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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同样的物价涨幅，上海的低收入、中等收入、高收入群体的感受却截然不同。从各自的家庭财务支出来看，占总户数11.4%的低收入家庭已经受到物价上涨的较明显影响，中等收入家庭是略有影响，高收入家庭则没有影响
杨阿姨的家庭账
9月17日，一个普通的工作日。凌晨4点半，在上海联华超市黄浦店工作的杨阿姨已经在上班的路上了。和往常一样，她的饭盒里装着准备好的午饭：米饭、鸡毛菜、番茄炒蛋和西洋芹肉片。最近菜价又涨了，算下来家里花在伙食上的钱要增加100多元。
到了超市，杨阿姨和同事一起把蔬菜和肉类搬到柜台上，分门别类地摆放好，标上今天的价格：青菜1.3元／斤，豇豆1.8元／斤，鸡蛋3.7元／斤，纯精猪肉10.8元／斤，小排10.5元／斤……
早上6点，联华超市黄浦店开门营业。作为上海市的试点单位之一，这家位于浙江中路上的超市主要业务是卖菜。由于是这一带惟一的菜市场，周围的居民都要来这里买菜，在附近写字楼和机关上班的人也会在下班后捎些菜回家，很多都是老主顾。
杨阿姨指着一溜排开的菜价牌对记者说：“两个月来菜价一直在涨，我天天要跟这些老顾客解释，进价就高，我们也没有办法。”
上海市统计局刚刚公布了今年8月份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3.2%。7月份这个数字是达3.6%，创近四年来上海CPI新高。对这些数据，杨阿姨并不了解，更不懂CPI是衡量通货膨胀最流行的指标之一。
作为每天都要“买汰烧”(上海方言，买菜、洗菜、烧饭)的家庭主妇，杨阿姨私下里对涨价也有同样的抱怨。乘着中午休息的空隙，她给记者算了一笔家庭财务账。
从上海第二丝织厂下岗后，杨阿姨在联华超市得到了这个“再就业岗位”，收入是每个月800元，5年来没有变过。杨阿姨的丈夫也是普通工人，单位效益不太好，月收入不到1000元，孩子还在读高中。按照上海市统计局2003年的调查，杨家属于上海人均可支配收入在7000元以下的低收入群体。
“我下岗的时候孩子刚刚读小学，目前家里最大的开支就是伙食和教育。”杨阿姨家每月伙食开支在750元左右，基本要用掉一个人的薪水。本轮大米、食油、鸡蛋等食品价格上涨，虽然没有让杨家的饭桌上发生显著变化，却让杨阿姨更加精打细算了，“昨天买了一只鸽子做汤，要15块呢！但总要让儿子吃好吧。”
上个星期，儿子交了1000元的英语补习费，这笔计划外的支出虽然让杨家很吃重，但她坚持认为给儿子的读书钱不能省。
杨阿姨说，现在最怕的是自己家那边的住宅被拆迁，“如果拆迁我们根本买不起新房子。”
食品涨价：上游带动下游
杨阿姨家每月的食品消费占总支出的比重(即恩格尔系数)高达44.1%，不难判断，市场上食品价格的一点小波动都可能影响到杨家的生活质量甚至消费习惯。
老百姓的生活触觉是最敏锐的，其实从去年底杨阿姨就明显感到菜价在上涨了。统计数据也表明，2003年第四季度全国各地的食品价格开始出现逐月攀升的态势，至去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中的食品价格指数比上年同期上涨8.6%。当时上海的这个指数也不低——4.1%。
“没错，农副产品是从去年第四季度开始上涨的。”上海市统计局一位统计师说。他还向记者具体解释了上海食品价格一路攀升的原因：去年下半年受粮食减产影响和国际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内粮食市场价格呈现6年来的首次全面上扬。受粮价波动影响，饲料价格随之上扬，致使生猪饲养成本提高，进入申城市场的猪肉价格自然上行。
“既然上游产品涨了，下游产品必然也会跟着涨。也就是说粮食一涨，肉类、鸡蛋都会跟着涨。”这位统计师说。
2003年粮价上涨而引发食品价格上涨的后期影响一直延续到了今年。加上上半年禽流感的影响，各地宰杀了很多鸡鸭，使猪肉消费量有所增加，并直接导致鸡蛋价格上涨。从统计局公布的8月份CPI来看，无论是全国的5.3%还是上海的3.2%，食品价格的强劲升势都成为价格总水平继续上行的主要因素。
虽然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轮食品价格上涨属于正常的市场调节，但这仍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百姓的日常生活。粮、油、菜、肉是居民生活消费的必需品，消费弹性系数小，价格的增长将直接增加家庭生活消费开支，对低收入家庭影响更大。
中国的金融中心和城市化程度很高的上海，同样需要面对涨价给市民带来的影响。2003年，上海年人均生产总值(GDP)达到46718元人民币，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4867元。但是在统计局的抽样调查中，这里仍然有11.4%的低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不足7000元；也就是说，在上海每9户人家就有1户是低收入家庭。他们更需要得到切实的关心。
按照杨阿姨的说法——“日子还不至于支撑不下去，但是除了吃饭和小孩读书，其他东西基本就不买了。”
未受影响和稍受影响的人
