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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浙江温州和江苏苏州等“眼球”城市的主政领导人事更迭引人瞩目。与一个月前原苏州市委书记陈德铭和王珉分别调任陕西省代省长和吉林省委副书记、省长候选人不同，此次江浙地方政府的高层人事变动主要是在本省内调动。此前，“温州模式”是否能够“在衰退中升级”，地级市苏州何以成为“省长的摇篮”，一度成为焦点。
在这一系列江浙地方政府官员升迁事件的背后，是以招商引资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富民”优先为特征的“新苏州模式”在省级区域以及更大范围的进一步扩散，这也印证了地方政府在新执政思路指导下的吏治变迁轨迹。
“温州模式”困局求变
“作为中国民营经济的领跑者，它清晰的脚印，让人们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半个月前，当原中共温州市市委书记李强代表温州接过“2004 ＣＣＴＶ十大最具经济活力城市”奖杯时，温州人恐怕没有想到，主政温州不到三年的李强，即将被新的继任者取代。
2004年11月17日，浙江省委副书记乔传秀在温州正式宣布，原中共温州市委书记李强上调浙江省委任秘书长，温州市委书记由原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继任。
关于“温州模式”，李强曾经有一个著名的比喻，温州经济就像是“地瓜经济”。一是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尽管像地瓜那样不是很起眼，但都是“野生的”，生命力旺盛；二是具有很强的“扩张力”，地瓜藤叶四处延伸，占领外面的空间，充分吸收阳光雨露和养分，温州经济善于“走出去”，能够充分利用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三是具有很强的“反哺能力”，地瓜藤叶四处生长，但养分最终还要传送到根部来，最终受益的还是地下的茎果。温州经济始终根植于民，它的发展主要依靠无形的民间力量来推动，最后受益的也是人民群众。
但如今，曾经得改革、创新风气之先的“领跑者”温州最近几年却正在受制于“要素瓶颈”的全面制约，ＧＤＰ增速已经连续两年全省排名靠后，2003年间甚至一度排名全省倒数第一，这与1978年至2002年的24年间温州ＧＤＰ增长速度一直处在全国的前列、平均每年增长15．4％的鼎盛时期形成强烈反差，“温州模式”盛极而衰。
“从温州本身的资源禀赋来看，与浙江省其他地区相比并没什么优势，过去经济高速增长主要靠率先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民营企业大发展。”杭州商学院副院长张仁寿认为。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各地经济投资环境开始趋同，温州赖以“领跑”的体制先发优势开始逐渐丧失。相反，由于先天的资源禀赋贫乏，土地、能源、人才、资金等生产要素开始全面制约温州的经济发展。温州本地的资本大量外流、企业成批外迁，加剧了温州当地的产业空心化。
“温州模式”须困局求变。新任温州市委书记王建满，之前职务是杭州市委副书记兼萧山区委书记。在台湾电力公会连续两年的评选活动中，隶属杭州的萧山区都被评为“台商投资内地的首选城市”，在全国县域社会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名列第七。萧山区在政府主导和推动下大力招商引资，有力促进当地产业结构升级。主政萧山期间，王建满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思路功不可没。
“其实，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有形之手’和‘无形之手’同样重要。关键是要发挥地方政府在经济引导方面的积极作用。”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葛守昆说。
在现有的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下，曾经被认为是“领全国改革风气之先”的“温州模式”，是否会学习新兴的“苏州模式”，走上强势政府主导下的经济发展之路？发展民间力量为主的“地瓜经济”是否会重新打上“有形之手”的烙印？现在还不很清楚。
新苏州样板的扩散
“有形之手”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主导作用的，苏州可以说是一个典范。
几乎就在温州宣布人事变动的同时，原苏州市市长杨卫泽与原无锡市委书记王荣完成了干部“异地交流”，分别出任无锡市委书记和苏州市委书记。
据研究江苏体制变迁的专家介绍，以“台资经济”闻名的县级市苏州昆山，连续四任市委书记都被提拔为厅级以上干部，其中包括两个副省部级干部。通过江苏领导干部的“异地交流”制度，“新苏州模式”确实正在全省范围内大力推广。
在上世纪末，地方政府主导下致力于发展乡镇集体企业的“苏南模式”被历史“终结”，苏州从1998年开始了以发展外向型经济为特征的“第二次改制”。如今苏州抓住国际产业资本加速向长三角地区转移的机遇，积极实施招商引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当地区域经济发展。
苏州对于外资的吸引力在前任市委书记王珉任职期间达到巅峰。据统计，今年上半年苏州注册外资接近87亿美元，远远超过第二名上海61亿美元的引资额度，在全国各大中城市高居榜首，ＧＤＰ增速位列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之首。
“但对于致力于发展外向型经济的苏州来说，经济发展过多地依赖于外资从长远来看并非好事。地方经济一旦患上‘外资依赖症’，将对当地民营经济的发展产生‘挤出效应’，纯粹地依赖‘工资性收入’难以迅速提升当地人民生活水平。”也有专家质疑苏州模式。
“其实，所谓‘新苏州模式’不过是整个江苏经济发展思路的一个缩影。除了大力招商引资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江苏省在‘九五’期间曾经提出‘强省富民’的奋斗目标，去年改为‘富民强省’；如今，开始实施‘富民优先’的发展战略。”葛守昆分析。“这反映了新一届领导在执政意识、强化执政能力上的新取向。”此前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指出，要针对现阶段江苏ＧＤＰ总量虽大、但老百姓富裕程度并不够高的突出矛盾，把“富民”放在发展中的优先位置，努力建设一个“不含水分、人民得实惠、老百姓认可的全面小康”。
“以往考察地方政府政绩主要还是经济挂帅，‘ＧＤＰ崇拜’盛行。但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央开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中国社科院政治经济研究所房宁说，“这就需要进一步界定市场和政府的边界。简单地来说，就是‘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
苏州近年来展开的一场“富民运动”也开始初见成效，不仅全市人均ＧＤＰ在长三角地区名列前茅，而且人均收入在2002年也已经突破1万元的水平。“新苏州模式”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样板，在大力推广的同时也被注入了“富民优先”的新内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