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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was so much older then，I`m younger than that now”这歌词一直让人心潮澎湃“我曾经苍老，但现在风华正茂”。
10月6日下午，记者和张朝阳坐在东方君悦二楼咖啡吧时，背景音乐里放着鲍勃·迪伦的这首歌。
与张约的是下午两点，到时他正在吃中饭，一碗清汤面，上面加了几棵小油菜。
“我希望能活到100岁，所以饮食很注意，不吃的太饱，也不吃的太油腻”，张的潜台词很清楚：如果你不能活得很长很健康，财富对你没有任何意义。
张控制饮食的做法也有一定的科学依据。据说肉类、乳酪制品与蛋、牛肉、火腿等皆属于酸性食品，癌症病人血液检查的结果百分之百都是酸性反应。长期素食、且生活接近自然的佛寺僧尼，由于体质都偏属优质弱碱性，所以尚没有发现罹患癌症的病例。所以有医生建议大家少吃酸性的荤食类，多吃碱性食物。
除了饮食，造成酸性体质的因素还有诸如生活步调失常、情绪过于紧张等等。
“现在与10年前相比，我平和的多，从容的多了”，张朝阳很开心的笑，“许多朋友都说我比10年前还年轻”。
从偏执到眼界开阔
“我要写一本书”，张朝阳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说，“过一段时间动笔，写我对自己与社会的思索”。
“我只记得我在乎的事”，前一段时间鲍勃·迪伦在出版自己的自传《编年史》时，对满怀期待又略感失望的读者说。
不像许多企业家对过去讳莫如深，张倒是对关于往事的话题很少避讳。
很早之前碰到过张的一个朋友，他讲起在美国时的张朝阳，说是有一年圣诞大家在一起聚时，张躲在一个角落里，显得郁郁寡欢。
张回忆说，刚上清华那会儿是天之骄子的心态，数理化偏执狂，因为社会提供的信息非常少，作为一个年轻人，价值观的形成非常局限，所以就非常偏执。一心想当物理学家，研究最深奥的理论，在那种心态下1986年到了美国。自己感觉变成傻子了，什么都不知道，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对美国什么都了解。在美国10年的奋斗，首先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从当时的偏执到离散化，当物理学家这件事，变得不是特别重要了。因为看到许多人通过唱歌、绘画等都可以成功。重要的是生存，然后开始生活。
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念博士时，张开始对商业发生兴趣，对社会发生兴趣，同时感觉到了自己在一个主流商业社会彻头彻尾的狼狈，一个中国人在另外一个国度里处处格格不入，倒不是无法生活，张英文很好，跟美国主流社会接触比一般中国人还多一些，但远远达不到想脱颖而出的那种。
落魄和在这个社会不受重视的尴尬以及对祖国文化与商业机会的憧憬——这样的心情下，回到中国是自然而然的。尽管还要重新来适应，但整体上是恍如从岸上游到水里的鱼，尽管水温变得跟当时走的时候不太一样，但还是感到非常快乐。回国的前几年特别高兴，尽管生活很苦，首先在万泉庄园519号，然后后来搬到光大大厦，一路走下来，再到后来尽人皆知。
张说在美国是最狼狈的，狼狈也是开始时的一个状态。回国之后好多了，逐渐越来越好。每天都发生很多事情，但脑子里每天就想一件事情，然后把这个事做成，每天发生的各种事情都是为这件事情服务，越来越从容。
做“海龟”
“在美国，每天活得头发都是炸着的，都在警觉地看机会。”
促使张作出回国决定的，是在1995年7月份。当时，张跟随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校长访问北京，要去北大、清华走动。去北大是先和北大校长见，那个礼拜刚刚被提为副校长的陈章良接待，那时候陈章良已经回国几年了，而张那时候感觉自己还在美国憋着，作校长的跟班很不爽。
“当时特羡慕陈章良”。陈以副校长的身份来接见。那时候张就想，不行，在美国实在是没出息，没奔头了，得回国。张给当时国家科委外事司的一个女孩使了一个眼色，那女孩儿在张回国为校长打前站的几个礼拜都跟她接洽，已经比较熟了。张小声跟她嘀咕，说决定回国了。就在MIT校长还在和陈章良说话的时候。
1995年7月，张回去之后就散布要回国，然后从MIT辞职了。跟同事们就说要回国了，然后就寻找机会，找了很多机会，各种机会都成为泡影。张突然又想起来，一年半前想开一个互联网公司。于是想起来1994年7月，张正在做博士后的时候，在哈佛的一个亚洲商业论坛聚会上，碰到的美国一个朋友，他和他爸在中国国内有一些业务，他在哈佛商学院念书。
张说起的人，是安德鲁·美森父子。1996年11月，张成立爱特信时，安德鲁·美森曾和麻省理工学院爱德华罗伯特、尼可拉斯·尼葛罗庞帝、布兰特·邦德等人一起投资。
在酒会上同美森父子相识后，因为儿子就在哈佛商学院跟张离得很近，这样他们经常碰头。尽管儿子对互联网概念也特别感兴趣，但毕业后还是去了华尔街。而张那时一头扎进MIT图书馆，去找互联网方面的书读。
回国要找一条路，张朝阳四处找美国公司谈，希望他们能派自己回中国，均未能如愿。
美森把张介绍给了ISI公司。
ISI的创办人从彼兹堡飞过来见张，同意其加入ISI，然后到中国来发展。这是1995年8月份。张当时把机票定在10月自己的生日那天。回国之前，张先到总部彼兹堡去看了一下，他是公司加入的第二十几个员工，ISI是一个小公司。他们在彼兹堡山上为张送行，还有一张照片留念。
