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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协是庄家和老板，俱乐部则是赌徒；足协坐地分钱，俱乐部输赢自担；足协定规则，俱乐部除了用脚投票别无选择”。
在一面命名为“足球俱乐部”的湖旁矗立着一块牌子，上面醒目地写着“湖水至今不知深浅，游泳者请三思而后行！”
湖的旁边有一片墓地，墓碑上清晰地记录着很多“过来人”所留下的只言片语：
“我只是想澄清吉利集团的冤屈，只要能还中国足球纯净的环境，把我李书福拖出去枪毙了也不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当年吉利集团董事长李书福以一张状告足协的诉状宣布退出“足坛”，并留下了这句铮铮话语。
“基于目前情况，搞足球还不行，因此我正式宣布，今年联赛后万达将永远退出中国足坛，以示抗议。”这是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8年前放弃投资足球时的慷慨陈词。
“全兴俱乐部从开始运作到现在，至少有2个亿的实际资金支出，从企业经济效应的角度来说，全兴是一个失败者！”在足球投资上苦撑了8年的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在低价转让俱乐部时伤感地说。
遗憾的是，刺目的广告牌与惨痛的前车之鉴并没有震慑住财大气粗的企业家，一捆捆的钞票十年来不断地抛进这危机重重的湖面。资本失去了理智，而企业家则疯狂地看着湖面上漂浮的泡沫，痛并快乐着！
奇怪的是，岸上的人们并没有听见有人喊“救命”，相反，在湖中挣扎的资本用它那并不嘹亮地声音在喊着“革命”。
2004年10月，一场发生在足球资本领域的“革命”行动在一阵吵闹声中爆发了。
10月2日，由于北京国安队在比赛当中不满裁判判罚，一怒之下引发罢赛风波。半个月之后，大连实德的徐明在北方揭竿而起，响应国安罢赛一举，并提出改革方案，中国足球资本为此面临着新一轮的洗牌运动。
躺在血泊中的资本
措辞严厉的战斗檄文，隔三差五的投资人会议，这一切都足以使人相信，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改良运动”。而四周弥漫着的硝烟味也使得早有预谋的足球投资人感到亢奋，认为至少可以把“足协”逼平，打一个0﹕0。
近十年来，各个足球俱乐部的资本投入已经超过了100个亿，但这些巨额的资本投入却大多倒在血泊中死掉了。
仔细分析每一宗足球资本的死亡案例，都会有大量的证据证明，足球资本的死因绝不是自杀，而是他杀！
挣扎着的足球资本投资人认定“凶手”就是非市场化的机制。
在以徐明为首的革命派所抛出的一系列革命方略，我们不难看到，足球投资人向足协提出了回归资本“四权”的要求，即产权、经营权、管理权和监督权。
按理，足球与资本的邂逅本是一件好事，因为这足以让人们看到一个依稀可见的产业雏形，但这件好事却并没有按照市场预定的轨道进行下去，而是被非市场化的运作体制调戏了。
就在革命派的足球投资人最忙碌的那几天，记者前后两次拨通了国安足球俱乐部总经理李健一的电话，但都被告知“正在开会”。
由于国安俱乐部作为此次事件的导火索，我们实在不愿错过李健一对于投资足球产业的看法，而李健一的答复则是简洁而略带绝望的，“我们现在跟足协的交涉还没有一个结果，我们不方便出来说什么，如果足协的态度是不支持我们，根本谈不上什么足球产业的问题。”
资本的介入为什么不但没有给产业的形成带来有利的契机，相反还会成为所有问题的源头，难道套在足球资本上的体制枷锁已经严重到了让资本窒息的境地，由此会引发一场足球与资本的遭遇战？
早在风云变幻的“甲A时代”，各大足球俱乐部东家几乎是清一色的大型国有企业，而由于国有企业出资人缺位的制度问题，使得资本与非市场化的足球投资体制并没有太多的摩擦，更谈不上短兵相接。
对此，湘军足球俱乐部董事长宁建农把“足球不赚钱”的罪责归结于“被国有企业搞成这个形象”，“像云南红塔，据说为了足球投入了五六个亿，那是因为钱不是自己的，可以随便花”。
而一条“国资委已将国有企业的足球产业列为不良资产欲进行剥离”的假新闻无意中给国有企业提了个醒，那些不计产出，只盲目投入的国有资本在投资俱乐部中亏了近十年的企业立刻顿悟，纷纷撤出了绿茵场。
