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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初，中国记者李闻芝在伊朗德黑兰一家加油站加油时，爱开玩笑的伊朗加油工人指着脚下的地面、拍着胸脯发誓：“就从这挖下去，我不敢说能挖到石油，但肯定能挖出天然气。”这次加油，油价是一升六角人民币，是中国国内油价的五分之一左右。
中国与盛产石油的伊朗正在悄悄的进行着合作。
10月28日，伊朗石油部部长赞甘内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签了一份备忘录。伊朗同意中国中石化集团作为主要开发商开发伊朗亚德瓦兰油田，条件是中国中石化集团每年购买1000万吨伊朗液化天然气，为期25年。仅这一份的协议就价值700多亿美金，几乎是中伊两国现有贸易额的14倍，这个消息立即在美国和伊朗引起大量关注，国家发改委却没有公开宣布备忘录的内容；与此同时，中石化集团公司办公厅也没有就此事做新闻发布。
这并不是惟一一份被低调处理的中伊间的能源合作协议。
今年五月从海外传出中石油公司与伊朗石油天然气公司签下从伊朗进口总值达数十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同时获得伊朗相关石油区块的开发权的协议。另一桩巨额生意是2004年3月3日，珠海振戎公司与伊朗国家天然气出口公司签署的框架协议。2008年起，珠海振戎公司将每年从伊朗进口250万吨液化天然气，2013年起，进口量将增加至每年500万吨，合同期也是25年。对于这个项目，珠海振戎公司总经理办公室郑梅女士只有一句话：“无可奉告。”她表示，甚至目前外界知道的这一点消息都不是珠海振戎公司自己主动发布的，而是主管公司国资委在官方网站上宣布的。
风险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已经有二十多年，有国家跟伊朗做石油生意，是美国最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根据克林顿政府时期美国国会通过的“达马托法案”，美国禁止外国公司对伊朗和利比亚的能源产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并称要对违反制裁法案的外国公司进行报复。
作为美国的盟友，日本是世界最大的能源进口国，如何处理与伊朗这个欧佩克第二大石油生产国的关系，日本常常处在夹缝中。今年2月19日日本外务省宣布，刚与伊朗签署了一份价值20亿美元的石油开采合同，将在伊朗西南部的阿扎得甘油田开采石油。阿扎得甘油田探测储量为260亿桶，是全球最大的油田之一。这是日本有史以来获得独立开采权的最大油田。
不过这个合同的命运却是一波三折。早在2000年伊朗总统哈塔米访问日本时，日本就获得了优先同伊朗谈判联合开采阿扎得甘油田的权利，但由于美国的强烈反对，伊朗和日本的生意陷入僵局。时隔两年之后，日本再次宣布和伊朗合作，当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说，华盛顿对上述石油开发协议“深表关注”和不安，因为它能帮助伊朗推进核武器计划，还可以为那些极端宗教好战分子提供资金。
日本与美国的这种关系也让伊朗感到不安，伊朗更愿意选择政治上独立性强的中国作为自己最好的合作伙伴。赞甘内访问北京时说：“我们会给中国最大的优先权。在供应方面，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使中国成为我们最大的石油出口地。”
伊朗表现得很主动，甚至把今年的博鳌论坛邀请到了德黑兰。
博鳌论坛每年都设能源分会，去年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奥德利参加会议的时候，提出把论坛开到德黑兰，伊朗外交部早就是博鳌论坛的会员，伊朗也是博鳌论坛在中东的惟一成员国。今年7月，博鳌亚洲能源合作论坛终于在德黑兰开幕，除了有“黑金部长”美称的石油部部长赞甘内先生出席外，中海油集团、中石化集团、中石油集团公司的高层领导都出席了会议。这次大会，中国石化界学术泰斗翟光明院士不仅与会，还简要介绍了中国油气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思路。翟院士再次让人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到2020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将有一半缺口；而同时伊朗是中东地区提供能源的潜力最大的地区。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伊斯兰问题研究负责人亨特女士也注意到中国刚刚和伊朗签的备忘录。她分析说，过去十五年来，伊朗一直在寻找新的经济和政治伙伴，中国就是伊朗锁定的目标之一。但是因为顾虑跟美国的关系，中国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1994年还取消了跟伊朗的某些协议，但是如今情况出现了变化。她说：“现在中国的能源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世界上其他石油产地的局势出现动荡，伊朗作为石油来源对中国就变得更有吸引力了。”
就在“成为下一个伊拉克”的战争阴云还没有从德黑兰上空吹散时，伊朗的核危机却一触即发。美国指责说，伊朗利用修建核电站的机会，提炼浓缩铀，私下发展核武器计划。伊朗必须在11月25日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理事会议召开之前宣布冻结浓缩铀计划，否则该危机会被移交联合国安理会讨论，同时美国武力干预的可能性将会立刻增大，在伊朗石油方面的投资风险同时也陡然增加。
与风险共舞
“如果连这些风险都不愿去冒，那么只有准备失去利益。”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刘明副研究员说。她认为，伊朗有能力给中国提供能源，中国和伊朗关系历来不错，没有必要放弃如此巨大的能源来源。至于伊朗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伊拉克，的确存在这种风险，但是也有很多变数，美国现在还深陷伊拉克之中，不可能短期内分身来武力干预伊朗。
刘明同时认为，冒风险也是有诀窍的，那就是不能一味坐等着风险变成灾难，而是要逐步去化解这种风险。欧盟在这一点上就做得很有技巧。欧盟在中东、里海的石油都有投入，它们的公司和这些地方联系紧密，而欧盟和美国的关系并不是剑拔弩张，相反欧盟会成为缓解地区冲突的协调人。最明显的就是，欧盟积极介入巴以冲突，它们在巴以问题上采取了和美国不一样的态度。欧盟早就意识到了只有中东稳定，欧盟的资源供应才能得到保障。这一点值得中国借鉴。
11月7日到9日，中国外长李肇星访问了伊朗，并与伊朗总统哈塔米会面。外界猜测这次访问主要是为了斡旋迫在眉睫的伊朗核危机。在10月28日中国和伊朗签订完备忘录之后，伊朗国内舆论认为：由于伊朗和中国石油纽带的不断加强，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中国自然不愿看到安理会采取制裁伊朗的决议。华盛顿近东问题研究所的克劳森却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国不愿意自己承担否决议案的责任，除非是事关台湾问题。所以，如果中国不顾其他安理会成员的意见，单独出面否决议案的话，才会让我觉得吃惊。”他认为，目前中国的努力主要在游说伊朗做一定让步，争取在国际原子能机构内解决争议。
此次李肇星外长在伊朗之行中，表示支持伊朗和平利用核能。作为回应，哈塔米总统也发表言论：伊朗将继续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进行合作。哈塔米指出：没有任何理由将伊朗核问题递交联合国安理会，伊朗将向世界保证不追求核武器。
刘明认为，伊朗一直在从事石油的多边外交，用石油利益促使一些国家在伊朗和美国的冲突中牵制美国。伊朗已成功地把自己的利益和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的能源需求绑在了一起。假如目前中国与伊朗间这些巨额协议开始生效的话，这种新的利益关系必然使中国在冲突发生时发出自己的声音。
尽管正如伊朗驻中国大使韦尔迪内贾德所言，2004年是中伊能源合作的黄金年，但是刘明还是提醒说，中国也同澳大利亚签了长达25年的天然气巨额协议，在海外能源战略中，中国仍然要坚持走多元化的路线分散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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