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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中国将要开放移动和数据基础电信业务，在业界翘首以待的日子里，外资运营商却出奇地平静，一反当初想象中的摩拳擦掌。
一位电信业资深专家最近时常会接到某些外资运营商前来咨询电信业现状的陌生电话，最后得出的结论却是：“目前，基础设施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
然而，这只是事情的表面。
狮子捕猎前，通常都会凝神屏息潜伏在灌木丛中，一旦登高俯瞰，数量会多得令人咋舌，短暂的寂静只因攻击时刻未到而已，某业内人士如此描绘这种平静。
在这种平静后面，外资运营商正在悄悄布局。据可靠消息透露，为了在2006年以前进入中国，MCI(前世通)正在组建规模约为100人的网络运营部，其主要负责人将来自网通；而作为法国电信全资子公司的Equant正在和网通开展面向国际市场的互联互通，意欲服务企业市场。放开之初
目前，“只有一家外资运营商提交了申请。”一位资深电信研究专家透露，但他对具体名称三缄其口，只透露是美国的一家运营商，“由此发现，美国前三名的大型运营商对进入中国态度十分谨慎，而中小运营商对待中国市场更加积极。”
据了解，AT&T、Sprint、Verison以及最近收购AT&T无线而跃居成为美国第一大移动运营商的Cingular均不在此列。
除此之外，据记者多方调查，包括DT（德国电信）、BT（英国电信）、澳洲电信、沃达丰、NTT等方面的负责人均表示目前还没有进入中国基础电信业的打算。
投资重点设在北美和欧洲的德国电信，其中国代表处研究人员韩京梅表示，“中国对外资运营商的允入，我们持观望态度。25%并没有太大的市场份额。”
她表示，外资运营商也会受到时间和资金的限制，“中国地大物博，铺设光缆需要动辄上亿的资金，投资数额太大，一两年以内不可能有太大的收效。”
BellSouth（南方贝尔）一位颇为低调的女士介绍：“对于我们来说，如果是资本市场的投入，则要面临中国电信运营商高层人事变动，3G不明朗，牌照下发遥遥无期以及电信法的延迟，小灵通的前景预测等各种因素的阻滞。”
按照世贸组织的协定，到今年12月11日，中国将对外放开基础电信业务，外商获批准投资电信企业的外资最高持股比例和地域限制分别是：北京、上海、广州将达到25%，移动电话在17个城市将达到49%。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的增值服务和寻呼业务持股比例50%则保持不变。
实际上，外资运营商进入中国的步子早就迈开，仅仅是形式各异而已。
按照惯例，外资电信运营商的进入不外乎两种途径：资本层面和业务层面。
于2000年底投资25亿美元购买中国移动2%股份的沃达丰，后来增持到3.27%以及传言所称的意欲把比例扩大到20%，近期搅得风生水起的葡萄牙电信向中国联通出售澳门电信，都被视为资本层面介入的表现形式。
除了外资注资以外，业务层面的进入屡见不鲜。包括法国电信在中国成立研发中心；BT与网通公司合作，采用与运营商合作推广企业用户的方式进入；AT&T与中国电信合资，发展国际业务的互联互通，主要为跨国企业提供国际介入服务。
易观国际资深电信分析师张鹰个人认为，“总体上，资本层面的进入在全球都没有比较成功的案例。”他认为，英国电信、AT&T都遭到了很大的失败，如果控股除了需求资本巨大外，将会与本土电信运营商产生白热化竞争。
“相比来看，业务层面的进入则比较成功，参股和业务层面进入，收效比较迅速。容易与本土运营商形成竞合关系和利益共同体。”
另外，今年6月深圳“深大电话有限公司”的黯然谢幕，也可以纳入易观分析师所称的外资运营商“失败”范畴。
2004年6月30日，深圳“深大电话有限公司”宣布并入深圳电信，这家20年前获准成立的中外合资电信运营公司走到了历史终点，外方股东英国大东电报局，作为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曾实质性介入中国内地基础电信运营领域的外国公司随之消失。49%的政策底线
