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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惕！一种比反倾销更具杀伤力的贸易壁垒，正悄然筑起。
最近，中国文具老大宁波贝发集团，连同国内另3家制笔企业，一块儿被美国著名文具企业sanford公司列上了“337调查”的被告席。原因在于，sanford指控贝发等在美销售的产品侵犯其“商业外观”（本报9月1日《“商业外观”成贸易新壁垒》一文曾作报道）。该案并非首例。事实上，自1986年我国皮毛大衣第一次遭遇美国337调查后，近年来呈愈演愈烈之势，去年达到7起，今年头8个月就已有7起，涉案产品包括DVD、拖拉机、电池等。
337条款，属于美国当地的“行政救济”，最初在美国1930年关税法第337节中出现，经多次修订，现规定：进口行为若存在不正当竞争，且对美国国内相关产业造成实质性损害，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可根据美国国内企业的申请进行调查。所谓的不正当竞争行为主要指：侵犯美国国内有效的专利权、商标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
与反倾销相比，“337”更“昂贵”。宁波贝发集团董事长邱智铭告诉记者，贝发已决定应诉并着手寻找美国律师事务所，但发现各家事务所报价没有低于150万美元的，这还不包括辅助律师及在中国开展大量基础性调查的费用。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张涛律师向记者介绍，反倾销的律师费用通常在几万到几十万美元，而337调查的律师费则是反倾销的几倍甚至几十倍。此外，反倾销的费用一般是可预计的，而337调查实际上是一个控辩双方“质证的过程”，交锋越激烈，程序就越复杂，律师费用难以事前估计。从现有的中国案例来看，应诉费几乎没有低于百万美元的。
商务部一位贸易专家向记者总结了“337”的两大特征———
其一，耗时更短，实质性程序仅9个月。起诉方有备而来，但应诉方却猝不及防。应诉方须在有限时间内，准备几乎是生产经营的所有材料。譬如，一个专利所涉产品若有10年生产周期，那么，这10年的产品生产、销售等所有历史资料都要提供。这足够牵制应诉方的大量财力精力。
其二，打击面更广。由于“337”在裁定时有权颁布“普遍排除令”，也就是说，中国企业一旦“应诉缺席”或败诉，法官所作出的“模糊裁决”可全面禁止中国某类产品出口。譬如，贝发此次被起诉的是某款记号笔，但裁定时可能会限制所有中国产的记号笔进入美国。照此逻辑，中国产品有可能被美国“一类类地排除”，而反倾销最终的结果只是对涉案企业征高税，理论上企业在补征反倾销税后仍可进口，两者不可比拟。另外，“337”可选择调查时机，甚至在中国出口潜力大的产品尚未形成出口规模前就进行封杀，而反倾销只能在实际出口具一定规模后才能进行调查。
据记者了解，目前中国的出口产品已使美国方感受威胁。从去年至今的14起遭337调查的案子中，绝大多数涉案企业都是在美国主流商业渠道销售其产品的，即绕开了香港代理或美国当地的进口商，直接与美国沃尔玛、西尔斯（美国大型连锁商业集团）签订协议，与美国知名产品同柜台竞争。 本报记者李晔
来源：《解放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