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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末，据媒体报道，中国航油在石油衍生品交易中亏损5．5亿美元后，已寻求法院破产保护，这一亏损金额已超过了中国航油的市值。同期，因涉嫌盗取创维数码4837万元，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兼创维数码控股主席黄宏生被香港廉政公署的调查人员拘捕。
他们中一个是国有企业石油行业的巨擘，一个是彩电业最大的民营企业，同时又都是上市公司，一个在新加坡上市，一个在香港上市。其中的意味颇耐人寻味。不禁让人联想：中国企业在国际资本市场要演什么角色？这是悬念之一。
中国航油，它垄断了中国的航油进口，可谓国有企业的代表作。所以，在1997年公司恢复运营之后的7年内就进入了新加坡600多家上市企业的前50位。 在公司的网站上，它这样宣传自己：“一个企业成功与否，关键有两点：第一是人，第二是机制。”众所周知，中航油的成功是基于垄断，所以，人的重要性就成了唯一的关键因素。
查看它的历史，我们发现，陈久霖的到来和企业恢复运营几乎同时，看来人的确重要。中航油这次栽在了石油衍生品上，被国外媒体喻为第二个巴林银行的尼克·利森。中航油在衍生品上巨额亏损的根源却是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集中力量干大事”的思维在作崇。
这一事件尚未结束，由此引发的危机拷问着人们——让人担心这次危机是否会将罪名安在“金融衍生品”上？联系到国内如火如荼的金融创新势头，尤其是券商证券市场创新，我们不禁为中国的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品发展捏把汗，毕竟有十年前的327国债期货风波为前车之鉴。那时的“一关了之”延缓了中国金融衍生品多少年的发展，相信多年以后会有答案。这是悬念之二。
我们在此想强调的是，中国航油案错在国有企业的僵化机制而非金融衍生品的市场行为。中国金融改革目前困局的突破，包括解决国有股绝对控股股市的问题，可能都需要借助金融衍生品加以解决，切莫为了掩盖国有企业机制的问题而嫁祸于金融衍生品。
再看创维数码案，黄宏生九死一生熬到今天，实属不易。而民营企业的原罪似乎是永难命题。香港廉正公署可以采取“虎山行”将黄宏生一干人等拿下。但是，在夹缝中生存的民营企业，在不完善的中国经济法律框架中形成的不规范行为都要接受成熟资本市场的检验，的确有“很不合格”的嫌疑，也有不规范操作的过失。
创维数码的品牌总监孙伟中说，他们正在处于“一场大雾之中”，不过，他“相信总会有大雾散尽的时候”。与国有企业相比较，它们需要自己承担一切损失，而中国航油的国有母公司则通过出售该公司15％股份，用来弥补在其衍生品交易中的亏损，这似乎是拿国有资产为陈久霖过失买单，据说陈久霖已经回到北京，而黄宏生缴纳了100万港元的保证金后仍然被困香港，他还要为涉嫌挪用4837万说清楚来龙去脉。
在国内市场上陈黄操作手法司空见惯，一旦遭遇国际规则，中国企业被一视同仁了，但命运有些许不同，未来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这是悬念之三。
或许我们还有第四个悬念，即中国的司法在相似的案件上是否应该更积极地作为！
不论是陈久霖还是黄宏生，不论是中国航油还是创维数码，他（它）们都是中国经济的代表，此次危机的爆发对中国经济短期看是抹黑，中长期来看却是好事。国内相关人士要亡羊补牢，而不要因噎废食。
（ 责任编辑：紫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