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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车在一望无垠的关中平原上疾驰。绿油油的冬麦田一马平川。路两旁成熟的枸杞果实红红火火，在蓝天白云的晴空衬托下，在热烈充足的阳光映照中，就象沿路横贴着的两条巨幅新春对联，将远方的客人拥入她的怀抱。这是一个收获的季节。
10月18日，中央媒体联合采访团一行五人，在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下称人行西安分行）的协助下，深入到了大西北，就金融支农问题，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实地调研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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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北，是我国农耕文化和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农业经济，至今仍在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约占国土面积三分之一的西北五省区，大部分县市属干旱和半干旱农业地区，9300多万人口中，73%为农业人口。由于自然条件、传统观念和政策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中、东部地区。
2003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而西北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的新疆仅为2106.2元，比全国农民人均低516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的甘肃为1673.1元，比全国农民人均低949.1元；西北五省区农民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的只有新疆和宁夏两个自治区。农村经济的落后与农民低收入的状况，可想而知，与全国其他地区相比，要在西北地区进行金融支农增收，难度会大出多少倍！
但是，西北地区并未因为“难”而被“遗忘”。
“今年2月8日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下称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的高度重视，加上人行西安分行印发的《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关于金融业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指导意见》（下称“21条指导意见”）的落实，及所辖各级支行的积极配合，有力地促进了金融对西北支农的进度，从现在的统计来看，中央政策意图和政策效应已开始逐步显现。”10月19日，在人行西安分行的会议室，行长敖惠诚欣喜地介绍。
据最新的统计，截止2004年8月末，西北五省区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达777.39亿元，较年初增加了196.61亿元 ，增长33.91%，同比多增31亿元，多增19.56%，创近年来农业贷款最高增幅。上半年，西北五省区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分别为：陕西为960元，同比增加13.8 %；甘肃为679元 ，同比增加17.8 %；宁夏为1164元，增加15.8 %；青海为744元，增加18.75 %；新疆为835元 ，增加11.9 %，各省区均创近年来最高增幅。
西北五省的农村终于迎来了收获的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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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西北地区的金融支农能取得突破性进展？据调查，多年来，尽管西北地区金融系统为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但其成效一直不尽人意。
“其实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要明白支农就要先知农。”敖惠诚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知农”风从总行刮起。
为了获得更为切合实际的有关金融支农的决策依据，探索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传导途径和方式，中央“一号文件”下发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下称人总行）副行长吴晓灵、郭树清、易纲等曾先后带领调研组到西北贫困地区，跋山涉水，走村入户，深入调查了解金融支农的现实情况，并就人民银行如何把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与执行货币政策紧密结合起来，提出了一些贴近西北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的指导性意见。
