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送GP到6666 随时随地查行情
近日来，随着美元与国际其他货币的大泻，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又再加温，中美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期间的高峰会谈以及柏林的G20财金部长会议上，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是成了世界关注的焦点。据报道，在中美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向布什重申中国最终会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但这必须等候时机成熟才可实行，特别是要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总体稳定。布什则表示明白中国方面的汇率自由化承诺。
近来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此起彼伏的原因就在于，最近国内利率上升和美元持续贬值。然而，尽管人民币的利率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成本，外币的利率是国家外汇储备的收益，但人民币利率与人民币汇率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利率是本币市场的资金价格，而汇率则是本币与外币兑换的价格。利率的变化是国内财富之间的价格调整，不管利率如何变化，财富都是在一国的范围内变动。而人民币汇率则是对外币的价格，这种价格的变动是国内财富与他国财富之间的重新分配。这就是说，不管本币的利率如何不合理，资金配置如何扭曲，这些分配都在国内进行，但汇率变动则完全不同，如果调整不当，国内财富就会流出去。这就是汇率调整要比利率调整慎重的原因。
由于坊间流传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不少国人纷纷把美元等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国内外的媒体更是对此作了连篇累牍的报道。这不仅表明国人对个人金融资产变化的关注，也说明了人民币汇率变化确实对社会经济有较大的影响。
既然人民币汇率变动会对社会经济造成巨大影响，那么目前我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汇率制度、汇率水平？汇率机制应该如何生成？历史与现实中有一种最优的汇率制度吗？如果有，这种汇率制度是什么？如果没有，最优的人民币汇率制度又应如何来选择？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合理吗？如果不合理，人民币汇率又应该确定在哪一个基准上？如果合理，国际上为什么还时不时地有人要求人民币汇率升值？如果近期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水平变动，将对国内外经济造成什么影响？只要对这一系列问题有一个清晰的认识，那么近期内人民币汇率是否要变动就一目了然了。
多年来，国际学界对汇率制度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不过，从最近的研究成果来看，不少经济学人与观察家似乎有了一个共识，就是认为介乎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最易引起金融危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布布拉教授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罗布研究员就对150多个国家在1990年到2001年间所发生的143宗危机事件作了详尽研究，认为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还是非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在中间性汇率制度下产生金融危机的次数以及产生危机的可能性所占的比重都较高，而采取硬挂钩汇率制度的国家所占的比重最小。因此，不少国家为了避免由于汇率制度而引起金融危机，采取了硬挂钩或浮动汇率制，这就是目前国际金融学界所盛行的汇率制度“两极化论”。
但是，香港大学的饶余庆教授对汇率制度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浮动汇率制还是硬挂钩汇率制，都不是最优的汇率制度。1974年至1982年中国香港的浮动汇率制度、1998年马来西亚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2001年阿根廷货币局制度的破产都说明了制度的两极化不足以抵抗金融风暴。正如哈佛大学法朗克尔教授所指出的，没有任何一种汇率制度对所有国家或在任何时间都是适当的，汇率制度仅是增加社会经济福利的一种手段。也就是说，关于汇率制度的理论与模型可以有许多，但要找到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最优的汇率制度是不可能的。既然不存在一种最优的汇率制度，中国采用自由浮动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也就没有了理论上的根据和实践上的证明。
但我国从1994年开始实行的有管理的可浮动汇率制，基本上是一种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这种汇率的弊端我曾撰文作过深入的分析。
在这种汇率制度下，由于种种条规限制，市场交易量小且95%由四大国有银行垄断。政府不仅可以通过大宗买卖操控汇率，也可以通过对各种交易条件的管制直接掌控外汇的供求量。过去一年中，政府对用汇和交易条件作了一系列修改，以防止资金过量流入、方便资金流出、减少人民币升值压力，但成效并不大。2004年，在中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缩小态势的情况下，国内外汇储备仍然持续高速增长。到9月底，中国外汇储备为5145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4%，较2003年底增加近1113亿美元。外汇储备及贸易出口持续增长成了人民币升值预期压力的基础。
国际上为什么要求人民币升值？因为他们认为目前的人民币汇率严重被低估了。而这不仅影响到与中国贸易国的工人就业、产品竞争力及进出口贸易收支状况，也成了大量国际热钱涌入中国的根源。大量热钱涌入中国，增加了中国基础货币的发行量，扩大了国内银行的信贷，从而成了国内经济过热的根源。有人估计，2003年至少有600亿美元热钱流入中国，这相当于5000亿元人民币的基础货币，按照乘数效应(假设乘数为2)，中国的M2(广义货币发行量)就增加了1万亿元。在国内证券市场投资机会不多、风险过高的情况下，这些热钱就会投向房地产。房地产一热，自然就引起钢铁、水泥等原材料产业投资过热。因此，人民币汇率升值不失为一种遏制经济过热的重要手段。
上面两种主张有一定道理，但却不是决定人民币汇率水平的根本因素。首先，尽管人民币汇率水平对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一定的影响，但它不是决定性因素。中国产品的竞争力在于其具有无限供给、素质逐渐提高、低成本的劳动力，目前美国劳动力成本是中国的十倍以上，如果人民币升值10%，这种差距只能缩小一倍左右，要想拉近这种差距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因此，近期内即使人民币汇率提高，对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影响也不会太大。
其次，尽管外汇储备持续迅速增加，国外热钱不断涌入，但这并不是国内经济过热的主要原因。因为，国内房地产过热是地方政府追求GDP业绩、房地产开发商争夺暴利、银行用消费信贷鼓动民众购房的结果，国外热钱流入国内房地产市场后所占的比重不会太高。从已有信息来看，房地产投资者多是从银行获得资金的。
从以上两个方面看，经济过热并不构成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因此，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在哪一点，要根据国内实体经济的情况来确定。正如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告所指出的，完善汇率机制是中国自主的选择，必然会充分考虑中国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以避免汇率大幅度波动。
尽管目前进出口贸易顺差及外汇储备迅速增加对人民币升值构成了一定压力，但仍有不少化解的工具与方式。国内的经济形势，如今年GDP增长速度、宏观调控的效果、通货膨胀因素将持续多久、国内经济未来形势等问题，仍然相当不确定；加上国际油价迅速上涨对国内经济的影响与冲击，以及国内的货币供应量连续四个月出现增幅下降，我认为，在诸多市场因素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从稳健的角度考虑，目前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应该是以不变应万变，不宜再给市场增加新的不稳定因素。
但从长期来看，应该为提高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创造条件，而不是把人民币汇率永远固定在一个水平上。尽管在实行可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之初，人民币汇率浮动有一定的灵活性，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后，这种制度早已名存实亡，人民币汇率制完全成了一种严格钉着美元的汇率制度。十多年来，国内外的经济形势、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币汇率制度仍然僵固，国际上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质疑在所难免。因此，目前应该为人民币汇率制度的进一步改革提供较宽松的环境，使政府能逐步扩大汇率灵活性，增大外汇市场的容量和参与层面。
总之，对于人民币汇率制度与汇率水平，从短期来看应该以不变应万变；从长期来看，应该创造条件逐渐放开对人民币汇率与资本项目的双重管制，并将这两种管制转化为市场化的汇率机制，从市场的供求关系中寻找最优的人民币汇率水平。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