回中国之前，张搞了一个中国人聚会，很多人都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回国，熊小鸽当时到会。熊如今是美国国际数据管理集团Idg最早在中国进行高科技风险投资的美国跨国集团亚太总裁。他给张唱了一曲《送战友》。
试水
张也没想到会成为ISI的雇员，他想创业，只是对方早于他一年半融到了钱。ISI创办人借助其母亲给的钱和家里的关系，融资100万美元，开始用Intenet在发展中国家收集和发布经济信息，为华尔街服务。
这其实是张一直要做的事情。张最初想作ChinaOnline（中国在线），用Internet搜集、发布中国经济信息，为在美的中国人或者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服务。为此探索了两个月，写了两页纸的商业计划，但没有找到钱。
1995年11月张以ISI中国首席代表身份回到北京。到1996年4月，短短几个月，张就让新华社、《中国日报》、国家计委信息中心等十几个单位的数据出现在了ISI的上面。
小试身手后张很受鼓舞，“中国比印度，非洲接受Intenet概念要快，对Intenet理解也比它们透彻，这也许是因为中国存在‘士大夫’阶层，他们每天都在讨论主义和概念，这些讨论使中国这个社会充满智慧和灵性，但这些讨论总停留在概念和范畴，没能前进一步，付诸行动。”所以，张朝阳觉得自己创业的机会已经来了。
1996年4月，趁1ＳＩ在匹兹堡开会的机会，张开始拿着自己的工作业绩在美国寻求投资。与此同时，放风给ISI老板，说自己要开一家新公司，ISI总裁没拿张的这些话太当回事。
张的计划首先被母校麻省理工学院的爱德华·罗伯特教授接受了。罗伯特是麻省理工学院出了名的投资专家，他愿意个人给张朝阳投资5万美元，买张朝阳的股份。但罗伯特不愿意立即投钱，他要等张朝阳再说服一个投资者投钱，才愿意一块投。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一个名叫邦德的学生（邦德的父亲是位亿万富翁）也表示愿意个人给张朝阳投资5万美元。
得到这两个人的口头承诺，1996年5月张朝阳再次和ISI总裁谈了一次自己要开公司，7月，张朝阳去美国住了一个月，写了商业计划，注册自己的ITC公司，公司的中文名字叫爱特信，和著名的大公司爱立信中文名字很相近。
后来，罗伯特和邦德等一共投资了15万美元，尼葛洛庞帝先期投资了2万美元，总共17万美元，去掉4万美元律师费，还剩13万美元。张就用这些钱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整个1997年ITC就靠着包括尼葛洛庞帝后来追加的5．5万美元一共18．5万美元撑下来的。
有了钱，张招进来何劲梅（现为搜狐副总裁）等几个人，先从立即就有利润的域名注册和网页制作做起，这中间，张还想过做以色列“防火墙”技术的代理业务。
1997年1月初，ITC网站正式开通，没什么内容就把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先放了上去。ITC网站也和一些报纸谈过合作，但网站究竟该做什么并没有个头绪。网站当时的定位只是用于宣传ITC公司，为公司承揽网页制作业务。
到1997年12月，张朝阳又进入了一个艰难阶段，他第一次融来的18．5万美元所剩无几，已经到了连工资都开不出来的地步。迫不得已，张向给他投资的人发出了紧急求救，告知ITC为了竞争169网页制作，停下了其它网页制作业务，一时没了收入。
三位投资者商合计了一下，为张朝阳提供了10万美元的“桥式”贷款。这笔贷款不是投资，只作为张朝阳融到下一笔资金的“救济”，但归还时要给他们一些ITC股份。
其实，早在1997年9月，张就开始着手第二笔阶梯融资的运作，但直到1998年3月，才拿到Intel和道琼斯加在一起一共210万美元的投资。
经过艰辛地融资创业，张的日子开始蒸蒸日上，后来的故事尽人皆知。
担负企业家责任
10年前，大家对企业家还没有什么概念，现在随着张这批人的崛起，一个健康的企业家群体逐步清晰，财富来得比较阳光，也比较透明，他们逐渐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文化，一起去去酒吧或去爬山。很小资、很雅皮。
张对这十年很感慨：
1994年确实被认为是互联网的元年，那时侯到现在整整十年，整个全人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个变化张总是把它跟蒸汽机发明做比较，以前人类可能奔跑的速度连马车都超过不了，三千多年前盖金字塔要有多少人力来拿肩扛，拿滚石来推。但蒸汽机发明以后，使得人们不依赖于自身的能量，而是依赖于燃烧一些东西。互联网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大的革命，这次革命就是把60亿人的地球系统与神经网络统一起来。
1994年4月初，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会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代表中方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重申连入Internet的要求，得到认可4月20日，NCFC工程通过美国Sprint公司连入Internet的64Ｋ国际专线开通，实现了与Internet的全功能连接。从此中国被国际上正式承认为真正拥有全功能Internet的国家。
