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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皮曾经说过，“中国证监会主席这个位置是部级干部中也许是最伤心劳神的位置，因为只要股市一开盘，那么就有涨有跌，涨多怕狂热，跌多了怕稳定，这根神经不由自主地就给抻得紧紧的。”因此，证监会主席的任期不宜过长，任期过长必然会神经衰弱，影响身体健康。
从保护干部身体健康的角度考量，尚福林的任期也就差不多了，如果尚福林下，黄奇帆上并不是不可能的。有人说，在目前的中国政坛，干部的轮替不会影响大政方针，这话原则上没有问题，但是具体到中国股市就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作为一个不成熟的市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作为一个既为定位困惑也被历史遗留问题困扰的市场，中国股市一直就在监管和发展的博弈中平衡，主政的主席对市场的认识直接影响到政策的取向，从而影响到市场的走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事实。2000年周小川接掌证监会的时候，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市场的问题交给市场去解决，周小川进一步表示以后证监会不再以调控市场指数为己任，不再以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而自居。在市场化的同时，周小川同时明确的还有所谓的国际化。周小川是中国资本市场最早的创意者之一，也是著名的海归派首领。周小川主政证监会期间，大批的海归派人士汇聚于证监会，下到部门的副职，上到周小川的助手高西庆都有海归的背景。不仅如此，证监会还以500多万年薪的代价聘来了第一个海外的副部级干部副主席史美伦，由这个号称铁娘子的副主席主管上市和发行，有人开玩笑说，在当时的证监会不说英语是找不到朋友的，玩笑归玩笑，但是却真实地反映了海归和土鳖的矛盾。
市场和国际化有没有错？
没有错。
周小川主政的两年，中国股市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大喜大悲：“两年间，我们经历了‘5·19’财富效应的释放的
喜悦，经历了国有股减持的困惑，经历了集中打击庄家操纵股价的风暴，经历了中国股市何去何从的辩论，经历了超常规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风浪，经历了中国证监会自我削权的角色转变，经历了公司化治理独董制度的推出，经历了中国B股市场的开放，经历了中外合资基金和合资券商的建立，经历了QFII作为W TO承诺开放的实践，经历了新股发行额度制向审批制的转变，经历了那么多上市公司的丑闻揭露，经历了新经济网络泡沫从暴炒到破灭的痛苦，经历了指数从起点回到原点的一个轮回。”（《搏傻》P．263）
中国投资者两年的经历令人感慨万千，有的是明白的，有的是不明白的，有的是半明半白的。周小川说不再调控指数，但是当指数跌破1514点时还是跑到国务院要来了一纸暂停国有股减持的决定。中国股市本来就是一个政策市，本来就是一个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环境下的不完全资本市场，盲目的国际化和市场化，必然导致“洋教条”的失败。证监会推出的诸多市场化措施，如战略投资者，如新股定价市场化，包括再融资的增发最终都走向出发点的反面，最后周小川才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新兴市场，而且还是一个有待转轨的市场。
不得不指出的是，周小川出面领到了国务院的暂停令，重新从财政部手中夺回了国有股减持的主导权，但是随后证监会犯下了一个巨大的错误，那就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所谓新的国有股减持方案并由此引起旷日持久的所谓大讨论。在第二年国务院“6·24”明确宣布停止在二级市场减持国有股之后，这场讨论最终失控走向全流通，为中国股市在不适宜的时间背上了无法承受之重，影响至今。
200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先生诞辰100周年。邓小平思想的核心就是发展，“发展是硬道理”，有分歧怎么办？搁置，不争论！如果一定要争个是非曲直，当初就没有中国股市，也就根本扯不上全流通还是半流通。可惜的是，这个道理并不是人人都明白的。更为笑话的是，连国资委都回避国有股减持，证监会却还有人拼命在做鼓动，一会儿称时机成熟了，一会儿又东找试点西找试点。
作为前主席，周小川提出了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由市场解决这个绝对真理，周小川没有回答的是，市场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又该由谁解决呢？
尚福林要回答的恰恰是周小川所没有回答的。2003年11月，也就在上证指数跌破1307点，尚福林被人解释成上涨幅度为零的时候，尚福林公布了他的“尚八点”，在“尚八点”中，尚福林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股权分置”的概念，第一次明确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必须切实保护公众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的稳定发展。这是尚福林上任近一年后第一次系统性指出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的意见，可以看作是尚福林一份晚到的施政纲领。两个月后，国务院发布促进资本市场发展的九点意见，“国九点”问世，需要说明的是，“国九点”并不是一份由国务院起草的报告，按惯例，这也还是证监会拿出的意见，不过由国务院发布一来分量不一般，二来也的确有助于证监会和其他部门的协调。“国九点”应该是“尚八点”的官方正版。
“国九点”颁布之后，尚福林透露证监会将会合其他部门成立六个工作组落实“国九点”。这六个工作组的议题分别是“拓宽券商融资渠道”、“积极稳妥解决股权分置”、“鼓励合规资金入市”、“完善QFII试点”、“完善资本市场税收政策”、“积极稳妥发展债市”。6个议题，显而易见，没有一个是市场自身的力量能够完成的。
从“尚八点”明确至今，中国证监会采取了一系列的举措，比如改革发审委，比如推行保荐制，比如试行股转债，比如试行新股询价制度，比如提出
类别股东表决设计，这些改革虽然没有冠之市场化的名义，但是却是踏踏实实地在一点点的明确市场主体，这个主体不是证监会，而是上市公司和投资者，是一个个在解决问题而没有追求所谓的完美和接轨。我们不能把“国九点”的出台归结于尚福林的面子，但是我们依然要指出的是“国九点”没有出自周小川任上，而是出自尚福林任上就说明“国九点”和尚福林分不开。如果“国九点”值得肯定，那么尚福林就是首功之人，如果沪深股市因温总理之言而升，那么尚福林也是首功之人，在落实“国九点”的过程中，将尚福林调任是解释不通的，至少不能把尚福林可能的履新理解为贬职和处罚，这一点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何况，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刚刚辞职，桂敏杰刚刚出任副主席，这个时候换主席不仅人事变动过于频繁，而且也不符合组织原则，国务院会成天开会讨论证监会的人事安排吗？
周小川上任的时候，上证指数是1300点左右，离任时，上证指数也是1300点左右。和周小川相同，尚福林上任时，上证指数在1300点左右，传言离任时上证指数也是1300点左右。不同的是周小川任内上证指数创下新高2245点，中国股市被官方挤泡沫挤到1300点，尚福林任内上证指数创下新低，中国股市遭遇的是宏观调控的冷环境，同样是1300点，前后成因各有不同。
谁敢拍胸脯说，证监会换个主席不会换种思路？谁也不敢。再说，频频的更变主席实际上会构成市场的最不确定因素，中国股市的问题不是尚福林造成的，如果我们相信“国九点”，那我们不妨给尚福林一点时间和空间去落实“国九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