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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期待和争论已久的央行加息决策终于在10月28日公布了，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10月29日起上调金融机构存贷款基准利率并放宽人民币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和允许人民币存款利率下浮。金融机构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1．98％提高到2．25％，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由现行的5．31％提高到5．58％。其他各档次存、贷款利率也相应调整，中长期上调幅度大于短期。
此次加息的时机选择以及仅仅提高0．27％的一年期存贷款基准利率似乎与相当一部分人的心理预期不相吻合，也不免引起各方面人士的诸多猜测与思考。
为什么要在目前这样一个时期作出微调的决策？是否与近期世界原油价格的持续升高有关？是否与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近期访华有一定的内在关联？微调是否更加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而并非图谋强力干预？
我们可以通过部分现象对这些问题进行有限的梳理和分析。根据最新消息，央行加息的消息公布后，美元兑世界主要货币的比率急剧反弹，其中日圆跌幅相对显著，再次跌至107水平；美元再次逼近86，最高至85．89。由于中国宏观调控的扩大，势必会抑制中国的进口需求，因此日圆、澳元、加元等部分与中国贸易关系密切的出口导向型国家的货币所受影响较大，日圆、加元回升至1．23以上；澳元跌破0．74后一度下探盘中低点0．7379。欧元下跌后回升到1．2670左右波动，英镑下跌后又回升到1．82以上窄幅波动。
事实上，自从不久前美联储提高利率水平之后，有关央行应当追随加息的呼声就一直此起彼伏，并且有不少人认为，在目前的宏观经济背景和世界经济形势下，加息宜早不宜迟。如果时机不当，还不如不加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士是把加息作为宏观调控的杀手锏来看待的，他们认为加息时机虽然有些过晚，但是调控的预期效果依然存在。
笔者认为，此次微调似乎更多地是作为一种象征性的举措，或者是一连串加息决策开始的信号，它表明中国政府决心进一步通过货币政策这样的市场手段加大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力度，同时也是要以行政管理手段之外的举措给某些不听警告的过热行业降温。
笔者同时认为，此次央行加息幅度过小，更像是一次试探性的微调，有可能是一连串货币紧缩政策的开始，今年内还有可能在目前已经提高27个基点的基础上再提高25个基点，并且在2005春夏还会进一步加息。中国自1995年7月以来已经有9年没有上调过贷款利率，自1993年11月以来近11年没有上调过存款利率。而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里央行曾多次降息，造成近年来实际存在的负利率，这也是部分行业投资与消费过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至少在两年以内），提高利率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此次央行的利率调整政策还包括允许存款利率下浮的新举措，即所有存款类金融机构对其吸收的人民币存款利率，可在不超过各档次存款基准利率的范围内浮动，而存款利率不能上浮。虽然这一变动尚不尽如人意，但与以前相比，已经有所进步，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正在逐步向利率市场化和灵活汇率机制的方向转变。上调利率意在防止经济过热，并使中国经济保持更加持久的增长。此次利率的上调，可以看作是我国货币政策向市场机制转变的重要先行步骤。
央行加息对房地产和股市显然会产生一定的政策压力和市场压力。虽然加息对房地产市场注定要产生一定的影响，但0．27的微调，至少在短期内不会对房地产市场的价格出现明显的冲击。当人们预期未来一段时期内政府对住宅用地的土地供给将明显缩减以及央行有可能启动一连串的加息决策时，房地产价格甚至可能在受到短期震荡后还会持续上扬，这样可能又会迫使央行再次做出加息的决策从而形成一系列的加息及其连锁反应。
加息对于近期萎靡不振的股市更是雪上加霜的利空消息虽然长时间的等待和预期已经使得加息的下压效应提前稀释。但是中国股市存在的内在矛盾和根本性问题由来已久，股市不振的政策责任无论如何也不应当由利率调整的货币政策来承担。
此次加息决策是否能够有效地抑制部分行业的投资过热？是否能够有效地抑制刚刚抬头的通货膨胀趋势？至少目前还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从一次性微调的效应中也很难得出确切的乐观预期。
事实上，中央政府及其货币当局对待加息采取了比较谨慎的做法，首先把加息看作是不到万不得以时不肯轻易使用的政策工具，货币当局的主要官员和少数具有一定政策影响力的金融专家一直在说加息的时机未到。实际上中央政府是期望通过行政措施能够对部分行业和地区的投资过热有所抑制，同时能够阻止严重通货膨胀的出现，换句话说，是希望经济总体上实现软着陆。就目前情况来看，微调无法从根本上扭转负利率造成的投资冲动和超前消费行为，与较大幅度地提高利率的预期效应仍有一定差距。
笔者宁愿相信的是，通过此次加息，人们会重新认识中央银行在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方面的独立效能，降低人们原有的那种认为中央政府将主要通过行政干预进行宏观调控的预期。中央银行在市场经济中的独立决策地位应当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同时其反应速率和决策质量（包括征求相关专家意见及其决策程序）也应当有较为明显的改进。（作者为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