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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杂志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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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起武汉市乃至湖北省最大的医疗腐败串案，是近乎“完美”的制度性腐败典型，从药品的市场准入－招投标－采购－销售，每一个环节上都有重要人物落网，他们组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共沾链。
2004年2月6日一大早，有人给武昌区检察院的传达室送来一封信，并说，“事关重大，希望检察长能亲自抓一抓”，然后匆匆离去。
这一封只有大半页的匿名信称，湖北某医药有限公司在向武锅职工医院推销麦迪逊牌B超仪的过程中有行贿行为，除此之外，并无具体的人名、贿赂金额以及相关的细节。
其实早在2003年，武昌检察院也接到诸多类似的群众举报，该院反贪局还据此追查过一两次，终因线索很不明确，案情未能突破。但这些举报信被“储备”了下来，干警们也开始紧盯“药案”。
经过初步摸底，进口品牌“麦迪逊牌B超仪”在武汉的专卖只有一家。据此，武昌检察院线索评估小组进一步分析：顺着“麦迪逊牌B超仪”查下去，不难找到举报中提及的行贿方，但该单位的营销人员众多，要查到底谁是行贿人，则很可能再次陷入迷惘之中。
接下来是双休日，但该院反贪局的几名侦察员却异常忙碌，他们装扮成药商，开始在多家医院、医疗器材经销商穿梭，并联系了麦迪逊牌B超仪的生产商，收集了该B超仪的出厂价、进货价及销售价等详细资料。经过分析，侦察员们发现，该设备“各环节利润空间非常大，回扣脉络清晰”。
其实，在医疗器材销售商的圈子里，只要同“圈内”一个人建立了值得信赖的关系，就能辗转找到另外的销售商。
后来侦察员终于打探到，湖北某医药公司业务员兰某向武汉锅炉集团职工医院推销了麦迪逊牌B超仪。侦察员们给兰某打电话，称需购买一台麦迪逊牌B超仪，希望见面详谈。平时均是自己走门串户、“求爹爹告奶奶”拉客户，好不容易有送上门来的一笔生意，兰某异常高兴，面对“客户”，他开始神吹自己的江湖“履历”，当然，不外乎是“怎样公关医院”、“曾搞定哪家医院”、“送了多少回扣”以及“能赚多少钱”之类。
在掌握到有力证据之后，侦察员亮明了身份，兰某当即傻了眼，不得不交代了其相关行贿事实。随后，武锅集团职工医院院长张显强等人被“请”到了武昌检察院。在铁的证据面前，张显强的心理防线顿时土崩瓦解，一一交代了他在为单位采购医疗器械的过程中受贿的事实。2月19日，张显强被刑事拘留。
与此同时，在与业务员兰某交谈时，“能搞定省药监局一位处长”之类的话多次从他口中说出，出于职业的习惯，侦察员们意识到，或许其中也有“文章”。经努力寻访，侦察员们又在兰某家中发现了藏匿的一本秘密账目，上面清楚地记载着：“送省药监局市场监督处副处长李晓明××钱”。2月21日，李晓明落网。
其后，反贪局侦察员们继续顺藤摸瓜，获悉了另一家医药公司的行贿事实，并直接牵扯到湖北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罗顺德。2月22日，罗顺德被抓获。
接下来，沿着“医院药剂科—药商、医疗器械商及医药公司—招标主管部门—药商—医院药剂科”的轨迹，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近70名药商、设备供应商、受贿人员先后被要求到武昌检察院接受问询，收集取证达300余份。
“某某出事了”、“某某进检察院了”等消息在当地很快传开，一时间，医疗圈内人人自危。其间有一天，某一家医院曾有数名医务人员去了检察院，“说清了问题，退出了赃款”。但也有许多医药企业的负责人或销售经理闻风而逃，一直到五六月份之后才陆续“潜回”武汉。
国内某大型医药公司武汉办事处的某医药代表告诉《经济》杂志，在那一段非常时期，他几乎不敢接听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圈子里的熟人也只是互通短信，还往往以此调侃对方，“听说检察院在打听你”。
据这位医药代表透露，药品从药厂到患者，需经过医药代理、医药公司、医院药剂科、医院临床科室、开处方的医生等诸多环节，每一个环节均需要金钱开道，否则就“办不成事情”，因此在这一链条中，只要一“扣”断档，就很可能带出很多人，“没有几个人敢拍着胸脯说自己是干净的”。
正因为如此， 这一封举报信成为“导火索”，旋即引起一连串的“爆炸”，迄今为止已有9人归案，既有大医院的药学部主任，也有省级主管机关的处长；既有招标环节的人，也有销售环节的人，还有监督药品市场的官员。