接踵而来的“中超时代”，民营资本取代了大部分的足球俱乐部投资，原先的游戏规则开始广遭质疑。
资本天生就具有逐利性，当纯私人的资本投资足球之后，资本便开始对原先那种“赔本赚吆喝”的买卖感到厌倦，而足球俱乐部的高投入、高风险、低收益，与足协的低投入、低风险、高收益就像是一对天敌，畸形的投资回报对比让资本伤透了心。
根据目前的足球俱乐部盈利模式来看，无非就是卖一个冠名权，广告招商及票房收入，有时虽然可以倒卖几个球员获利，但这对于今后的比赛来说却无异于自断一胳膊，而门票收入一般难以平衡比赛开支，最大的一块肥肉电视转播权却被足协把持。在中国足球俱乐部中，电视转播所带来的收入仅仅只占俱乐部总收入的1%。而国外的足球联赛转播却能够为俱乐部提供30%甚至40%以上的收入。
对于足球俱乐部与足协之间的这种利益分配方式，有专家称之为“赌场模式”，“足协是庄家和老板，俱乐部则是赌徒；足协坐地分钱，俱乐部输赢自担；足协定规则，俱乐部除了用脚投票别无选择”。
这样的环境显然不利于资本的生存，而要打破这样的宿命，市场代替行政也许才是惟一的救世主。
千万别低估资本的智商
足球产业就像是一座“资本围城”，十年来，有无数的投资者疲惫地退出，也有很多新的资本雄心勃勃地进来。资本的故事围绕着一个足球不断地演绎。
此起彼伏的资本轨迹用事实证明，资本从来就没有对足球灰心过，即使有时候看来，资本显得有些一相情愿。
11月11日，一份由官方所制定的“改革小组名单”，使“中超革命”一下子进入了低潮，因为在这份只有32个席位的名单里，革命派所占据的席位少得可怜。
尽管投资人此时仍抱有“不行告到中南海”的决心，但这份“别有用心”的名单让投资人感到从未有过的失望，资本用热脸贴冷屁股的那份谄媚终于失去的耐心。
“不行就只有不玩了，我们只有这么一条路了。”在中国足球坛坚持了10多年的国安俱乐部发出了这样的声音。
而在这样的革命低潮中，各足球俱乐部的转手游戏也随之开始了。当中动静最大的新闻跟上海的九城置业集团有关。
因为九城置业所要接手的正是名声显赫的深圳健力宝，一切已经进入了谈判阶段。而辽足俱乐部的总经理张曙光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直言“从来没中断过与买家的联系”，与之相对应的传言则是沈阳华晨宝马欲接盘辽足俱乐部。
除此之外，中石油与中石化争夺国安的消息也不胫而走，而李宁有意接手健力宝的消息更暗示着一场与上海九城置业的争夺。
所有这些消息不知是预示着一场足球资本的大逃亡，还是意味着一场新资本对足球产业的悄然包抄？也许这只不过是一种趋势的两个方面而已。
事实上，心灰意冷的资本过去几年频繁地与足球举行过一场场的诀别仪式。
1998年，大连万达不满裁判毅然退出；2年后，寰岛对足球失去兴趣黯然退场；2001年，海狮作出了战略性撤退，同年，吉利集团在一场反对“黑哨”的风波中伤心地离去；2002年，四川全兴不堪重负撇下花了8年心血的足球，同年，深圳平安也随后隐退；2004年初，红塔集团把俱乐部卖给了重庆力帆，而力帆在接手红塔之后把“老力帆”远嫁到了湖南。
但不管怎样，各俱乐部依然活着，俱乐部只是在资本“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循环中变换着不同的名字，更替着新的主人。
千万不要低估了资本的智商，只是同样是面对足球，英雄所见不同而已。正在洽购健力宝俱乐部的上海九城置业集团董事长李壅就表示目前“熊市进入可以让我们节省大量成本”，认为“这是一笔很划算的买卖。”
科嘉艺集团总裁、董事长加宁似乎缺乏这样的热情，今年初，在足球俱乐部的转让风中，他旗下的营销广告公司就成功地打消了一家重工集团投资足球俱乐部的念头。
加宁认为“该企业一旦涉入，不但挣不到钱、还不了本，还会带来负面的品牌影响，会造成民营企业家精力和无形资产的浪费，导致机会成本的失去”。
听起来有些危言耸听，但加宁有自己的理由。“做事情不能仅凭一种热情，还需要理性的思考。一项投资要涉及到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经济利益，二是知名度与美誉度，三是政府政策的倾斜，如果这三个方面都不能找到切合点，这个项目的投资就是失败的。”
加宁的观点也许只是“见仁见智”，但他的客户却相信了他的理由。
