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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名民营企业创维集团，成为连日来的最大新闻热点。包括其董事长(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黄宏生在内的数名管理高层与财务总监，11月30日被香港廉政公署传讯调查。虽然创维集团多次表态对于事态发展尚不清楚，但从媒体透露的讯息可以大概知道，此番祸起，主要是2000年创维以“创维数码”寻求在香港上市之时，涉嫌聘请外部会计师制造假账，报高该公司当时的财务状况。具体的情形究竟怎样，也许要等到黄宏生等人“配合”香港廉署完成阶段性调查之后才会揭晓。但同样又是一个知名的民营企业家遭遇涉嫌经济犯罪的大名目，引发的讨论与反思却足以因此再重提一次。
从2001年开始，随着形形色色内地富豪榜的出台，作为榜中的主力，内地的民营企业家日益获得一种财富创造者与拥有者的身份认同。但几乎也是在同时，一系列的“富豪现象”随之形成规模，最为媒体与市井所关注的，正是如同多米诺骨牌接踵而倒的“问题富豪落马”效应。与此相关的名单，四年来已经洋洋洒洒：大午农牧集团孙大午、诚成文化刘波、金正集团万平、欧亚集团杨斌、江苏宜兴蒋泉龙、政华集团吴志剑、恒隆集团陈启宗、爱多集团胡志标、铁本钢铁戴国芳，更勿论名气大得可以搅动全国风雨的刘晓庆、周正毅、赖昌星……当然，这其中存在别有内情的个案，也有称不上民营企业家之号而只是专长于钱权交易所以一夜暴富的流氓，但这远未穷尽列举的名榜，终究显示出内地一大批民营企业家沦陷在了这样一个泥沼之中——不合法致富，便无法安全致富。
事实上，这样的一番连续局面，似乎是不得不让民众对部分民营企业家的信心因此受到大折损。2003年无疑正是这样一个艰难年份。而元气尚未恢复，今年6月曝光出来的福建民企远东制药香港上市造假，以及这一次创维数码也同样涉嫌在海外资本市场欺诈，无疑更进一步地令内地民营经济的信誉指数在海内外再受顿挫。因此值得追问的是，在落马之前，是什么让他们纷纷铤而走险。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社会学家李强教授提出，应当重视民营企业家经济罪犯的社会背景——正处于制度转型、社会转轨时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们，事实上也正处于整个社会违规、违法现象激增的“社会失范”主题之下，一如底层叫卖假文凭、私刻公章、贩卖假发票等现象频发，投射到富有阶层，便有部分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犯罪。
这样的一个制度转型、社会失范的大背景，可以引导我们从两个角度来反思少数民营企业家“铤而走险”的缘由：第一，这些“险”是不是非得“铤而走”之不可？换言之，是不是合法而行便难以致富？第二，这种种“铤而走”之的非法道路，在转型期的中国内地，究竟有多险？或者说，在民营企业家的能量之下，究竟算不算得上是险路？
可以说，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基本上就是一个逐渐允许私人创造财富、拥有财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却又要在公有体制的惯性与强势政府深度介入的二元结构下行进，能够正确、合理、有效规范私营经济与民营企业家的经济秩序和法制设计，并未一步到位，其间可被钻营的漏洞与灰色区域长期大量存在。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法治秩序的缺位之下，必然会有一种潜规则的秩序来替补。对许多民营企业家而言，本质上就是一个在非公开、不明朗、缺少稳定预期的社会环境与市场环境下急功近利地攫取“第一桶金”。而潜规则之下，钱权置换、人际经营成为关键准则，也令一些民营企业家被迫选择了黑箱操作——这其中显然也提供了一整套帮助民营企业主“化险为夷”的机制。这种局面导致的一个恶果，是那个年代发家起步的民营富翁，部分人有一种愿意“铤而走险”的动力与习惯。
创维数码的涉嫌做假账与远东制药的经济诈骗，令人更要一凛的，显然正是少数内地民营企业一种在灰色潜规则下的生存习惯与方式，无所顾忌地试图“闯关”经济市场，而在法治规范严密有效的香港穿帮落马。事实上，这也正是内地需要快马加鞭补救制度的关键--只有健全有效的制度成型，让有稳定预期的合法致富成为可能，成为唯一，民营企业家的落马事件才不会一再成批上演。也是在这个意义上，近两年来一批民营富豪的落马，也许正标志着中国内地气候的转变，标志着中国改革内容的递进，标志着一个合法致富成全安全致富时代的开始。 >>>回到星空财经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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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克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