张显强：院长成为串案“排头兵”
位于武昌区武珞路的武汉锅炉集团，是一家有着50年历史的老企业，在当地市民眼中，武锅的效益并不怎样。2003年底，武汉市开出了一系列国企改制名单，武锅也名列其中。
武锅职工医院属于厂办后勤一块，据称，在改制中很可能面临剥离。原职工医院院长张显强却在未遭剥离之前先行下马了。在武汉市医疗界的这一串案中，张显强竟然成了“排头兵”，因为他直接与举报相关，也最先落网。
据了解，张显强是“倒”在采购医疗器械的过程中的。在任武锅职工医院院长期间，每次购买医疗设备，张显强均会亲自出马。在2003年4月，他组织其单位购买了湖北某医药有限公司一台价值4万元的半自动生化分析仪，事后收受了该公司业务员送来的“红包”6000元。
2003年8月至9月间，张多次组织本单位购买该公司仪器，款额达38万元。事后，为表感谢，该公司送给张“红包”3万元。2004年春节，张又收受该公司业务员送上的“红包”2000元。
据悉，张显强为医院采购的医疗设备主要为生化分析仪、黑白B超机及心电图监测仪各一台，收受的3.8万元赃款也被判没收国库，他本人则是以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
在武昌区法院的审判庭上，张显强辨称说，这一款项是他给该医药公司介绍了业务之后，该公司给他的中介费，不是受贿款。
对于直接“扳倒”张显强的这一封举报信，武汉的街头至今还流传着多种说法。一说是张的一位未得实惠的手下，对张显强“越看越不顺眼”，不能让他独占便宜。二是说，一位“小药商”在花了一大笔“公关费”之后，最终却被另一家医药公司取代，因而一怒告上检察院。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家医药公司通过“上面”的关系，仅给了一小笔“推广费”，张显强没有多的钱打发身边的人，这人便在另一家医药公司的“怂恿”下递交了举报信。
对于这几种“版本”，武昌一家学校医院的医生推测，事件的背后都应该有药商的影子认为，而且肯定是受了莫大的“委屈”，否则不会弄到撕破脸皮的地步。
李晓明： “把关人”成为寻租人
50岁的李晓明，原为湖北省药监局市场监督处副处长，按理说，其职务赋予他的使命是保证湖北省药品市场的有序运转，但结果他却一头栽倒在本应由他调控的经营企业手中。
起初，不少武汉市民还不太相信李晓明落马的消息，但一位同他打过交道的某医药公司经理却表示，“李晓明早晚就会出事，并且越往后，事情越大！”
据了解，早在2000年时，“李副处长”的名字对于湖北省众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而言，无异于企业兴衰成败的一道槛。是年八九月间，李晓明率省药监局检查组“深入有关企业追踪检查”，原因是国家药品质量公报列出了湖北省“生产、经营、使用假劣药品的问题单位32家”。
在李晓明巡视一圈之后，23家单位受到查处，一些企业暂停换发药品生产企业许可证，一些药品的生产批文号被撤销，大批不合格产品也被查封。武汉市一家中药厂的质检科长说，自此李晓明的“威力”被许多生产、经营企业领教，一些老总开始在李晓明身边转悠，目的是“化干戈为玉帛”。
2000年4月30日，国家药监局发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即GSP），并于同年7月开始实施，当年底，GSP认证试点工作拉开惟幕。这一认证审查涉及药品经营的进、销、存等全过程，要求国内药品经营企业“必须在2004年底通过GSP认证”。
2001年2月，经国家药监局的专业培训，全国共有81名药监系统的干部被聘为首批GSP检查员，李晓明成为湖北省4名检查员之一。此时的李晓明，“好像具有了对药品企业生杀予夺的权力”。
为了求得生机，几乎湖北省所有的医药企业都有求于“李检查员”，“金钱是对付他的武器”，一位医药代表说，一时间李晓明成了“大忙人”，“经常看见他出入一些高档宾馆”。
但好景不长，李晓明的“尾巴”很快被逮住。据查实的材料，自2003年4月至12月，李晓明大肆受贿，“交易”的地点主要在“办公室、酒店、汽车上”，而涉嫌行贿的不少单位还是湖北省知名的医药公司。据统计，李晓明先后收受了13家报审的药品生产销售单位给予的贿赂款，共计人民币5.1万元、美元1500元，其中最大的一笔为1万元人民币。
在被提起公诉之后，李晓明在湖北省药监局的一位同事曾总结性地说，既可以说他是毁于混乱的医疗市场，也可以说他是医疗市场混乱的主要原因。
四只药品招标黑手