2004年4月，经过深入陕甘贫困地区调研后，吴晓灵针对西北地区农村资金外流、信贷支农资金不足、农业生产绩效低下等突出问题，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安县召开的金融支农座谈会上开出药方：“要借鉴国内外经验，探索建立金融支农财政补偿激励机制，促进信贷资金与财政资金的合理分工，实现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与有效对接，充分发挥财政扶贫资金的杠杆作用，拓展信贷资金引入途径。”
她要求人行西安分行尽快适应辖区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配合各级政府做好协调引导工作，努力探索货币政策与农业产业政策的最佳结合点，推动农村土地制度创新、生产经营体制创新和科技支持制度创新，大力扶持农村专业生产合作社，发展订单农业，通过支持发展现代“大农业”来从根本上解放农业生产力，提高广大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为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创造更好的金融环境和资金保障机制。
对西北农村的切实了解，换得的是这些破解西北地区金融支农增收难题的“金钥匙”，也为人行西安分行今后的工作打开了一个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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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阳市，随意向路人询问起杨凌示范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个地方。
杨凌示范区全称是“杨凌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1995年开建，被称为中国“绿色硅谷”，也是我国目前惟一由省部共建的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
早在 4000多年前，中华民族农业始祖“神农”后稷就曾在杨凌区的故里“教民稼穑、树艺五谷”，开创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先河，也使杨凌成为我国农业文明的重要发祥地 。而杨凌的农民增收问题，一直被党中央、国务院所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2003年末，杨凌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843元，比2000年增加1038元，3年平均增长16%，分别高于全国和陕西省10.83和11.54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示范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又达1538 元，同比增长 17.5 %，创历史最好水平。
在全国农民收入普遍增长缓慢的情况下，却保持较高的增长水平，杨凌示范区为何会“风景这边独好”？
“这主要得益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套实施，得益于金融支农财政贴息补偿激励机制的建立与推行。”10月20日，在杨凌示范区管委会办公楼的会议室，副主任陈俊教授对《中国经济周刊》一语道破天机。
据了解，近年来，尤其是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下发以来，人行西安分行把杨凌列为金融支农的示范点，突出“窗口指导”的前瞻性，积极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杨凌示范区的信贷投入，在解决金融支农的“瓶颈”问题上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有效促进了杨凌示范区农民收入的连年高速增长。
资金的趋利性与农业投入期限长、回报低的现实矛盾，决定了在没有足够的优惠政策的前提下，信贷资金是不会背离市场规律，轻易投放到“三农”经济这一弱势产业上的。为了实现信贷资金的“逆向流动”，人行西安分行充分利用陕西省人民政府对杨凌示范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实行“财政贴息”的优惠政策，积极引导农村信用社加大对示范区农业生产的信贷投入。三年来，杨凌示范区财政共为农户小额信贷贴息1000万元 ，撬动信用社累计发放小额信贷4600万元，发放联户担保贷款5200万元；同时带动农民投入5000万元，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投入4000万元。
“也就是说，1000万元的财政投入，撬动了1.88亿元的金融资本和民间资本，说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联动实施效应非常显著。”杨凌区主管农业的副区长徐永厚不无感慨地对记者说。
