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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在发达国家，并购已成为 最频繁发生的商业行为。“强 强联手”，“大鱼吃小鱼”的故 事似乎每天都在上演，成了 多变的商业社会里不变的游戏规则。
在中国，并购重组也日渐在企业资本扩张的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果从1984年河北保定纺织机械厂和保定市锅炉厂以承担全部债权债务的形式分别兼并了保定市针织器材厂和保定市鼓风机厂时算起，兼并重组在我国商业实践中也已有20年的历史了。真正以市场化为标志的中国企业并购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证券市场的建立、市场法制环境的逐步完善而渐渐开展起来的，也就是开始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上市公司间的并购重组。下面就让我们以证券市场中的上市公司并购案例为时间线索，来回顾一下企业间并购活动所经历的三次并购浪潮。
第一次浪潮：并购市场方兴未艾
1993年9月30日，深宝安（000009）收购延中实业 (600601，现为“方正科技”)，拉开了中国上市公司间并购的序幕。
延中实业本是 “三无概念股” 的领头羊，股份极为分散，深宝安联合两家关联公司通过二级市场大量收购持有延中实业的19.74%的股权，从而成为了延中实业的第一大股东。此次购并开创了中国证券市场二级市场并购的先河，深宝安和延中实业也因此扬名于整个中国证券市场。
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深宝安曾是中国资本市场内最为风光的企业之一，深宝安创下了中国企业发展中的若干个里程碑式“第一”： 组建了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发行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发行新中国第一张可转换债券，发行新中国第一张中长期认股权证，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财务顾问公司——安信财务。
在那个年代，浸染在国内经济开放程度最高的深圳大环境里，加上在资本市场里资深的造诣，深宝安能够迈出中国企业通过证券市场收购上市公司的第一步，也算是一种偶然中的必然了。
这一时期整个证券市场的企业并购实例数量是很少的，4年总共只发生了14起上市公司并购重组。
当时市场经济体制还尚未完全确立，企业间的行为还处于一种计划统筹管理的阶段，多数人不知并购为何物，参与人很少，市场常常对并购感到诧异。并购往往是针对主要股本是流通股的少数几家公司，并购交易中支付全部是现金，多数没有公布股权收购的价格，而且很少公布有关的细节。由于缺乏政府的支持，资本市场上的企业间并购活动也处于萌芽状态。
初期的并购活动是在资本市场建立、企业股权交换平台建立之后出现的一个资本运作尝试，是中国金融制度改革的一个前奏。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当时先行者的大胆尝试，无疑为后来企业间市场化并购的繁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第二次浪潮：快速发展与“暗潮涌动”
上市公司间的并购业务活跃始于1997年，是中国社会经济体制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确立、资本市场快速发展的阶段，新的并购手段也不断涌现。当然繁华背后也不乏落寞，这一阶段企业并购中不规范的情况也十分严重。
至2002年，中国市场发生的上市公司并购数达到了577起。在这些并购中，并购发生的动机主要分为四个方面：其一，争夺上市资源、企业买壳上市；其二，实现“保壳”和“保配”的目的；其三，配合政府的国企改革任务和国企扭亏的要求；其四，二级市场炒作与非良性的盈利。此外，这一阶段还出现了以战略性的重组、地方经济结构调整等为目的的并购活动。
在实践中，企业间并购的方式、支付的方式、并购的目的等都有了全面的发展和变化。从并购方式与支付方式看，有了无偿划拨、资产置换、协议转让、吸收合并、收购母公司、司法拍卖、MBO等；从并购的目的看，除了以上提及的保壳、保配等原因外，还有外资并购、敌意收购、竞争收购等新情况的出现。
华润啤酒（中国）有限公司的发展历程可以被看作是第二次并购浪潮中的一个典型代表。自1994年华润集团以一个“外行”的身份进入中国啤酒行业，并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地并购同行企业以来，中国啤酒市场竞争的格局与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通过并购，从无到有，华润啤酒一跃成为国内啤酒行业龙头企业。
