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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陈平的主持之下，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北京大学校长助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海闻、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兼职教授樊纲共聚北京大学百年大讲堂，就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演讲、辩论，将北大经济中心十年庆典推向高潮，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2期。
张维迎：未来20年挑战大于机会
在过去的20年里，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世界给中国提供的机会多于挑战，但未来的20年可能是挑战大于机会。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可以说过去的2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靠的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也就是经济学上讲的经济增长从内点走到边界点，而未来又会逐步转向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去我们放开市场、废除计划管制，从而导致资源的自由流动，这种自由流动加上利用国际资本、国际市场以及生产要素在全世界范围内最优配制的实现，导致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种增长的源泉正变得越来越弱，我自己判断这种增长也许还能延续十来年的时间，十年之后中国经济一定要转向以生产效率提高为主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
在制造业，我们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6，而劳动力的有效工资是美国的1／42，这是我们的优势。但是，随着全球化劳动形势的形成，高素质劳动力的优势将逐渐消失。如果中国现在不能未雨绸缪，在提高生产效率上面下功夫，那么未来中国就会陷入现在日本的困境，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制造业成本竞争不过发展中国家，高科技方面竞争不过美国。而要完成这个转变，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企业所面临的，如果中国的企业制度不能够从根本上改革，如果重要的企业家不能够有一个长远的预期为做强、做大一个企业而努力，那么我想中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易纲：四大挑战必须面对
我曾经说过，中国在本世纪的前30年的最优的增长率应该是：前10年平均ＧＤＰ增长7％，第二个10年6％，第三个10年5％。如果我们能够保持这样一个最优的增长率，中国的发展就可以上一个更大的台阶。
但要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我们有四个最主要的挑战需要面对：第一个挑战就是资源的挑战。我们现在各类的矿产资源、能源、包括水资源，都是非常紧缺的。我们使用的铁矿石有一半需要进口；原油进口接近1亿吨，已经超过了日本，居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我们要面对资源的挑战，将来一定要发展节约型的经济。
第二个挑战，中国目前有很多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过大，比如中国基尼系数已经非常高了，达到0．45了。我认为对这个问题要重视，但是目前中国的贫富差别主要是在城乡的差别，而城乡的差别主要在于城市的各种生活要素已经货币化了，而农村没有。如果按购买力评价农村生活质量，中国实际上的贫富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如果所有农村的生活要素完全货币化了，那么我们的计算结果会好得多。
第三个挑战来自教育。一个没有文明的国度是不可能实现现代化的，中国有上下5000年的文明史，但我们的文明到现在为止仍然是精英文明，精英文明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脆弱。如果我们的文明不能从精英文明扩大到大多数人的文明，那么这个文明仍然是脆弱的。我们今天的题目是讨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讨论中国的发展。如果让没有文明的人、没有经过教育的人掌握了现代的技术，那么我们这个社会将更加危险。所以我们一定要注重教育，使中国文明在我们这一代手中从精英文明扩大到中产阶级的文明，到覆盖相对多数中国人的文明。
第四个挑战是台海局势，希望在未来的30年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平。
只要把这四个问题处理好，资源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教育问题、保证和平环境，我相信中国在未来的30年能够达到最优的增长路径。
林毅夫：规避四个陷阱
我一向是比较乐观的，大家也知道我对中国未来的前景做了不少乐观的预测。我相信中国只要利用好自己的后发优势，就有可能再维持20年甚至30年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水平最慢到2030年可以在总体规模达到美国的水平，之后超过美国。当然这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要实现这个愿望，我觉得要避免四个陷阱：
第一是欲速则不达的陷阱。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大家都有一个愿望，想变成像美国、欧洲那样的发达国家，像发达国家一样拥有高科技产业、生物化学产业、航天产业，我们也希望赶快在这些产业上发展。但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实际上就是在赶超。因为那些产业不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在市场当中很难生存，那么政府就只好用各种扭曲政策扶植那些赶超产业中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发展。虽然这样做表面上是追赶发达国家，但最后只能欲速则不达。现在中国高科技产业、生化产业优先发展的声音还是很大的，这是一个需要警惕的陷阱。