据了解，目前，杨凌示范区已形成地方财政、金融机构、企业、农户等多种投资主体共同介入高科农业的多元化的资金投入格局，有62.8%的农户直接受惠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套实施。而且，《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在杨凌示范区，人民银行与地方政府在贯彻执行国家现行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过程中，配合得十分默契。尤其是“财政贴息”的政策措施，作为货币信贷增长的“助推器”，它不仅排除了由于农村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善而形成的资源配置障碍，同时也为有效疏通货币政策在农村的传导渠道，开放信贷“闸门”，提供了一定的现实条件。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作为撬动农业经济发展的左右手，在相互协调配合实施过程中，发挥了事半功倍的重要作用。”分管信贷工作的人行西安分行副行长李哲深有感悟。
显而易见，杨凌示范区金融支农财政贴息补偿激励机制的建立，为人行西安分行全辖各级行探寻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有效对接之路，起到了示范作用。与此同时，经《中国经济周刊》调查发现，其示范效应不仅辐射了三秦大地，而且也辐射到了西北五省区。
在田头筑起信用长城
“在我们村里，农民申请贷款一点也不难，而且手续十分简便。”10月20日，杨凌区五泉镇五泉村的村民张新忠欣然告诉《中国经济周刊》。
据《中国经济周刊》在西北五省的农村调查发现，现在像张新忠这样轻轻松松拿到贷款的农民已不在少数。农民“贷款难”和农信社“难贷款”，是目前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的一个现实问题。而为什么这些农信社敢放心地给农民贷出款呢？
“西北地区是汉明长城的西起点，现在在大西北地区的金融系统，我们正在建造着另一座长城，这就是信用长城。”李哲诙谐地说。
李哲说的“信用长城”指的是，从2001年开始，人行西安分行协同地方政府和农村金融机构，开展创建农村的“信用工程”和大力推广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活动。
在杨凌区，农信社采取“一次核定，随用随贷，周转使用，余额控制”的管理办法，简化贷款手续，贷户可根据项目生产周期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最长期限可达两年。在新疆伊犁，中国人民银行伊犁中心支行以试点的方式先行在辖区霍城县兰干乡鲁先巴克村、伊宁县英塔木乡阿克塔木村进行“农户信用担保中心”的筹设运作，通过农户联保的方式使小额农贷惠及10万农户。在宁夏固原, 中国人民银行固原市中心支行通过小额农贷和农户联保贷款，促使特色种植业和养殖业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在位于甘肃东部黄土高原沟壑区的庆阳市，小额信用贷款使60多万户农户中42万户受益，在庆城县农业银行大力支持下发展起来的驿马农副产品加工贸易区，被商家誉为陇东农产品交易的“旱码头”。在宁夏吴忠，近三年来，中宁县每年都要召开由县委、政府、人大、政协主要领导及全县各乡镇、村队负责人参加的全县规格最高、范围最大的“信用工程”建设表彰大会，对信用乡镇、信用村、信用户进行隆重表彰，使讲信用的农民，不仅可以获得银行的贷款，带来经济效益，还可获得极高的政治荣誉。
“穷也贷，富也贷，没有信用不能贷。”在宁夏石嘴山的农村，这句话可谓家喻户晓，因为小额农贷确实为当地农民支撑起了“大产业”。据中国人民银行石嘴山市中心支行反映，目前农户贷款还息率均达到了90%以上，信用社实现社社盈余。
张新忠在他的蔬菜大棚前，兴高采烈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这几年信用社支持我们变富了，我们也讲信用了。现在村里除有一户因建房贷款外，其他人的贷款早就还清了。”目前，在杨凌示范区，农户小额信用贷款的按时还贷率达90%以上。当地农民把“信用”看作发家致富的本钱，当作自己家最好的“门面”。
“实际上，农村的信用状况并不比城市差，农村信用的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不良资信，而在于我们不敢相信农民会还上贷款。在农村，由于大多数农民世世代代都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地方，人口流动不大，加上以村落为中心的群居生活方式，信用记录反而比较容易做。”10月23日，中国人民银行昌吉自治州中心支行行长常江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说。
与此同时，为支持陕西省农村信用社（下称陕西农信社）实现改革试点目标，自觉做好中央银行专项票据发行工作，人行西安分行在积极推进陕西农信社改革试点资金支持方案的实施过程中，陕西省有105家信用社县（市）联社获得人民银行31.06亿元专项支持，其中获得专项票据支持的信用社县（市）联社70家，金额13.58亿元；获得专项借款支持的信用社县（市）联社35家，金额17.48亿元。目前，经过试点改革实现“体制再造”而挂牌成立的陕西省农村信用联社，随着管理体制和经营机制的平稳转换，经营状况明显改善，支农实力明显增强，人民银行“花钱买机制”的政策效应已开始凸现。