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
“据我估算，大连实德在全国报纸、网站、电视上的曝光率，一年下来，如果换成广告投放，大概价值超过50亿。”
这是大连实德俱乐部老板徐明在“第三封公开信”中的表述。如果徐明的计算器没有出错，这样的数字我想足以让足球投资人感到无比的兴奋。
但马上就有人跳出来对徐明的“数学”提出看法，今年初接手四川力帆，杀气腾腾地进入足坛的湖南湘军足球俱乐部，其董事长宁建农就认为投资足球一味追求广告效应不利于足球的产业化。
“现在很多企业做足球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投资足球只是为了使企业获得广告效应，其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足球而做足球，而是当作企业发展的手段，等有一天企业不需要这种广告效应了，就不做足球了”。
而对投资足球有研究的加宁对此也颇有微词，“投资足球仅仅看广告回报是很单纯的，广告回报可能为正也可能为负，关键是看投资所带来的附加价值和机遇……实德获利的关键也许是通过足球营造的关系网和渠道所带来的契机和价值，直接从足球获利，可能较难。”
徐明没有对以上两位的质疑提出反驳，原因是他正坐在革命派的领导位置上成天忙着开会，而我们展转得来的徐明的电话也从来没有打通过。
事实上，在采访中我们也不理解宁建农的理想主义情结，甚至我们觉得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有点“乌托邦”。
其一，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为湖南的足球做了好事，至今一直是隐姓埋名；其二，湘军足球俱乐部采用中性命名，并没有突出投资方的企业名称；其三，在采访中，宁建农说的更多的是“湖南人精神”，对于俱乐部如何盈利的事说得很少，而事实上，湘军俱乐部的资金已经严重出现问题，一些球员的工资问题和场地费问题都悬而未决。
不难看出，湘军足球俱乐部的投资人，在财务吃紧的情况下却放弃了徐明或其他足球投资者为之得意的广告效应，用宁建农的话说，“他不要名，也没有利”，是“为足球而做足球”。
那么究竟是谁更能代表足球产业的发展方向，谁的想法揭示了投资者心底的图谋？
四川全兴集团董事长杨肇基在退出足球投资时曾指出，“从全兴的品牌效应来讲，给我们销售数量、品牌效应带来益处的是前4年，从第5年起，这种效应越来越弱。而且俱乐部自身造血功能也不是在逐年增强，而是在减少，这使得投入逐年上升”。
也就是说，企业投资足球所带来的广告效应，或者说品牌效应并不会持续很长的时间，追求广告效应只不过是足球产业发展初期的不成熟表现而已。
既然投资足球所追求的广告效应并不是长久之计，那投资者的图谋又是什么呢？
力帆足球当家人尹明善的答案是“销量”。从宁建农那里了解到，“力帆做足球前的摩托车年销售量是20万辆，做了足球之后的两年时间里，其年销售量是40万辆。”
而从其他媒体报道中也得知，力帆因为涉足足球曾被华侨认为是大企业，以及力帆通过引进越南球员而使力帆摩托车在越南名声大噪。对此，加宁认为，“如果仅仅有知名度，企业是不能赚钱的，如何把知名度转换为销量，才是最关键的”。
但无论是企业广告效应提升，还是企业产品销量攀高，这些在宁建农看来也仅仅是把足球当作企业的发展手段，“其终极目标不是为了足球而做足球”。
宁建农并不否认投资足球是为了赚钱，而且认为做足球能赚到钱，“民营企业如果不赚钱是不会去做的”。但宁建农同时也看到，足球俱乐部不赚钱的原因是所有这些收益并不归俱乐部本身，“并没有把这些钱划进俱乐部，而是进了企业的账，所以俱乐部不赚钱。”
说了老半天，其实道理很简单，足球资本的图谋无非就是赚钱，资本也从来没有矜持到对于盈利难以启齿的地步。
这又如何说明，为什么如今的足球赚不到钱，而且是非繁多，而众多资本又趋之若鹜呢。对此，估计又得回归到中国足球的“赌场模式”话题。企业家如果不具备一点“赌性”，他是成不了大企业家的。
这也就难怪企业家即便知道足协是庄家和老板，而投资的俱乐部只是一个赌徒，他依然会挟资本进入，他们所赌的就是一个明天，等待一个公正、透明的市场化运作环境。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