2000年前后，为规范药品购销渠道，许多城市陆续推出了药品招标制度，但是随着这一制度的逐渐推广，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大。最引人瞩目的便是今年四五月间，国内13家行业协会上书国务院，强烈要求“终止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其实，这13家协会的联名信中所集中反映的问题，也在湖北省本次医疗连环案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一类是湖北省卫生厅的药品招标负责人，另一类是湖北省成套招标有限公司药品招标的负责人。前者的“权力”体现在招标前期制作药品目录上，药品不被列入目录，就妄谈进入医院；后者则可以让招标过程转入幕后。
据了解，湖北省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标采购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设在湖北省卫生管理服务中心（为省卫生厅的直属事业单位，承担卫生厅的部分职能），原中心主任李建屏（正处级）为该指导委员会的5名成员之一，而其余4名为省经贸委、省计生委、省物价局及省纠风办领导，也就是说，药品招标的具体组织就主要由李建屏及原卫生管理中心副主任陈智刚（副处级）操办。
对于众多药商而言，若能攻下李、陈二人这一道关，药品上了招标目录，不仅可以省去一些推销的精力和费用，还能拥有持续、稳定的销量。因此在家里，或在办公室，或在饭桌上，“李主任”和“陈副主任”收到的“红包”，少则千元，多则上万元。
经武昌检察院最后落实，在组织招标过程中，李建屏接受了13家投标单位24笔贿赂，共计8.6万元，陈智刚也“不甘示弱”，先后19次非法收受投标单位财物共计6.1万元。
陈智刚在落网时的细节颇具戏剧性。或许陈智刚早已警觉，侦察员一开始还扑了一个空，后来侦察员化装成北京来武汉开药厂的老板，称“带了东西来”，陈智刚便从容地走出家门，“高高兴兴”地随干警们上了车，直到进入检察院的大门，他才发现大事不妙，但已插翅难逃。
湖北省卫生厅纠风办一位干部对《经济》杂志说，李、陈二人出事，在厅里引起了很大反响。这两人平时看上去并非很有钱，住的均是当初分配的福利房，其中一人买了一台普通的轿车，“但他在银行工作的妻子的收入很高，似乎与受贿不沾边”。
这位干部说，有几个月没在厅里看见这两人了，这事肯定对他们影响很大，“无论如何，起码公职没了，前途也就此葬送了”。
另外两名被揪出来的招标人员，原为湖北省设备成套招标公司的孙向军及杨小舫。据悉，这一招标公司是湖北省政府挂牌的招投标中心，是一家国家事业单位，其主要业务是受省内企事业单位的委托，衔接投标方，并组织开标。
孙向军及杨小舫曾分别担任该公司招标三处（即药品招标处）的正副处长。据当地一位医药代表反映，对于广大药商而言，二位“处长”的权力更为直接和有效，“他们可以决定哪些药品中标，因为招标过程的明暗程度，完全由他们把握”。
经查实，杨小舫收受贿赂的金额达13.1万元，外加400元美元，最后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5年。“处座”孙向军也因涉嫌受贿10万元而被立案。
据武昌区反贪局副局长刘群介绍，杨小舫嗜赌如命，一晚上输掉1万元也是家常便饭，薪水不高的他只得另谋财源，“有时甚至变着法子找人要钱”。据杨小舫的一位同事透露，“杨处”常常是上午10点多在单位露面，他前脚一进门，药商们就象苍蝇一样围上来，他便挑选有实力的大药商，“赏脸”吃一顿饭。
武汉市一家厂矿医院的吴医生说，与赚黑心钱的“药贩子”相比，这些“药贪”更使人憎恶。
三药学部主任大发横财
或许你不知道，在每一家医院，均设有一个专门对药品引进把关的部门，这个部门在小医院叫药剂科，大医院则称为药学部，因为该“部”还承担了科研及教学的任务。
从名称就不难判断，只有迈过药学部、药剂科这一道门槛，药品才算真正销售出去，因此前来“攻关”的药商们络绎不绝。
据武汉市一位做药商10年之久的先生透露，凡在药学部当过“头儿”的，没有几个是清白的，他跟武汉市各大医院均打过多年交道，好些药学部主任的信用卡帐号他都能脱口而出。
但武汉市医院行业的这几个“重要人物”出事，还是令许多人吃惊，有的还“令人惋惜”，因为他们不仅是专家级的人物，而且还经常向单位上交“回扣”。
其中，涉嫌受贿17万元而被起诉的丁立忠，原为湖北省中医学院的药事部主任。在这所湖北省惟一的中医学高等学府里，从1997年到2001年，丁立忠还与几名同事一道，先后做出《如意金黄散增效的实验研究》及《TMP对抗菌中药增效基础及应用研究》两大课题，并分别在2000年及2002年通过湖北省教育厅的鉴定。据其同事反映，丁立忠为人的口碑不错，平日衣着也很普通。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药学部副主任马汉林，被查实受贿5.6万元，但据透露，虽然两年来马汉林遭遇的回扣达200万元左右，他却主动上交了130万元，其中一部分交医院，一部分进入科室的“小金库”，用于购置本科室设备，或以福利、奖金形式发给科室成员。