截止2004年8月末，陕西全省农村信用社农业贷款余额达285.61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农业贷款余额的91.98%；新增农业贷款70.52亿元，比上年同期多增27.66亿元，占全省金融机构新增农业贷款总额的99.07%。 1—8月，全省农村信用社累计发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联保贷款130.44亿元，同比多发放59.76亿元。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货币政策得以有效实施的基础，这一点在农村尤为重要。随着“信用工程”的深入实施，西北农村信用环境不断改善，信用乡镇村组纷纷建立，信用农户逐渐增多，金融机构的支农信贷投放明显加大。截止2004年8月末，西北五省区农信社农业贷款余额达622.12亿元，较年初增长38.19%，占西北五省区金融机构全部农业贷款的80.65%。
谁偷走了农民的奶酪
“假若我是农民，我怎么看待目前的农村金融服务，怎么评价现行货币信贷政策？”这是从人总行到西安分行任行长的敖惠诚到了西北之后不断换位思考的问题，也是几乎将全部的职业生涯献给了西北金融事业的西安分行副行长李哲一直在寻求答案的问题。
“西北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金融资源配置本来就十分稀缺，需要紧急‘输血’，需要及时补偿，而一些国有商业银行的县级机构，却只存不贷或多存少贷，把从农村吸收的资金大部分上存，已基本变成了上级机构的资金‘吸存器’，致使大量的农村资金流出农村，转而‘批发’给城市和发达地区，导致农村金融服务严重缺失。”敖惠诚多次深入西北五省区国定扶贫县和少数民族地区，围绕金融支农问题进行调研。了解到当地有些农民一年的收入还不及城市一般干部一月的工资收入时，他感到揪心的痛楚，“农村金融调控迫切需要加强。”
敖的感触在《中国经济周刊》的调查中普遍得到了证实。据中国人民银行酒泉市中心支行有关负责人反映，“农村资金城市化、重点化的问题较为突出”。
据了解，在酒泉下辖的敦煌市，商业银行筹集的资金，占敦煌市全市金融机构的81%，而商业银行对“三农”的投入却少得令人吃惊。如建设银行敦煌支行，目前存款占全市金融机构的26%，而贷款却只占4%。商业银行的信贷审批权限上收后，不仅贷款总量明显下降，而且无暇顾及农业，实际上等于退出了对“三农”的信贷支持。与此相反，农村信用社存款只占全市金融机构13%，而贷款却占34%。二者的资金实力与对地方经济发展的信贷支持，形成巨大的反差。“另外，由于邮政储蓄利率高，风险为零，只存不贷，也从农村地区吸存了大量资金。”人行敦煌支行行长年生彗对此深感无奈。据统计，敦煌市从1989年办理邮政储蓄以来，到现在存款已达3亿多元。这些邮储资金上存人民银行后作为基础货币，虽然通过发放支农再贷款的方式，返回一部分用于支持“三农”，但规模极其有限。
“现在的农村金融，实际上处于一农（农信社）支三农的境地。”咸阳市主管农业的副市长上官吉庆不无忧虑地指出。10月23日，甚至发动政府力量来力改这种情况的吐鲁番市副市长薛智林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我们必须不遗余力地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不仅仅是金融问题和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11月6日，在“2005年中国行业发展报告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谈到明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五大重点和五大不确定因素时，其中的三大重点和第二大因素都涉及到了三农问题：“重点是要加强农业和社会的事业；更加注重挖掘农村的消费潜力；加大农村扶贫工作的力度，妥善解决困难群众的生活”。“ 粮食产量有了一定的增长，但是扩大粮食生产，特别是增加农民收入的目标实现起来，难度还比较大”。
由此可见，三农问题不仅是我国国民经济的基础问题，也必将是一个长期需要重视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而金融支农，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金融支农不能不说是应该首先关注的重点课题。
（感谢通讯员王小平、李学武、刘政、王钢对此文的贡献）
辅文1：
给绿色产业插上金色翅膀—西北六大金融支持下的效益农业
货币政策与农业产业政策紧密对接形成的政策合力促使新型农业经济合作组织不断涌现，传统农业开始向现代农业转变,有组织的现代“大农业”生产方式正逐步把千百万农民引向共同富裕之路。
陕西杨凌：金融支农打造“科技农业”
为了有效支持杨凌示范区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推广和运用，辐射和带动农民增收致富，人行西安分行所辖咸阳中支及杨陵区支行把信贷支农的重点放在支持高科农业的发展上。截止2004年6月底，示范区金融机构发放农业贷款达2.27亿元。三年来，金融机构共支持建成规模化畜牧养殖小区65个，奶肉牛存栏达1.1万头；发展设施农业5100亩、大棚4000座，扩种苗木花卉6500亩，杂果15000亩。此外，针对示范区农民现有科技知识与发展高科农业不匹配的现状，信用社创新信贷营销方式，向示范区有关农科培训机构发放“科技奠基工程”项目贷款280万元，举办农业科技培训班36期，培训农业科技人才2600多名，促进了示范区农业高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和推广运用。