胡启恒院士或许不会想到，从那时侯开启的互联网的10年，导致中国跟世界紧密相联。国内人与人的关联、团体与团体的关联，各种关联到了不可分割的地步。
张的感慨在于，10年后的中国人比1994年的中国人头脑丰富得多，每个人头脑里面的沟回曲线有更多的沟回，有更多的神经源，脑细胞里面所存储的信息背景也大大增强，这样构成每个人的独立思考的提升。每个人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有大量的神经源的存储来提供通道。
10年下来，技术的进步、交通的进步、通讯的进步，使人类寄居的场所变成了一个地球村。目前全球面临新的问题，就是温室效应。这不是故意制造恐怖，这是确实面临的现实。为什么这几年台风特别多？各种暴雨，各种气侯反常，都跟温室效应有关。不过，我们希望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进展能够使人类变得更聪明，在一个统一神经中枢网络上面临共同的问题，任何一个信息都成为公众讨论的对象，每个个体都是具备大量知识的个体，在互联网上形成比较明智的公众思维倾向，比较有前瞻性、智慧的人能够把自己的观点通过互联网获得公众支持，最后形成全人类共同面对挑战的明智做法。
除温室效应外，还比如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问题，包括淡水资源、沙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张觉得二十一世纪面临的问题，不是宗教之间的战争和各种主义的问题。现在各种主义和各种政体最后都会趋同的，因为关联度越来越大。交通，从旧金山到北京只需要13小时的飞机，那边发生任何事情这边都会知道。所以21世纪跟以前不一样了。地球的生态系统有几十亿年的进化，有几十亿年的形成，人类通过100万年进化到现在，花200年就破坏掉了原来的一切，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太大了。现在人类的问题还要自己来解决，没有一个上帝、没有任何力量来教会你到底怎么做，只有人类自身解决自己。我们不可能全部移民到火星上去。
“我希望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还是要活得很长，活100多岁，也希望在今后的七八十年里地球依然存在，依然能够度过温室效应和气侯变化，以及各种灾难，然后可以活过去。人类会逐渐聪明，我相信互联网能够帮助人类。”
尝试主宰世界
“从狼狈到从容”，张朝阳在谈及过去的10年时多次说到这句话。
“我去爬山，喜欢到酒吧、玩划板、作秀、不结婚，其实我只是想过的原始些”，张说，“别人说什么现在真是不太重要了”。
从创办搜狐到增长然后走向规模，搜狐作为一个企业，顺理成章往下做就是了。张说。通过创办企业的10年，对社会了解更深入，东西方文化的比较，在张的脑子里面每时每刻在进行。从新闻点、信息点，以及关注整个中国人命运的角度，思考的多一些。除了企业本身以外，张现在时常发言时离开搜狐管理的主题，关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形态变迁的作用。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张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一直在为搜狐呐喊、解释，真实的作秀。可近一两年，张不再为搜狐呐喊了，作为一个社会观察者，把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谈出来。
张记得自己最极端的事，当时中央电视台采访企业，那是在互联网仍处高潮的时候，一些搞互联网的人和社会各界在摄影棚低下搞了一个大的活动。轮到张发言的时候，发言完了，最后还加上一句天天搜狐，全国人民都看到了，连主持人曹颖都说你别忙着做广告。张那时候一有机会就推广搜狐。
搜狐进入了良性的发展阶段之后，张觉得应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另外，搜狐作为一个网络媒体平台，不自觉地被推上去。因为影响力越来越大，每天搜狐首页放什么，包括怎么排放，转载哪些文章，影响面都会特别大。张要求新闻中心要提高社会观察能力、判断力，以及对中国整个的改革进程的大坐标的把握。
“企业刚开始发动的时候声音特别大，现在到了高速行驶阶段，声音小多了”，张说，“原先要大声出来讲，现在我自己也调整了一下，非常有选择地面对媒体，几乎都不怎么谈了，平常不怎么接受媒体采访”。
“从狼狈到从容”，张说，从狼狈到从容，从奴隶到将军。有一个团队，企业内部的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这样比较轻松一些，这样才有时间想一些事情。包括对公司的决策更从长远来考虑，从百年老店来考虑，不再急功近利。现在潜心来考虑长远的问题，不在乎一时的得失，不在乎一段时间怎么样，这是比较大的变化。
对张来说，这10年确实过得很兴奋，很高兴，也很有成就，很多人10年多的岁月都蹉跎了。
未来虽然不可预见，但充满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