第二个陷阱是专做扬汤止沸，不做釜底抽薪的事情。在1979年之前我们实际上执行的是赶超战略，但为了照顾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做了很多的制度扭曲，那些扭曲我们现在要消除掉，中国经济才能逐渐恢复到比较优势的道路上。但是在去除这些扭曲的时候，我们经常忘记这些扭曲是内生的，是过去为了扶持一大批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而设立的，而那些企业现今还在，我们并没有研究真正的原因，而把这些内生的扭曲现象当成没有效率的直接原因，只是改进那些内生问题——滚滚的热汤，下面是火，火没有消除，上面有蒸汽，想把蒸汽吹散来降温，是不可能的。如果不是先解决造成内生现象的外生原因，从而解决内生的问题，那就等于扬汤止沸，而不是釜底抽薪。
第三是好心干坏事的陷阱。我觉得我国今天的崛起环境比美国差，美国在1870年代的崛起的时候，平均人均收入已经很高，其经济规模已经超过英国，它当时已经是世界上强大的国家，而且美国和英国的文化是一样的，双方的冲突相对小的多。但我们现在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3％，经济规模只有美国的1／8，文化体系跟美国还不一样，美国看到中国这么快速的崛起，给我们营造了很不利的外部环境。如果民族主义高涨，我们也就会做很多好像是爱国的事情，但让中国利用比较优势去发展经济的空间就会越来越小，很可能减缓了中华民族复兴的时间，甚至使中华民族与21世纪上半叶的复兴失之交臂，而掉进了好心干坏事的陷阱。
第四是简单用外国的理论结合中国实际的陷阱。中国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加发展就造成中国很多的经济结构跟发达国家不一样。我们知道，理论都是在一定的限制条件下才成立的，现在的经济理论都是从发达国家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成立的前提许多跟我们是不一样，所以从发达国家的理论看中国的问题，很难看清楚产生问题的原因。比如外国出现通货紧缩，经济增长速度缓慢，但中国通货紧缩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却是非常快的。如果用那些理论指导中国实践，就会犯很多的错误，我们必须从中国的实际现象来了解中国的问题，并且从中国的实际现象中提升理论，要是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会失掉拿诺贝尔奖的机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的话，就会掉到照搬外国理论的陷阱，经济学家很可能对中国改革开放是帮倒忙的，而不是推动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的。
海闻：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念的挑战
林毅夫和易纲注重大趋势，谈了30年，我更谨慎一些，所以我只谈15年。但谈15年也是有道理的，因为中国加入ＷＴＯ后有15年的时间仍然是被当作非市场经济国家看待，这15年对中国制度变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限。
对中国的经济前景，我也是很乐观的。说句实在话，我们这些人要是不乐观，就不会回来。我从三个方面来谈中国为什么能够继续以较高的速度增长。
第一，我们有继续增长的资源。我们的劳动力资源应该比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日本、韩国丰富。工资涨上去，生活水平提高，是好事也是坏事，像日本和韩国的经济发展了，好事就是成为发达国家，坏事就是成本大幅提高。我们现在有一部分进入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了，但是我们仍然有一大部分人在挣非常低的工资。在未来15年，我们的劳动力成本仍会很有竞争力。这一点，在未来服务业的发展中非常重要。
第二，中国有规模巨大的国内市场。在日韩没有这样的规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遇到了瓶颈而市场规模对现代经济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美国有这样的市场，欧洲也正在争取这样的市场我们就有这一有利条件。
第三，继续改革有利于提高效率。中国要用15年的时间完成改革，也说明我们的改革还没有完成。这是一件不利的事，但是也是一个希望和机遇，说明我们未来还可以通过改革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
国际形势也给了我们一个特殊的机遇，从原来侧重意识形态改成了国家的安全，特别是9·11以后，我们有了更多的机会。而整个开放的环境对我们出口也有利，这些机遇使得中国有希望继续高速发展迅速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我们的挑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制度和观念，一个重要问题是当我们的经济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以后，我们的制度、我们的人能不能同步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认为，最大的挑战就是观念的挑战。现在我们面临两个转变，一个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一个是从农业社会转向现代社会。当我们买上汽车、住上洋房以后，仍然可能是计划经济的观念或者农业社会的观念，这对发展是很大的制约。
具体来说一个是农民的均贫富思想，这是和市场经济冲突的。现在我们揭露出许多问题，对不平衡发展批评引起大家的不满。但过分强调收入不平等的问题有可能产生对富人的不满从而引发对发展的道德制约。实际上美国的贫富差别比我们大，但是并没有造成社会的不宁。其实真正要关心的不是贫富差别，而是最底层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
另一方面的观念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与全球化的趋势不相容的。对民族主义的过分怂恿也会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负面作用。