陕北米脂：金融支农主攻“生态农业”
在治理穷山恶水中创造了 “三三制”土地占用模式（即农、林、牧各占三分之一），生态建设晓喻全国的米脂县高渠乡高西沟村，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金融支农主攻“生态农业”。目前，该村在农村信用社的大力扶持下，已建成旱地双沟覆膜绿豆丰产示范样板田180亩，辐射全乡350亩；建成大垄沟甘薯、玉米示范样板田140亩、垄沟谷子95亩，辐射全乡2000亩，其“生态农业”示范基地建设初见成效。“生态农业”，已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新亮点。
陕南汉中：金融支农叫板“定单农业”
借龙头企业之力，助推“定单农业”发展，是汉中金融支农的突出特点。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全市14个重点涉农龙头企业，上半年实现产值3.38亿元，销售收入为3.24亿元，分别较去年同期增长71.91%和59.69%。这些涉农龙头企业，以“基地＋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当地广大农民发展“定单农业”，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汉中市金融机构支持“定单农业”，有效促进了规模农业的发展和农民增收。
新疆昌吉：金融支农撑起“规模农业”
在人民银行的积极引导下，昌吉金融机构不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项目和涉农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上半年，辖内农村信用社、农业银行、兵团农行三家金融机构新增农业贷款9.23亿元，同比多增1.13亿元，是全州各项贷款新增额的6.6倍；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9.2亿元，比年初新增9.2亿元，同比多增1.1亿元。在龙头企业的强势带动下，该地区农业产业化经营规模和农牧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得到大幅提升；初步建成各类农产品基地近300万亩，订单农作物面积占全州农作物总面积的75%，辐射带动了10万多农户。货币政策与农业产业政策的紧密对接形成的合力，在促进该地区“规模农业”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的杠杆作用。
甘肃武威：金融支农助推“粮食农业”
地处河西走廊，位于陇海兰新经济带上的武威市，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农业人口占全市总人口的83%。今年以来，人行武威中心支行积极引导辖区金融机构加大对粮食生产的信贷支持。上半年，辖区金融机构累放农业贷款4.62亿元，同比增加5472万元，增长13.4%；农作物播种面积349万亩，夏粮产量达43.6万吨；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291元，增长11.77%。为扶持农业龙头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强对农民增收的辐射带动效应，人行武威中心支行引导创新信贷投入方式，即通过推行农户贷款企业（公司）担保、农业订单合同担保、组合担保、“库贷挂钩”仓储式质押等四种贷款方式，不断加大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信贷支持，促使涉农龙头企业与农户形成了共同的利益机制，有效推动了农业产业链条的不断优化升级。上半年，辖区金融机构累计向农业龙头企业发放贷款3679万元。目前全市有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51家，共连接基地210余万亩，带动农户20.4万户。
宁夏吴忠：金融支农玩转“多元农业”
人行吴忠市中心支行引导辖内金融机构调整信贷结构，积极介入农、林、牧等多元主导产业，突出支持其龙头企业。位于宁夏平原中部的利通区，在金融机构的支持下，该区奶产业已基本构筑起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的初级产业形态，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主导产业。奶产业带动了种养业的发展，成为西北最大的畜产品集散地之一。金融机构对中宁全县枸杞产业投放的贷款累计已达5.8亿元，枸杞种植户达4.17万户，占全县总农户数的81%。在信用社的支持下，中宁枸杞批发交易市场已成为全国最大的枸杞专业批发市场和集散中心。来自枸杞产业的现金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39.1%，枸杞已成为中宁县农民的“摇钱树”。
辅文2：
金融支农的难点
★文/《中国经济周刊》特约记者 陈徐