据知情者向本刊透露，药剂科收“回扣”是非常隐蔽的，比如收到5万元的回扣，往往会“上交”3万，在单位里留下了清廉的形象。留1万在科室的“小金库”，剩下的1万在科室内平分，主任同一般人员一样多，所以对外口风很严。
据介绍，马汉林在中药抗病毒方面也有一定建树，他曾同几人一道完成了“补锌去铁对中药抗乙肝病毒应”方面的研究，并通过湖北省卫生厅的鉴定。2002年8月，马汉林还与另外三人发表《中药柴胡抗细菌内毒素的实验研究》，在业界具有一定影响力。
马汉林出事前夕，外界就盛传他已经被拘捕。为粉碎“谣言”，马还频频现身公众场合，并对外宣称“钱我都已经交了”。据说，在刚刚抓到马汉林时，他仍表现得相当自信，当即拿出一本上交回扣的记录，但崭新的纸张一下子泄露了他“临时抱佛脚”的伎俩。随后，其家属还跑到武昌检察院门外高呼口号：“检察院非法拘禁”。直到侦察员亮出底牌，马汉林眼见大势已去，才不得不低头认罪。
一个未经证实的说法是，一位药学部主任有一女儿，在汉口火车站广场旁边开了一家“颇具情调”的酒吧，而往来捧场的多为药厂、药商、医院以及相关的行政官员等“圈内”人士，他们在此结识朋友、联络感情，甚至达成交易，“这是圈子里的行业沙龙”。
9月14日晚上8点，记者找到了位于五星级的东方大酒店右前方的这一酒吧，悬挂的“CLUB AMIGO飞天猪”的招牌已无闪烁的霓虹灯，酒吧以铁栅栏围住，室内也不见灯光。
酒吧右侧一间日杂店的年轻女老板说，酒吧2002年元旦开业，开业典礼上还来了歌星之类的名人，十分隆重，但2004年春节就关门了，至今也无重新开张的迹象。“酒吧的老板好像有几个，是比较年轻的女性，但不知姓什么。”
与马汉林相比，湖北省人民医院药学部主任罗顺德的“社会声望”非常显赫。
1951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枣阳市的罗顺德，案发之前为武汉某大学药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大学跨世纪学科带头人。他的校外职务听起来更加响亮，“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中医药学会制剂分会常务委员”，“湖北省药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湖北药学会药剂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及《中国医院药学杂志》副主编、《中国药学杂志》编委、《中国药师杂志》副主编等。
长期从事药学研究、教学和医院药学管理工作的罗顺德，学问也做得不错，曾主编《临床药物治疗学》等多部学术专著，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有百余篇，还获等8项省（厅）医药科技进步奖。最具说服力的是，2000年9月，罗顺德还获卫生部吴阶平—保罗·杨森医药研究三等奖。
据湖北省人民医院一位领导说，罗顺德在药学部工作多年，主任也当了3年，以前每年均会数次上交收到的“回扣”，在医院里享有一定的威望。谁都没有想到，这位“湖北省的药学权威”还是倒在了药商的金钱攻势之下。
今年2月下旬，罗顺德受珠海某知名医药公司之邀，飞赴澳门游玩，同行的还有位于汉口的几家大医院的药剂部主任。一到澳门，罗顺德等人便被医药公司人员安排去赌场“放松”。
2月22日晚9时，在罗顺德的家附近蹲守了13个小时之后，武昌检察院的侦察员们将刚从澳门归来的罗顺德带走了。据说，罗顺德同行的人当即悄悄地给罗的爱人打电话说，老罗暂时不回来了，赶紧把家里的“清洁”做一下，可他的爱人不明其意，侦察员随后在其家里搜出了数十万元现金。
据查实，罗顺德的受贿金额为4万元人民币、3800元美元、2000元港元。据透露，罗顺德这样做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英国留学的儿子，因为要花费很多的钱。
据了解，在“串案”逐渐大白于天下的同时，湖北省卫生厅加大了“医药购销及医疗服务中的行风建设”，并向社会公布了举报电话，还在6月份设立了20万元的举报奖励基金。
如今湖北省卫生厅纠风办主任王云华的办公桌已成为医疗举报信的栖息地，自7月初公布举报电话以来，已经有100件举报线索了。王云华称，卫生厅的监察室与司法机关不一样，不能采取审问、搜查等手段，因而很多线索也无从查办，“真正有用的线索只有60％左右，我们也想一一严查不怠，但若没有充分的证据，我们一筹莫展”。
王云华认为，销售环节中“回扣”畅行，如果药商们的行为不受规范，医疗系统的很多环节就会像河南骡河的交通厅那样，好几任厅长都相继落马，“俨然是百慕大三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