外资运营商在增值业务上争先恐后的历史为何没在基础电信上重演？
信息产业部电信研究院杨培芳拿同为基础行业的制造业来分析上述现象，他认为，电信基础行业天然具有标准化壁垒，它同时具有共通性、网络性和基础性等特性。
“制造业可以由国家宏观调控来管理，而电信基础行业作为一种规制产业，只能是在政府管制下有限地开放。”
除去宏观因素，MCI中国区的一位资深从业人员对记者表示，抛开中国本地行政程序纷繁复杂不计，有两个原因正在阻挠外资的进入，“一是进入中国市场需要建立单个的节点，这要依赖和运营商的合作，对于外资来说，相当于开展另一项国外业务；二是电信领域的特殊性，基础电信中移动和数据的进入不易决定了外资目前只能开展增值业务，业务过于单一。”
增值业务是外资运营商在国内开展业务的动力之一。但信息产业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所附的《电信业务分类目录》进行的重新调整让外资运营商怨声载道，原因是：由于将基础电信业务分成第一类基础电信业务和第二类基础电信业务进行管理，把原来的一些增值业务划分到了新的“增值业务”目录下，限制了他们可以选择的范围。
中国在增值电信服务和基础电信的寻呼服务方面早已对外开放。根据我国加入WTO所作的承诺，自加入WTO之日起两年内，增值业务和寻呼业务已经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持股不得超过50%，并且自去年起就完全开放。
而对基础电信服务业务的移动话音和数据业务却是渐次放开：分别在5年或6年内取消地域限制，外资持股比例从开始的25%逐步增加最终不得超过49%。
Frost&Sullivan中国区总经理王煜全表示，“象征性的开放”并不会给目前的态势带来过大的变化。在关于这次开放会给整个局面带来哪些变化时，他引用SK电讯中国区总裁刘允的话称：“这等于中方明明知道门外危险，却打开门问狼要不要进来，只为昭示勇气。”
德国电信中国代表处研究人员韩京梅表示，在中国，除了政策模糊性和市场不透明因素以外，“中国基础电信也不具备大规模投资的价值，中国市场还处于不断发展当中，充满了变数，没人能够估算未来中国电信市场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中国有朝一日兴许会在持股比例上有所变化，或者采取其他折衷的方式，以防止在控制风险的同时错失了机会。”信产部杨培芳预测，态度乐观。
对此，Frost&Sullivan王煜全反驳道：即使到了2007年，49%也是最后的政策底线。“2%的股权可以带来决策权的更迭，即使在美国，也不可能放开。”
原本在具体程序上，我国相关审批部门甚至暂时还没有明确的执行标准，《外商投资电信企业管理规定》的出台曾给外资进入提供了指引，但由于其中的细节不明，相关规定过于模糊，使其看起来仅仅是给外资的进入提供了一个法律框架。
除了电信法规不健全、3G不明朗、电信业重组悬念之外，“三大高层的更换可以比作在两军对垒热战正酣时，两方统帅突然对换，在这种有太多不确定性的情况下，外资于是有了借口冷眼旁观。”一位电信专家认为。
德国电信中国代表处韩京梅坦承：“中方电信业的前途未卜只是原因之一，外资也面临诸多的财务窘境，不得不慎入。”
北京邮电大学信息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阚凯力表示，由于各国电信泡沫导致亏损严重，“外资参股，不是运营商，而是投资者的意志。”北京邮电大学电信研究专家认为。
易观电信分析师张鹰表示：本土运营商的海外扩张是必然的，中国电信运营商很有可能出现大规模海外扩张的情况。“网通收购亚州环球电信就是属于资本层面的战略进入。”
尽管在诸多壁垒面前，外资运营商显得顾虑重重，“但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市场仍是尚未开发的一方沃土。”从事后的调查来看，澳门电讯人士的言论代表了大多数外资的看法。“现在贸然进入只会以身犯险，还要付出很高的边际成本，目前来说，最佳办法就是静观其变。”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