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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崛起离不开强大资本“引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质经济快速发展，经济规模和经济成长潜力巨大，国民储蓄率极高，普通国民对风险资产有着强烈的偏好并具有开放心态。同时，居民财富与金融资产的不断增长以及机构投资者的迅速发展，将推动投资者在全球范围内选择金融产品及其供给者，发掘更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选择最好的市场以及最好的产品进行投资，以获得最理想的投资回报。另一方面，数量众多的国内外企业对在国内外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和资源整合存在着巨大的战略性需求。经济与金融全球化条件下人民币将逐步走向自由兑换。所有这些因素将加速中国证券市场与国际接轨。
在这样的环境条件下，中国要和平崛起，发展为一流的国家，就必须建立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和资本市场，为中国经济持久发展提供强大的金融平台和资本“引擎”。而一个脆弱的资本市场不但不能对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有力的支持，反而会成为一种拖累和资源浪费，成为一种风险和不稳定因素。
资本市场带“病”运转隐患巨大
尽管十多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规模扩张的速度很快，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和平崛起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具体表现在：市场参与者和政府的明显的短期行为，上市公司、中介机构和作为所有者的政府的市场信用无法保证；法律机制、市场机制和微观经济基础等制度性的基础设施不健全；市场发展依赖于简单的量的扩张，而不是质量和效率的不断提升；社会资金被视作“免费的午餐”，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存在着普遍的滥用社会金融资源的行为和融资“饥饿症”，持续盈利能力不足，难以确保足够的投资回报和收入能力；市场浅短化并高度分割，功能不全，产品结构极度简单，配套性差，结构性缺陷严重，缺乏健全的市场定价机制，价格信号扭曲；政府和监管机构倚重随意的、主要基于短期考虑的行政手段调控股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和专业性差，行政管制过度，而基于法律规则的监管机制与执法机制则严重扭曲和不健全。
其结果是，同农业、工业、商业等其他行业相比，证券市场的运作往往更多地带有计划经济和政府过度管制的色彩，证券市场的改革和制度发展在某些方面远远滞后于其他行业，以致资本市场的规范、发展、改革与稳定诸政策目标之间出现严重的冲突，顾此失彼，难以兼顾。整个资本市场带着“重病”运转，证券业几近陷入全行业衰落，资本市场的运作和发展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要求不协调、不匹配。资本市场缺乏投资吸引力和国际竞争优势，在整个社会融资体系中所占比重处于极低的水平，大量储蓄无法通过资本市场有效地转化为投资，整个金融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失衡，无法适应社会经济长期有效增长的需要，无法承担支持社会经济持续成长的历史使命，并在发展过程中同时也积累了阻碍资本市场本身健康发展和拖累社会经济整体协调发展的严重负面因素。
事实上,就现状而言,我国资本市场的运作与监管的效率、质量和相关的制度环境的合理性，不仅远远落后于英美等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周边具有直接竞争关系的印度、新加坡、我国的香港与台湾等新兴经济体，从而明显地削弱了我国资本市场的国际竞争力。
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些关键性薄弱环节，已引起海外有识之士的关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亚洲研究主管斯蒂芬·格林博士认为，中国上市公司国家所有权的持续，导致“没有约束的所有权”，导致上市公司业绩不佳，公司治理不善，以及广泛存在的大股东对上市公司资产的掠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拉古拉姆·瑞占指出，中国资本市场与整体经济的投资质量过低，在合理配置资源方面市场价格信号失灵，由政府官员推动的过度投资特别严重，不少国有企业不是在创造价值，而是在毁灭价值，在法律制度、金融市场等领域，中国明显地落后于印度。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的相关研究报告强调，迄今为止，中国资本市场仍然是一个欠发达的市场，在为企业投资提供融资来源和改善公司业绩方面并未取得成功。