樊纲：平衡各种利益主体
中国经济今后几十年能不能持续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会不会被经济的波动或者经济的危机所打断，因此如何保持中国经济平稳的增长，减少波动，是作为落后和发展中国家非常艰巨的任务。
我们现在正经历又一次的经济波动，也就是目前面临的经济过热、投资过度。在投资过度的现象当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各个地方政府的城市化建设、城市发展建设项目以及各种基础设施投资等等，规模非常大，引起不仅是中国而且是全世界的关注。
搞城市化、发展经济对中国来讲都应该是好事情。但为什么就出现了过热呢？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现在的地方政府恨不得在本届任期内把掌控的土地都批出去，全部变成项目，恨不得把今后20年要做的事情，都挪到这一任期来做，从而加速经济发展。
这些现象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体制，第一，地方政府不是一种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它可以对未来政府的债务不负责任；第二，在地方政府的决策当中，下一代人的利益没有一种体现的方式，没有纳入到利益均衡的进程当中。
国家应该提供公共物品，公共物品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在提供公共政策的同时要考虑各种利益，包括农民的利益、债权人、债务人的利益，下一代人、下一届政府的利益。从我的理解来讲，市场本身就是各种利益的均衡机制。如何推进市场化改革，使各种利益主体在结构中获得新的均衡，是持久发展的关键。
辩论之一：收入分配与资源瓶颈
陈平：中国第一大问题是非常大的人口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讲现代化，按照西方模式我们会面临严重的资源挑战，所以我理解易纲提出资源问题、能源的问题、水的问题、土地的问题，我还要加一个老龄化的问题。说到底我认为是一个结构问题、发展模式问题。
另外的问题是教育，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发展创新的、多样化的教育，而是发展过去科举制、单一化、近亲繁殖的教育，实质是阻碍劳动分工的发展和新兴产业的创新。
希望第二轮回应能把上一轮的问题深化，思考在诸位提出的问题里面，是否有现有的经济学不能解决的问题，是需要在经济学上进行创新，还是简单的移植原有的理论就可以解决了？
林毅夫：易纲讲中国要面临资源的压力，实际上，当我们认为有资源压力的时候，就是没有把人当做资源，才会说面临自然资源的压力。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惟一赶上发达国家的就是亚洲四小龙，他们人口很多，自然资源很少，他们迅速发展是因为他们把人作为资源，在发展的早期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充分发挥比较优势，非常有竞争力，不断的产业升级。你说的人口压力是怎么产生的呢，从一开始就想赶超，想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创造的就业机会非常少，不能满足就业的需要，那么人就成为一个负担，人跟自然资源就是矛盾，就是负担。
至于收入分配需要关注，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如果发展劳动密集的产业，给那些只有劳动力的穷人创造了很多的就业机会，那么他们的工资就会越来越高。有钱的人具有优势的资源是资本，随着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的提升，资本越积累越多，资本回报率越来越低，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穷人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力变得想对短缺，劳动力价值提高，富人拥有的资源（资本）的价格不断降低，穷人所拥有的资源（劳动力）的价格不断提高，这样收入分配就得到改善。这就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看到的，在经济增长过程当中，不仅取得了高速增长，而是收入分配也得到了改善的原因。所以，在发展过程中是否按照比较优势发展是收入分配能否随着经济发展改善的主要原因。
樊纲：关于收入分配的问题，我同意最终按照比较优势的原理，穷人的收入会提高，富人收入会降低。但中国的问题在哪儿？中国最大的挑战就是有太多的农民需要充分就业，中国很难达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从而使穷人的工资上涨。总的来讲，要使中国的收入差距消失，就要解决农民转产上的充分就业。现在有两三亿的农民要转出来，解决充分就业是几十年的事情。
资源稀缺的问题，任何国家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都有资源的约束。作为后发展国家，作为人口极大、土地稀缺的国家，中国的问题更加地突出。中国如果要把劳动力都利用起来，恐怕就要为全世界生产，因为不为全世界生产，就业问题就不能完全解决。从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只要产品在中国生产，不管是资本密集还是劳动密集的，只要符合成本原理，只要真有竞争力，就应该在中国制造，这样我们才能提高就业率。不管钢材、水泥用多少资源，只要世界上有人用，最好也在中国生产。如果是这样的角度来看，对世界资源配制重新分配的后果，才是我们今后面临的最大挑战。
林毅夫：我们很多问题不是现有的理论可以解释的，而是在扭曲的制度环境下产生的问题。国有银行呆坏帐比率这么高，就是因为银行要贷款给不好的国有企业，而这些国有企业又还不了。这一大批国有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是一种政策性负担。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多制度改革其实是没有用的。