难点一：政策性与商业性目标共存，涉农金融机构左右为难。目前，农业银行作为商业性主体，承担着扶贫专项贷款等政策性金融业务，而农业发展银行的政策性金融业务一直处于萎靡状态。政策性目标要求金融机构更注重资金的社会效益，而商业性目标又推动金融机构实现资金成本最低化、利润最大化。因此，双重目标的冲突不仅使金融机构难以作出经营决策，贻误时机，而且，由于金融机构往往更偏重盈利性目标，造成政策性资金被商业化运作，金融支持措施难以真正到位。
难点二：有限的信贷资金投入与“三农”发展的需求相去甚远。一是农业贷款、乡镇企业贷款新增额与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较各项贷款新增额与全国生产总值比仍然很低；二是农村消费贷款目前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三是部分地区农村高利贷相当严重，利率达10—20%，反映出部分地区资金严重短缺；四是金融机构、农业部门及农村市场间信息严重不对称，缺乏及时、有效的沟通渠道及机制。
难点三：农村资金外流严重。调查表明，农村信用社存差仍在加大，且相当部分资金被用作支持大项目、大企业；邮政储蓄农村存款余额逐年增加，邮政储蓄只存不贷，吸收的存款或进入同业市场、或存放人民银行，实质上成为农村资金的“抽血机”；农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大量撤并临近农村地区机构和网点，吸收存款也大量上存，部分网点甚至仅以存款作为核心业务，基本没有信贷权限。
难点四：成本相对较高，信用环境不理想，制约金融支持的积极性。其一，农户分散、单笔业务量小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农村产业化、规模化经营尚不成气候，使得金融支持的成本相对较高。其二，信用环境欠佳，协议履行上存在失信现象。难点五：农村信贷风险不容忽视。外出务工农民在外定居后贷款回收困难，村镇干部为出政绩，以个人名义贷款用于公共设施或公益项目等，使得小额贷款变成不良贷款。
辅文3：
★文/年生彗
金融支农的对策建议
对策一：引导商业银行合理确定上存资金利率，利用政策杠杆，促使商业银行向“三农”投放资金。如以建行为例，一年期以上上存资金利率3.7%，一年期以下为2.6%，因有利可图，导致大量资金上存。目前，敦煌全市金融机构上存资金高达38亿多元。
对策二：目前邮政储蓄吸纳的资金三分之二左右来源于县及县以下。应制定邮政储蓄资金回流农村的管理办法，增强支农金融机构的资金实力，促进贷款向农业基础设施和农村地区社会公益设施投入。
对策三：改革国有商业银行“一刀切”的信贷管理体制，采取区别对待的信贷政策，放权让利商业银行，使其增量贷款40%用于支持农村经济发展。
对策四：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体制，完善支农服务体系。构建农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农业保险等多种服务机构相互补充，分工协作，功能完备的“三农”金融服务体系。要对农业银行的定位进行重新矫正，以便充分发挥“农字号”银行的支农作用。农业发展银行要扩大业务范围，加大政策性支农力度，对农业综合开发和基础建设给予有效支持。要因地制宜组建成立地方性商业银行或合作银行。要对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和内部经营机制进行彻底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增强“造血”功能；给予农村信用社相应的优惠和补偿政策，促进其进一步加大支农力度。
对策五：改进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管理办法，增强灵活性，在贷款期限的限定上应适当与农业生产的周期相匹配。
对策六：要进一步明确社会各部门支农的责任、义务和权利，通过政府、财政、税务、金融等多方面通力合作，形成强大的合力，真正把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西安分行《关于金融业支持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促进农民收入增加的指导意见》落到实处。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敦煌市支行行长）
辅文4：
★文/黄宪
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中的问题与建议
目前就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实践来看，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一）货币政策传导渠道仍有梗阻。一是内因：商业银行经营“城市化”，致使对农村经济的金融服务重担落到了农村信用社一家身上。而农村信用社又因为受历史包袱太重、资金实力有限、经营管理水平不高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全面担当支农重任，因而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果大打折扣；二是外因：农村信用环境不佳，金融机构的支农积极性受到重创。
