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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的中国经济可以这样描述：波澜起伏,有惊无险。一季度过快增长,二季度紧急收缩,三季度景气明显回落,现在可以说是大局已定,经济增长率不会低于9%,通货膨胀率也可能不超过4%。既然如此,2005年的走势怎样,举措如何,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国际经济形势来看,前一段时间油价暴涨,各大国际机构均对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经济预测持谨慎态度,普遍认为今年原来预测的增长率很难达到,并相应调低了对明年的预期。最近油价稍有回落,问题是明年的走势将会怎样。虽然人们的分歧很大,也很难准确预测,但很多国际经济观察家认为,油价也许不会像今年这样暴涨,但也不会有太大的跌幅。
美联储最近又一次提高了利率,美国的经济增长将会趋缓；受此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对美的出口将会减少；受美元走贬和国际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影响,亚洲国家和地区将不得不提高利率,以控制通货膨胀。这一切都会对我国的经济运行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国内经济情况来看,随着宏观调控取得明显成效,经济运行中的某些结构性矛盾有所缓解,为政府在政策上和体制上做出某些调整拓展出空间,但某些方面的反弹也已经开始出现。由于政策的惯性作用,明年的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趋缓,走低的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取决于我们的政策操作和体制调整。如果体制调整能够加快,政策操作不发生大的失误,那么明年的经济运行将会是平稳回落的一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会在8.5%左右。
人们关注的首先是物价走势。10月份,全国居民消费物价同比上涨4.3%,较7、8、9月份回落了1个百分点左右。随着翘尾因素的消失,11、12月份还会走低,全年预计在4%左右。据此,很多人对明年的物价走势作了乐观的估计,认为涨幅大约为2%至3%。今年上涨的主要是粮食和食品价格、住房及相关服务包括水、电、燃气价格、教育和医疗服务价格,其他消费价格仍然处于跌势。
由于今年粮食增收及其对预期的影响,明年的粮食价格有可能是稳定为主,稍有上升,住房和服务价格还会提高。由于生产资料价格已经连续上涨22个月,1至9月份同比上涨了13.9%,10月份环比涨幅超过了上个月,因此明年的价格走势主要取决于生产资料价格的传导情况,即到底能不能传导、如何传导、通过什么途径传导以及传导的程度多大。上游产业价格上涨,下游产业首先是通过内部消化,或者减少利润,或者向劳动者和公众(比如环境)转嫁,借以保住市场份额,这就是今年发生的情况。
不过,在短期内这是有一定限度的。既然如此,明年肯定会传导过去一部分。比如,农资价格上涨有可能抵消农业增收的效应,而使粮食价格稳中趋升。再如,家电产品借助变换品种而提价,显示了价格传递开始改变企业的行为选择。与此同时,民工荒的出现有可能拉动工资成本的上升,这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否则,依靠大量的低成本的劳动消耗支撑的经济增长,有可能使我们陷入“发展-贫困”的陷阱。
芭比娃娃的故事(芭比娃娃在中国制造,销往美国,每个售价9.99美元,而我们得到的加工费是35美分)正好说明了这一问题。可见,明年的价格上涨已经由原来的以结构性因素为主转变为以成本推动为主。此外,值得特别警惕的是房地产价格,1至8月份上涨了13.5%,部分大城市超过了20%。由于房地产的发展时间不长,所以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但价格上涨过快则不是一件好事情,有可能造成资产价格泡沫。问题在于人们的预期普遍看涨,而体制和政策上的操作也在助涨。据此,我们认为,与其像今年这样步步退守,不如把问题打足,明年把消费物价控制在5%以内是可能的,也是要花力气的。
国内外以及各个方面对中国的货币金融形势十分关注,这是有道理的。前不久,央行升息0.27个百分点,国内有所反应,国外反应更加强烈,就是证明。由于担心通货膨胀,有人主张进一步收紧货币供给,比如控制在13%左右,这是危险的。从近两个月的实践看,9月末 M2同比增长13.9%,10月末增长13.5%, M1分别增长13.7%和12.6%。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信贷紧缩中贷款结构的变动有悖于宏观调控的方向,前三个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了1.79万亿,按可比口径比上年同期少增6697亿元(注意,去年同期同比多增1.1万亿),其中票据融资和短期贷款少增5262亿元,占78.6%,中长期贷款只少增906亿元。这说明,把控制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已经很难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应当尽快计算和公布核心通货膨胀率指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的依据,同时体现出这次提高利息在货币政策操作中的意义。如果我们上述对明年通货膨胀的判断不错的话,那么,进一步升息的可能是比较大的。
由于体制上的原因,为了保持汇率稳定,央行不得不托盘买入美元,造成外汇供给持续不断地大于需求,使升值预期无法缓解,不仅严重地影响到经济运行的内外均衡,而且把利率和汇率捆在一起,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而公开市场的长期单边操作,不仅使风险集中和加大,而且使票据的效应递减。一旦市场无人购买,整个金融就会陷入危机之中。总之,汇率问题成了一个敏感问题,宁可牺牲货币的独立性,也要保持汇率稳定。这样做不仅代价巨大,而且能否持久还有待观察。最近出台的允许居民个人财产汇往境外的政策,一方面是资本项目开放的一步,另一方面是从扩大需求方面来缓解升值压力,但问题的根本在于现行的安排强制性地扩大了供给。而从目前的思想准备、知识准备和组织制度准备来看,汇率政策要作出调整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也许明年也不一定能够看到这方面的变化。
一些人对明年的金融形势过分乐观,认为银行改革将取得突破,股市、债市和期货市场将会同时出现牛市。这种估计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但依据不足。应当肯定,国有银行改革比不改革要好,但现行的改革思路和办法目的在于挽救国有银行,而不是解决融资便利化和市场化的问题,否则,不会对民间金融持严禁准入的态度。股市发展的成绩不应当否定,但其存在的制度缺陷已经使投资者心灰意冷。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任何利好政策都不过是强心针而已。最近股市的现实反复证明了这一点,明年股市要有大的好转还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决制度上的缺陷。
中国经济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增长潜力。城市化的推进会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和扩大国内需求；消费结构的升级和新消费热点的出现,会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入 W T O的效应和对外贸易的高速增长,仍然会继续发生作用,这些都是长期起作用的因素。因此,有些方面的反弹也是必然的,是经济内在增长潜力的体现。千万不能反应过激,紧缩过度。这是明年的政策操作应当密切注意的问题。为此,政策当局不仅应当区分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而且应当把握操作的方向和力度,这样才能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