透过“华润啤酒”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当一个行业步入整合的阶段时，有所作为的企业需要大量资本，资本密集型的企业只有依赖规模经济才可能存活下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没有达到规模经济或只通过内部优化运作的公司将无法生存。这已经是许多啤酒公司的命运：由于低效率的生产、经营不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它们已从这个行业中退出。
不过，众多股市“庄家”打着并购的旗号暗中操控上市公司二级市场股票却也成为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并购的“暗流涌动”的风景。在法制法规不建全、市场经济体制软性约束无效、监管不力、部分专业从业人士素质不高、企业急欲摆脱困境等现实情况下，并购市场中不规范的行为不免会产生。
最为典型的是吕梁所导演的中国股市第一起股票操纵案。康达尔（000048，现“中科创业”）在吕梁7亿元的改造下，从一家主营饲料生产和养鸡的企业变成为“高科技＋金融”的新型企业。吕梁运用资产重组、资产置换和资本运营的手法，进行庄家运作，在其“K工作室”的组织下，将岁宝热电、莱钢股份、中西药业、鲁银投资和胜利股份等上市公司打造成吕梁“中科系”，转事股票操控。“中科创业案”牵涉120多家证券营业部，1500多个个人账户，期间最高持有中科创业股票5600余万股，占其流通盘的55.16%。通过上市公司互保、银行质押贷款、券商融资和个人锁仓等复杂资金关系，编制成一条巨大的资金链条，耗尽54亿元真金。“中科创业案”严重地影响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稳定和正常经营秩序。
第三次浪潮：金融创新与战略重组
自2002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步入低潮发展阶段，同时证券市场的运作也进入了强调规范运作和有序发展的调整期。大量针对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法律法规接连出台，特别是2002年12月1日起施行的《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企业并购的重要里程性指导方案。
市场日渐理性，由此带来的变化是上市公司战略性并购与实质性重组增多。
有别于传统交易方式，金融创新成为第三次并购浪潮的一个亮点。金融创新带来的复杂交易也“掩盖”了并购的真实目的。一批民营企业成为资本市场带动风起云涌的明星，然而功过成败尚难定夺。
2004年初，香港上市公司四通电子（0409.HK）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史玉柱二次成功复出的关键产品“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非生产性资产（主要是销售网络）。整个收购是通过转让、授予、接管、股权质押等方式完成的。交易方案一推出，外界有关段永基与史玉柱交易目的与可能结果的种种猜测至今仍没有得出一个结论：是史玉柱借壳上市？是史玉柱套现推出保健品行业？还是段永基的四通电子转型保健品行业？……
事实上，段与史的交易并不复杂，无非是四通电子成立了一个离岸子公司四通巨人，然后以12亿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史的“脑白金”和“黄金搭档”非生产性资产。交易之所以令外界一头雾水，问题在于交易过程中使用的5.72亿港元可转换债券上。通过巧妙设计可转债转股时间与方式，史玉柱不仅很好地保全了自身利益，还有效促成段永基控制四通电子、实现段四通产权改革的梦想。金融创新与金融工具在上市公司并购中的作用被史玉柱运用得淋漓尽致。
此外，这一阶段中国企业海外并购迈出了坚实的一步。TCL并购德国百年老店施奈德电气，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以5.91亿美元成功收购西班牙REPSOL－YPF公司在印度尼西亚5个区块的资产后成为印度尼西亚海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商，上汽集团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在经营与竞争的压力面前，一些优秀的中国企业通过良好的商业运作，把握了海外并购的最佳时机，并辅以合理的财务安排，因此成就了中国企业得以跨出国门并购。
在新的全球化竞争形式下，中国企业如何面对国际竞争？跨国公司受惠于WTO开放政策，将如何全面驰骋中国市场？随着政策的逐渐放开，外资并购浪潮将以跨国公司在华战略的转移与方式的转变而成为一种趋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外资“狼”的出现将大大提高资本市场内企业并购的竞争度。
基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并购新一轮浪潮必将被推上历史的舞台，企业间的并购思路、并购手段、并购结果必须能够有所突破，从而赢得时间参与全球竞争。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