当然，食品涨价并非对所有人都有影响。杨阿姨说，每天在联华超市买菜的顾客中，“在公司里上班的年轻人”对菜价往往不怎么在意，都是匆匆忙忙买了就走。
17日下午6点半，当记者再次进入这家超市时，正巧碰到某杂志社编辑范女士下班后在这里买菜。她很大方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范女士家住浦东世纪公园附近，属于沪上30岁不到就有房有车的阶层。“我先生是证券公司的部门经理，晚饭很少回家吃，等他年薪到20万我就不工作了。”范女士半开玩笑地说。
范家男主人由于工作和社交的需要，小夫妻在外就餐的时候远多于在家吃饭，从理论上讲范家的恩格尔系数极低。按照她的家庭情况，理当没有受到目前食品涨价的影响。
没有想到范女士语出惊人：“正是因为这次涨价，我才发现以前农产品价格是偏低的！”不过范女士只是从经验上感觉如此，并没有特别的理由支撑自己的观点。“本届政府很重视三农问题，如果粮食、鸡蛋涨价的钱能到农民手里，那我觉得涨价是合理的，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同样的感受也来自上海某事业单位的司机小刘。继承了上海男人“优秀品质”的他，结婚后在家包揽了买菜和做饭的任务：“这个月家里买菜是多花了100多块，往常1000块钱就打住了。我们当然不希望涨价，买同样的东西谁愿意多付钱呢？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民以食为天！”
小刘和妻子每个月的收入在3500元左右，对他们来说，多100块少100块并不是什么大事情。但是小刘也说，如果猪肉、食油等食品价格继续上涨，每月家庭伙食支出达到1400元，就有点吃不消了。目前两人最大的一笔支出是20年期的住房贷款，“好在事业单位的福利还不错，每个月公积金可以抵掉800块。”看上去小刘对目前的生活还比较满意。
按照统计的眼光来看，范女士和小刘分别属于上海家庭中比例最大的两类：年人均可支配收入2万元以上的高收入家庭和1万~1.5万的中等收入家庭，这两类家庭分别占到20%和31.9%的比例。从他们的家庭财务支出来看，菜价上涨对高收入人群基本没有影响，对中等收入人群的影响也比较有限。
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如何保障
上海的经济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生活成本高，物价普遍较贵。在本轮食品涨价中，从杨阿姨、范女士和小刘三家的情况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上海市居民生活的一些影子。从相对比例上来看，食物涨价影响到的人群在上海只占一个很小的比重。但不容否认的是，像杨阿姨家这样易受价格波动影响的低收入家庭理应受到更多的关注。
有学者认为，涨价的背后其实还存在着一个社会保障问题。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所副所长杨建文认为，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最低工资标准应该根据CPI的变化建立一个浮动机制。如果CPI走到了一个高位，那么上述两个保障线就应该相应提升。
“如果政府财政在这方面多花点钱的话，那么这个钱是花在刀口上。”杨建文说，“同样一块钱用在穷人身上和用在富人身上完全是两回事情。如果把财政用在边际效应最高的地方，从整个社会角度来讲效益最大，还可以避免社会不稳定，以及一些连锁反应，政府也能省很多心。”
事实上，上海市政府对涨价的反应还比较快。市政府新闻发言人焦扬在9月15日说，根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职工平均工资平均增长幅度等综合因素的变化情况，市政府决定增加城镇退休人员养老金。据了解，今年上海大约将有250万退休人员每人每月增加55元养老金。
另外，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规定，从2004年7月1日起，全市月最低工资标准从570元调整为635元。并且社会保险费、住房公积金、伙食补贴、上下班交通费补贴等项目不作为最低工资的组成部分。
当下，老百姓最关心的还是明天的菜价会不会继续上涨。上海市商业信息中心副主任齐晓斋预测，食品价格不会无限制地涨下去，“中国市场已经非常开放，它自然有一个平衡机制，如果价格涨到一定程度，国外的农产品就会进来。”
杨建文也表示，今年的秋粮情况不错，估计第四季度价格上涨幅度不会很高。另外，各地政府对公用事业的改制和调价都相当地谨慎，上海在第四季度整体改革步伐也会放缓，在这个过程中间，公用事业的价格不太可能上调，“调价要看社会承受能力，北京的水价是每吨2.8元，上海只有1.93元。”
上海市统计局一位官员同样认为，“明年的CPI会下降”，并且低收入人群的影响应该用政府补贴来解决，而非加息或不加息。
这位官员表示，不是CPI到了5.3算算就可以推出一个新政策，如果这样那政府也太好办了。“低收入人群只占上海人口的小部分，这个小伤口可用小手术切除的办法解决。”同时他透露——“我们统计系统的人都不主张加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