9月13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刘永富公开表示，延长退休年龄涉及到方方面面，目前仍在研究，尚无定论。
“延迟退休不可能在近期内实行。而且只能实行小步渐进式。大多数工业发达国家男性退休年龄为65岁，但这只是一个目标。依靠多次渐进的调整，比一步到位要公平，有利于社会稳定。”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委员郑功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尚未准备好的“老龄化”
“中国延长退休年龄是必须的，因为人的寿命延长了。”郑功成说。我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由建国初期的37岁增加到72岁，社会人口结构也步入老龄化。和复杂的经济利益权衡相比，生理原因为延长退休年龄提供了不争的事实。
1999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制止和纠正违反国家规定办理企业职工提前退休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国家法定的企业职工退休年龄是：男年满60周岁，女工人年满50周岁，女干部年满55周岁。”
“原来的退休年限已经不适合目前的人均寿命。我们养上一代只要十年，而下一代要养我们二三十年。这样对下一代剥削太多。这是养老负担公平化的要求。”郑功成说。
中国社会的老龄化并不是个新鲜话题。根据国际社会通例，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7%以上的社会被称为老龄社会或老年型人口国家。2000年，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为0.88亿，已经达到总人口比例的7%。
根据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政策法规司司长于学军及其同事做的研究预测，2000年至2028年，65岁老年人口将从现在的不足1亿增加到超过2亿。2028年至2038年将迎来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期。在这十年间，65岁以及上老年人将由2亿增加到超过3亿——这一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实际是1963年至1973年出生高峰的人口进入老年期而导致的。
“也就是说，将要出现的老龄高峰，几乎是不可控制和降低的，与现行和未来的生育率高低无关。”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告诉记者。
依照国际惯例，为度量人口老龄化的速度，通常会计算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由7%翻一番(即增加到14%)所用的时间。英国用了45年、瑞士是50年、美国65年，法国虽是老年人口最早达到7%的国家，但达到14%的比例却花费了115年。根据于学军等人的预测，中国完成这一过程大约需要27年。
我国超常的人口老龄化速度，很大程度上是由严格控制生育率催生的。据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介绍，维持社会正常更替的生育率应为2.1(即平均一个妇女生育2.1个孩子)。但根据我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我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仅为1.22。
“由于中国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厉的生育政策，即便是21世纪总和生育率稳定在联合国预测的1.90，人口老化速度也比其他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的国家快很多。”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认为。
这种特殊人口政策导致的老龄化，其社会经济条件与西方发达国家有很大不同。西欧等国的老龄化是在工业化完成以后渐进出现的。漫长的过渡时期使社会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富来应对老龄化问题。
根据世界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提供的资料，日本在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10%和14%的1970年、1985和1996年的人均GDP分别为1967美元、11335美元和38555美元。而中国2000年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达到7%时，人均GDP只有850美元。
“中国的老龄化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提前到来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投资司司长李克平说。
“先天不足”的养老支付系统
由于社会财富积累不够，首先面临考验的是养老金支付系统。由于制度设计的缺陷，我国已经面临养老金支付隐患。因此，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胡晓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考虑延长职工退休年龄的目的之一，是减轻“白色浪潮”对社会养老的压力。
我国从1993年开始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金筹集方式。资金流程是：为每一个参加养老保险的职工建立个人账户。企业职工在领取工资后向社会保障基金缴付社会保障款，这笔钱连同企业缴付的社会保障款都进入职工的个人账户。但在计划经济时期，老职工的养老保险是由单位和国家包干，没有安排个人账户和相应的资金积累。很多老职工新建的个人账户中的资金很少，已退休职工的个人账户则完全是空的。因此很多地方政府挪用在职职工个人账户的资金，支付退休人员养老金。
据统计，现在每年筹集的三四千亿的养老保险基金，主要都用于保证现在3600万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发放。2004年4月，由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完成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指出，国家正用当前工人的税钱养活当前的退休人员——这是一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空账运行“方式。
养老金盈亏还根据地域不同，各有千秋。据郑功成介绍，老工业基地入不敷出的情况比较严重，如东北地区。而上海，深圳，东莞等城市，由于经济发达和历史负担少，养老金赢余颇多。“但全国养老金统筹程度很低，各地基金没有互助功能。”郑功成说。
养老制度设计还存在另一个隐患。我国目前实行的退休年限为男性60岁，女干部55岁，女工人50岁。在此基础上，支付养老金的年限按人均十年的预期设计。但我国的人均寿命已达到72岁，寿命延长为原来的制度设计留下一段亏空。
“延迟退休，对养老金制度的自我平衡是有好处的。”郑功成说。
长城金融研究所所长徐滇庆及三位学者曾在2001年就延长退休年龄对养老金赢余的影响做了测算。在他们采纳的模型中，假设2010～2015年间女工的退休年龄将逐步提高5岁。男女工人的退休年龄都在2020～2025年间再提高5岁。测算结果表明，如果所有工人的退休年龄在2020年都提高到65岁，养老金体系将保持盈余。
养老与就业之间的博弈
但经济研究的模型是以假设为前提。它并非意味着，延迟退休就是一剂现实良药。任何一种经济决策，都会以牺牲另一种决策的成果为代价——延迟退休可以缓解养老压力，但会付出就业的机会成本。
于学军等人的研究表明，我国现在处在人口发展机遇期。失业问题是这一时期的特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4月发布的《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白皮书也表明，目前尚有1.5亿农村富余劳动力需要转移，有1100万以上的下岗失业人员需要再就业。
而延迟退休，则意味着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不能释放给社会。如果劳动力人口不能充分就业，同样会成为负担人口。因为可以创造价值的失业人口不但不能创造社会财富，而且需要消耗社会财富，与老年人口“争夺”社会保障资源。
失业和养老，构成了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内在钳制关系。这两种力量将迫使中国政府运用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把用于经济增长的一部分资本转移到提供社会保障中来，以缓解这两股力量对中国社会稳定所产生的震荡。但如何找到延迟退休与解决就业之间的最佳结合点，还是一个尚待论证的问题。
从法律等配套环境来看，延长退休必须修改退休相关法律，并经由人大通过。而且，根据各国先例，延长退休年龄一定是小步渐进式。美国延迟退休年龄2岁，花费了12年时间循序渐进。
“延迟多少，一岁还是两岁，对就业的冲击，对就业保障的影响，都必须经过多方讨论和测算。”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说。
这将是一个漫长的商榷和论证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