（二）货币政策传导载体之一—农信社难以承受重任。近几年，国有商业银行逐渐退出县以下领域的金融服务。农村经济主要依靠农村信用社信贷支持。但农村信用社规模小、管理水平低，很难支撑农村经济所需的重任。
（三）货币政策传导对象—农民受益不均。目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垒大户的现象较为普遍，资金多流向经营情况好、还款能力强的大户手中，许多农户贷款难的呼声仍然很高。
（四）农村金融机构对政策资金依赖过度。政策性资金是目前农信社支农资金的主要来源。长期过度依赖政策性的支持，不利于市场经济中商业化实体的经营，更不利于稳定、持续地支持农村经济发展的需求。
（五）农民融资成本过高。按照目前利率管理规定，农民贷款负担高于企业和其它经营者10%-40%。因此，国家对农村信用社的利率优惠实际上等于加重了农民的贷款负担，减低了农民的收入水平。
基于以上问题，我们提出如下加强货币政策在农村传导的建议：
（一）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传导向作用，增强信用社的发展能力。对农村邮政机构的储蓄业务在政策上进行适当限制，或把农村邮政储蓄资金直接拆给农村信用社。二是充分利用政策杠杆，引导资金向农村地区流动。
（二）农村信用社要加强与农村专业协会和其它经济组织的合作。地方政府部门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农村专业协会或其它经济组织的信息资源优势，及时给农民提供有关市场信息，帮助农民促进农产品的产、供、销，农村信用社在提供给农民资金的同时，积极加强与这些组织协作，以达到农村信用社对农户的物流和现金流有一定的控制，并能较好地掌握农户的经营和货币收入状况。
（三）国有商业银行应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状况，对市场定位进行适当调整。要切实解决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提高农民的收入，最主要的还是要发展农村经济的深加工工业，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而在城市经营的银行业资金相对富余，因此国有商业银行的市场定位不能仅局限于城市，还要面向农村经济，要对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积极关注，加大信贷投入，促进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发展，使地区农业生产尽快步入“公司+农户”的经营模式，以带动地区农业向产业化、规模化的方向发展。
（四）继续加强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夯实信用平台。当前，农村信用工程建设应主要抓住三个环节：一是营造信用政府；二是创建信用金融；三是培育信用客户。在信用村镇建设过程中，要注意：一不能赶潮流，二不能放弃风险控制，三不能建而不管，四不能当作惟一方法。建设信用村镇，需要长期宣传、鼓励和促进，要结合多种方式，采取多种措施，联合政府、金融机构和农户等各方力量共同打造。
（作者为中国人民银行吐鲁番地区中心支行副行长）
资料：
国外金融如何支持农业？
美国：
具有相应的法规、制度来规范本国的农业政策性金融活动，如《农业信贷法》。国家农业政策性金融主要支持农业生产的多样化和农业生产结构的调整，而我国农业政策性金融还主要是支持粮、棉、油等农产品的收购和配合执行粮食的保护价政策，在农业生产和服务领域的政策性金融支持比例还相当有限。美国政府对农业信贷的补贴形式有商品贷款补贴、农场储藏设施贷款补贴、农场贷款补贴、作物保险补贴等信贷补贴。
日本：
其法规、制度和政策比较灵活，能够随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农林渔业金融公库信贷资金的投向根据农产品市场的变化而变化，从1960年代以前支持粮食生产，到1960-1970年代支持粮食、果树、蔬菜和畜产等多种生产经营建设的需要，发展到1980年代以后，支持农业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应提高。为了支持农业生产，建立了一个农业基金，给农民种粮贷款担保和贴息，对鼓励农业生产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还建立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公司与农民的利益结合得很好，有利于协调好政府、公司和农民的关系。
泰国：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帮助农民增加收入，提高农村生产力。多年来，农民向政府金融机构借贷总额累计高达52亿多美元，债务成为他们的严重负担。针对这一情况，政府决定：在2001年3月至6月期间，凡欠政府债务2300美元以下的农民可以申请将还债期限推迟3年。为了增强农民的偿债能力，政府还专门从2001财政年度中拨出4000万美元，专门用于在延缓还债的3年中对有关农民进行专业职业技能培训，计划每年培训30万人。为了增加农村就业机会和提高农民收入，泰国政府于去年7月成立了专门委员会，开始推行农村基金计划，根据这一计划，全国近7.8万个村庄将平均每个获得2.3万美元的发展基金。这些村庄都成立了基金管理委员会，自发地确定投资项目和向市场推广.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