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是内生决定于这个国家的要素禀赋结构的，发展经济的目标要定位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而不是产业结构的提升。我们再解决转型问题时必须把自生能力的问题放到理论模型当中，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有许多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主流经济学理论假设所有存在的企业都是有自生能力的，所以，是不解决发展中国家这些问题的。因此简单用主流经济学的理论来解决转型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问题，就是一个陷阱。我们在研究中国的转型和发展问题当中发现主流经济学应该扩张，应该把自生能力的概念放到主流经济学中，这样才能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辩论之二：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
张维迎：林毅夫刚才讲后发优势可以持续30年，如果把这个后发优势分三类，就是管理、技术和制度层面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发展，甚至计划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是技术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导致的。现在的问题就是技术上的后发优势、管理上的后发优势有些还可以利用，有些难以利用，因为这涉及到中国本身文化特征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还在于能不能转到制度上的后发优势。我记得杨小凯先生讲过一句话，好多发展中国家恰恰由于技术和管理上的后发优势导致了制度上的后发劣势。利用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方法取得经济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好多被蒙蔽了眼睛，没有看到技术、管理都是在特定的制度上创造的。如果不能在制度上采取大的变革，我觉得后发优势要继续非常难。如果没有良好的宪政制度，不能保证政府受到有效的约束，老百姓没有稳定的预期，很难有长久的发展。
林毅夫也经常讲比较优势的问题，这在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东西。随着经济全球化，不仅仅是在不同的部门做不同的东西，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东西，还是全球范围的资源配制。这当中，我们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价值链的分配往两端走，一端是自主知识产权，另一端就是品牌。这两端占有的价值，远远超过中间制造的环节。如果中国仅仅盯住制造业的发展，按物质数量算，增长很快，但按照价值算，可能就没有任何的潜力。
易纲：什么是资源问题？资源的问题最后是一个价格的问题。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我们中国一年出口50亿双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为除了中国人以外的世界上的任何人每人提供一双鞋。比如某个非常有名的品牌的鞋，它出口的价格是3美元到5美元，在美国市场上卖是50美元到70美元。为什么我们能以3美元、5美元出口非常好的名牌鞋，是因为在所有皮子处理的过程中，它污染的水都留在中国了。
我刚才讲了我们资源的短缺，资源是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配制的，我们可以进口铁矿石、原油等等。但是我们在生产过程中把很多有负外部性的东西，比如污染都留在中国了，而我们中国土地又是那么地紧张，如果没有价格机制，使得我们基本上能够覆盖制造的全部成本，包括负面的外部效应，中国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同时，关于中国将来要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我们也是非常有保留的，制造业不可能创造很多的就业，能创造最大就业的是服务业，制造业既不是技术端，又不是品牌端，是附加值比较低的一端，留下污染比较多的一端。我们对制造业中心的提法应该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应该对自己有一个限制，有一个最优的度，不是说不搞制造业，也不是搞得越多越好。
第三，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政府应该是法律的执行者，游戏规则的制定者，政府不应该总想什么是最优发展战略、最优发展战略是怎么赢的问题。政府最重要的是制定游戏规则、执行游戏规则，而不是怎么赢这个游戏。政府更不应当在经济发展中充当招商引资的主体，充当各地经济冲动的主体，如果政府的位置转不过来的话，那么我们未来的经济发展将会走很多的弯路。
张维迎：我首先强调一点，产权是人们的未来预期，这是产权的本质。从这一点上讲，任何随意的改变游戏规则，搅乱人们预期的做法，都是对产权的侵害。宏观调控当中的处置，实际上也是在产生这些问题。因为宏观调控措施采取之后，对贷款等方面的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对产权的侵害。
从这个意义上讲，要解决这些问题，还是要对政府行为进行限制。如果对政府的行为不从制度上进行严格的限制，产权制度也不容易建立起来，没有宪政改革不可能有真正的产权制度。同时我还要强调一点，产权不仅仅是政府的事，也是一种文化。政府这么规定了，如果老百姓的行为当中没有遵守产权的习惯，那么也不是好的产权制度。
陈平：看来中国经济学家对国内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也应当关怀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我个人理解，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现有资源分配的效率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着重关心现有资源分配的公平问题，演化经济学包括奥地利学派提出技术创新的问题，但至今并未解决效率、公平、创新和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经济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进步应当是无限的，不能停留在古典经济学的静态框架上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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