确立资本市场新发展观
要卓有成效地解决上述问题，发展一流的资本市场，就必须以历史的、长远的眼光，从战略的高度，对现有的资本市场运行机制进行深刻、透彻、严谨的剖析和检讨反思，卓有成效地推进系统配套的全面改革和制度发展，实现资本市场运行与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型，确立并实践资本市场新的发展观。
这一新的资本市场发展观可以用专业语言简洁地表述为：以效率改善和质量提升为中心，以市场为导向，以制度发展为手段，通过政策目标、运作机制、微观基础、游戏规则、行为模式和基本理念等方面的战略转型，大力完善法律机制、市场机制、国家行政机制和整个制度环境，努力发展资本市场的内在稳定机制和自我治理机制，通过市场质量提升、结构改善和微观机制的合理化来控制、降低和化解市场风险，避免高度依赖外在于市场力量、阻碍微观机制合理化的行政稳定措施和监管机构的越俎代庖，实现短期稳定与长期稳定相一致，提高市场参与者和整个资本市场的质量与国际竞争力，推动和实现资本市场的可持续发展，以最佳的方式有效地满足和平崛起条件下社会经济对资本市场发展的需求。
就设计和实施可操作的资本市场发展的行动计划而言，需要确定最佳的时间与先后顺序安排的行动路线图，需要确定战略行动的关键点。
这些关键点包括：依循资本市场健全运作的内在要求，首先，要尽快修改和完善《公司法》与《证券法》，强化和完善微观经济行为主体的法律责任（尤其是个人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和激励与约束机制；其次，尽快完善上市公司、证券公司等市场主体的自我治理机制；第三，尽快完善市场机制，包括市场产品结构、金融资产定价机制、市场导向的融资机制和金融创新机制等，尽快实现资本市场资产价格形成机制的合理化；最后尽快理顺政企关系，尽快完善资本市场的监管机制和法律实施机制。
只有以上关键点的行动的成功，才能确保资本市场运行的安全、高效和公正，确保资本市场投资支出的质量和社会经济增长的质量，从而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有力的金融与经济支持。
若干重要观察和政策建议
首先，目前中国资本市场非常脆弱和供求失衡的基本原因，不是目前市场价格水平过低，而是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市场价格水平过高，超过了股票的内在价值与均衡价格，导致价格水平与上市公司的投资回报和收入能力不匹配，导致相当一部分股票在给定的股价水平下缺乏长期可投资性，以致投资者信心脆弱，并形成了路径依赖。这种股价水平过高的基本原因则在于：第一，微观层面上市场的价格发现和定价功能不健全，产品结构不匹配，缺乏做空和指数期货等市场内在平衡机制和对冲工具，同时外部力量长期对市场进行不当干预，以致出现市场对政府的深度依赖；第二，制度层面上制度性基础设施不匹配，缺乏健全的法治和商业文化，公司治理与投资者保护不善。
其次，有世界一流的制度环境，不一定有世界一流的证券市场；但是，没有世界一流的制度环境，就一定不会有世界一流的证券市场！因此，第一，中国证券市场开放和发展成功的关键，是建立健全的、配套的制度性基础设施；第二，基本制度建设比金融工具创新更重要；第三，对推进基本制度建设具有重要作用的战略性金融工具的创新比无足轻重的金融工具的创新更重要。
再次，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时必须着眼于根本性地提升中国证券市场的全球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改善证券市场的运作机制和运作质量，降低市场的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必须努力推进上市公司的彻底改制，大力培育世界级的蓝筹公司，在本土市场上拓展国内国际优质上市资源，发展高投资价值的公司部门。
此外，法规和监管需要为证券市场的创新和自我治理留下足够的空间，必须注重法律机制和市场监管的成本效力，必须避免微观金融创新的政商不分和过度管制。金融创新权力归于国家而非归于市场参与者，将大大限制证券市场的创新能力，使金融创新过程成为一种迟缓僵化的政治与官僚过程，直接抑制市场的运作效率和发展活力。
最后，在解决中国资本市场问题方面，必须重视日本处理1990年前后经济问题时出现的两大教训，避免重蹈覆辙：一是在泡沫形成期间，政府政策和制度的变更缺乏整体一贯性，政府内部不存在进行通盘设计、发挥综合调整功能的政策机构，各部门按照本位主义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追求局部利益最大化；二是在泡沫破灭之后，官方和民间都抱着侥幸心理，以拖待变，指望景气回升消化不良资产和金融呆账，缺乏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断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