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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中国经济近几年来的高速增长，我们除了看到城市变成了一个大工地之外，耕地是越来越少，电站越建越多，水利大坝越修越高，而天上的星星则离我们越来越远。国家环保局副局长王玉庆最近在全国环境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但万元GDP能耗水平超过发达国家3-11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
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一直都是一种粗放式发展，这种以资源和环境内耗为动力的增长，最终将使整个国家背上沉重的包袱。
科学技术其实是一面双刃剑，在给我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把整个地球砍了个遍体鳞伤。十八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卢梭就认为，人类早期是处在一种自由平等的“自然状态”之中的，由于冶金和农业两大技术的发明，导致了原始平等的毁灭，引起了人们之间的贪欲、诡诈，以至毁坏了人们的道德。他说“使人文明化而使人类没落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在哲学家看来就是铁和谷物”。“人一旦拥有了知识、智慧，灵魂就变得肮脏、邪恶”。这种“技术悲观主义”虽然遭到许多人的批评，但也并不是无稽之谈，现在我们的这种“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的状况，无不是科技进步和人类贪欲的“邪恶组合”。
发展必须靠一定的资源基础和环境容量来支撑。人口的增加、经济的增长、福利的提高都是以一定资源的消耗和一定程度的环境恶化为代价来实现的。正因如此，我们才要对资源与环境进行有理性、有节制和有远见的管理，使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恶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系统无疑将走向崩溃、混乱以至发展停滞和倒退。这让我想起了物理学中的一个著名术语—“熵”，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最初用它来描述热力学问题，大学本科化学教材对其的定义是：系统倾向于取得最大的混乱度（或无序度）。爱因斯坦曾认为“熵理论”对整个科学来说是第一法则。而到今天，随着美国社会学家J·里夫金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的出版，“熵”理论已经无处不在。
根据熵定律，“每当一定的有效能量被消耗掉，周围环境的混乱就会增加。现代工业社会的巨大能量流量，给我们居住的世界带来了极大的混乱。技术现代化的进程越快，能量转化的速度就越高，有效能量就消耗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这很容易用来解释人类进入文明世界以来的战争和动荡，正是因为资源和环境的稀缺性，造就了这个“起火的世界”。这给我们的启示也发人深省。按照“熵理论”，资源、环境的消耗程度与社会的稳定程度是成反比例的，资源和环境消耗越多，混乱程度也就越大，这不仅仅是生态系统的混乱，更是社会的动荡和不安。从这个角度来看，“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已近极限”与其说是有识之士对未来环境污染的焦虑，还不如说这是对社会稳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
对工业化、技术决定论和现代主义的反思，造就了后现代主义和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崇尚自然、主张生态和谐以及反对战争是“后物质主义价值观”的重要代表思想，成为此后全球性绿色环境运动的深厚社会土壤和政治上的支持者。德国执政党联盟之一的“绿党”，就是诞生于这种“绿色浪潮”的冲击之下，他们制定的绿色政治纲领—即生态学、社会责任感、基层民主和非暴力，强调世界的整体联系和统一，强调生态平衡的伦理意义，指出单靠效用、生产率、国民生产总值去衡量进步，不考虑社会、生态背景，只能导致灾难。
可喜的是，这两年来，“可持续发展”作为加强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重要内容而被广泛讨论，这也说明我们已经充分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虽然许多问题还有待解决，但这无疑将是一个好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