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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人民银行公布的“三季度全国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城镇居民对当前物价的满意指数为-15.4，较上季有所降低，为1999年开展这项调查以来的最低水平。一些城市已经出现主妇结伴下乡，购买便宜肉、菜的场景。物价问题开始成为媒体关注的一个焦点。
实际上，进入2004年，中国物价走势继续呈现上扬态势。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8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去年同月上涨5.3%。粮食价格上涨31.8%，油脂价格上涨22.5%，鲜蛋价格上涨30.3%。
再往前，7月份全国猪肉平均价格已经超过了12.5元／公斤，全国部分地区的猪肉价格，则达到了近20年来的最高点。根据商务部的监测数据，全国生猪出栏价格同比上涨54%，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放乱收死”的怪圈
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性。1978年以来，我国曾有4次较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1985年、1988～1989年、1993～1994年，其中，最近一次的物价涨幅达到21.7％的最高峰。
改革初期，由于物资匮乏，“短缺”特征明显，而老百姓收入不高、承受能力很弱，因此对价格变动尤其敏感。其实，1979～1984年我国年平均通货膨胀率仅为2.8％,1985年，出现了改革以来第一次较高的通货膨胀率,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家专业银行竞相扩大自己的贷款规模最终引起信贷膨胀所致。
当时，银行对企业贷款年均增长36.3％。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国银行业不由自主地承担了国企改革的代价，历史包袱的形成路径由此延伸开来。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通货膨胀无害论”、“赤字财政有益论”开始在学界盛行，舆论导向促使经济升温进而过热。在这种背景下，1988年8月，价格“闯关”消息刚一传播，便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形成了“越涨价越抢购、越抢购越涨价”的恶性循环。物价上涨导致当时的“一揽子改革”方案不得不搁浅，国民经济被迫进行“治理整顿”，接踵而至的却是：物价不断下滑，销量一减再减，市场出现“疲软”。
1992年，改革热潮再起，随之而来的是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集资热，投资品价格一涨再涨。此后，由于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大幅调整加之生产资料价格放开，导致1994年出现了21.7％的双位数高通胀。这其中，60％的因素来自食品价格上涨。针对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固定资产投资过猛、低水平重复建设严重等问题，国家加强宏观调控、整顿金融秩序。
然而，让人始料不及的是，从1997年10月开始至2003年以前，我国又陷入了“通货紧缩”的泥沼。2003年1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增长幅度摆脱了通缩的阴影，从10月份开始，由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带动的物价上涨越来越明显。
不难看出，改革以来的数次通胀治理似乎都未能摆脱“政策放开—物价大涨—引发通胀—实行调控—物价回落—市场疲弱”的“放乱收死”怪圈。
农民并非最大受益人
应当讲，先前发生的几次通货膨胀中，多是“农”字头的商品价格上涨最快，且对价格总水平的推升作用最大。
这次也不例外，食品价格一直是推动本轮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的主导力量。现实的场景是，1999～2003年我国粮食产量连续5年大幅减产、逐年走低。与此同时,世界粮农组织报告显示，2003年全球粮食库存处于1996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国际粮食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供求关系和市场预期的改变，导致国内粮价急剧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当前农产品价格涨幅如此之高，可农民却不是最大的受益者。与历次农产品涨价相同的是，首先从中获利的依然还是那些处于中间环节的经销商。1994年，我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幅度高达39.9％，而农民人均收入仅增长5％。今年8月，农产品价格继续上扬，涨幅高过去年，但在乡村农产品收购价格变化并不是很大，仅为10％左右。
事实上，不深化粮食和农产品购销体制改革，即便价格涨得再高，农民也无法真正增收获益。那种认为“只要粮价上涨，农民一定可以得到实惠”的想法，无异于缘木求鱼、水中捞月。而在城镇，中低收入家庭的日常生活由于物价上涨明显受到影响,却是不折不扣的。消费者剩余就这样在城乡居民的相互抱怨中被“吞噬”了。
“滞胀”之忧
不可否认，国内投资过热在很大程度上为本轮物价上涨推波助澜。今年1～8月，我国投资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上升8.8%。与此同时，8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厂价格较上年同期增长6.8％。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的增高主要是由工业原材料、能源价格上涨引起的。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高能耗、低产出。这不仅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能耗较高的重化工业阶段有关，而且也源自粗放的增长方式。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是以巨大的资源消耗来承负的。
种种迹象表明，能源紧缺可能成为今后较长时期内推动我国价格上涨的重要动力。如果石油价格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开始传递到消费领域，将对通胀产生长期影响并取代粮价成为推动通胀的主要动力，这或许是当前银行利率需要调整的一个重要理由。
可问题在于，如果加息，势必出现连锁反应：企业的融资成本、生产成本必然相应增加，效益随之下滑。而企业运行不佳，又将影响居民收入水平与生活质量，消费再度陷入低迷，经济增速减缓，整个发展布局都要受到影响。
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企业存款同比少增384亿元，相伴随行的则是数额庞大、不断走高的产成品库存。到6月末，企业库存已攀升至9530亿元。
而假如在成本推动（能源价格）与需求不足（居民消费）同时并存情况下，物价依然继续上涨的话，那么问题将会变得更为复杂。西方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由于石油危机所引发的“滞胀”现象，无论如何都应成为我们的前车之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