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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愿谈我的家庭，那是最平凡的一面，谈不出闪光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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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只是在一个适当的时机，一个正确的时候，说了一些让人触动的话 |
不能主导思想，是件很悲哀的事情
时隔三月，本刊再度专访郎咸平。
郎顾公案热浪已过，但有关国资改革的争论却方兴未艾。12月4日下午5时，郎咸平匆匆走出广州白云机场，只身一人，随身连手提包都没有。有约在先，他爽快地上了我们的车，对前来接待的会务人员笑称“被劫持了”。采访遵从郎教授的时间安排，就在车上开始。“这段时间忙着演讲，混口饭吃”，俗世的坦诚引来一阵笑声。轻松的开场白。
郎咸平总是出奇不意，原来并不怀抱太多期望的谈话却又有些惊世骇俗，好似波涛一浪接着一浪袭来。他多次提到这是一次具有时代意义的宣言，第一次在产权改革争论后正式提出。三个月前他最后一次面对的媒体是本刊，三个月后，第一次开口发言，也是面对本刊。巧合中也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三个小时的访问，从狭窄的车厢转移到花园酒店宽敞的套房，郎谈兴不减。他不停摆弄着手中两只完全相同的三星手机，一个是香港号，一个是上海号。期间多次询问“录下来了吗”，关心谈话内容是否被完整地记录。他很认真听着每一个提问，偶尔，反问，“你认为呢”，眼神从镜片后直直透过，迎上你的视线。
第二天郎有一个演讲，他没带电脑，也没有任何资料，身无一物。“这个小场面，也需要准备吗？”说完，在持续的笑声中转身走进电梯。
这场争论后我心态很平静。没感到什么太大压力，讨论挺好的，我还挺开放地来看这个事。
因为我体会到了一个国家的危机。我不是一个国家领导人，我不可能改变什么，我只是一个学者。谈论产权改革引发这一连串的问题，你会发现我们整个的治国理念有问题。产权改革只是治国理念波及的一个表面现象，如果主轴没有涉及的话，类似产权改革这种不公现象会在其他领域接二连三地出现。现在我认为最大的危机是新自由主义教条化的问题，我举个例子，碰到任何问题就上市，比如银行，经营银行是一个多么复杂的问题，上市就能解决问题吗？如果上市能解决的话，美国的银行就不会倒了2000多家了。我发现整个中国经济学界思想有问题，把国外肤浅的东西学进来，这就是大危机啊。
整个社会西化的现象，太危险了。学得都不像，别人的东西都没搞透，根据表面现象自己构思出一套制度来是非常危险的。所以现在我一点都没有成就感，发现我们国家问题太多了。必须正本清源，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新自由主义的这种教条化是最可怕的，要把这个首先打破。
很多朋友对我说，看你心态还是满好的，从来没有暴跳如雷。我好像在不断地看大家演戏，走过来这一趟。这个事件对我带来的最大影响是，我从一个不太有话语权的人变成一个有话语权的人。我今天的话语权已经不单单是经济学界的话语权，而是我讲的话会比较受到社会大众的重视，不再像以前。但是这个话语权是我苦心积累了几十年的学术修为。
林觉民在他死的一刹那，我相信他知道他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还需要后面的人前赴后继地牺牲，才能创造一个真正的中国。他只是第一个而已。我也是想在中国大陆找到第二春，因为这么多年的积累，在美国用不上了，发展得太完善了。我对美国了解这么透彻，对世界局势了解这么精辟，我认为我会在中国有一片天地。我自1994年从美国到香港以来，确实放弃了很多，但是在国内一直没有成就感，一直没有人在意我，我过了很多年孤独日子啊。没有人需要你，你连一个棋子都不是。2001年以后，慢慢有机会在大陆受到重视。从1994年到2001年，我等了7年时间，不断地积累，不断地做案例。
我希望等到自己的历史舞台出现。等到2004年下半年，等到今天等了10年了。这就是强势的话语权，任何人都有这种冲动，只要是人，有理念的人，都会有，你不想把这个国家带向富强吗？我是个普通人，但我也要做一番事业！
我平常总在思考人生的意义。我现在甚至不愿意出国去玩，也不愿意到伦敦、巴黎去shopping，我情愿呆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发现时不我待，我已经48岁了，已经没有多少年可以消耗了，我要珍惜自己一分一秒的时间，这也是这么多年的无奈。学术界，我是在国际上非常知名的学者，我能够为了自己的一个小梦想，跑到亚洲来。不喜欢美国的环境，没有发挥的余地。在美国的今天就能看到退休时的生活，我受不了这种没期望的日子。30多岁我已经是在金融学界世界知名了，怎么到60多岁和当时是一样的？我受不了的。
我转换是非常快的，当时到香港，到中国大陆，没有优柔寡断，非常快。1994年到2004年，这十年，我真的后悔过很多次，不知道对不对，还有一种孤独。1998年回去呆了一年，还是不愉快，又回到那样没有期望的环境里。在中国虽然没有成就，但起码有一个期望在，到了美国，连期望都没有。甚至感到种族歧视，在教书，一走进教室，学生看到亚洲人，说，哦，shit！你心里会平衡吗？我又不是受气的男人，不想呆在那个国家。
你们所谓惊天动地不敢当，不敢梦想。你要知道，惊天动地，要多好的命才能做到这一步啊。一个男人要能做到惊天动地，那真是几辈子修来的福啊，我想都不敢想，期望都不敢期望。我只是希望做点小事，而已。1994年来，这么多年，没有什么发展，2001年，已经走到绝望的谷底，说不定你这一生就这么结束了。
当时在想，说不定我应该甘于平淡，在美国去做一个程序者就算了，不要有什么像理想啊。留在美国，至少有一个学术地位，香港中文大学跟美国比，学术地位肯定逊色。
我一直在做纯学术研究，一直到2001年。2001年以后，跟国内有接触机会，我才迅速地做了很多国内案例。我是中国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里发论文最多的学者。不是一般期刊，是世界顶级学术期刊。
但我没有幸福的感觉。我过得挺苦的，是一个苦行僧，为了维持学术地位于不坠，花大量的时间去念书做研究。我的学生说最佩服我的是，礼拜天打电话给我，我还在研究室里做研究。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我到现在还在做研究，你知道吗？一个星期要花四天时间写案例，做研究，在读书，在思考，因为我根本不敢止步，一停下的话，就会被淘汰，到时候成为人云亦云的学者，不能主导思想，是件很悲哀的事情。我在演讲和上课时受到听众和学生如此爱戴，让我极为感动。最近在中央财大、人民大学对学生演讲后，必须由十几位保安护送上车的景象历历在目。在长江商学院，教完课以后，很多学生都上来拥抱我，和我合影，这种感觉是激动的。我相信这一切是对一个忧国忧民学者打从内心里面的尊敬。为什么我能做到这一步呢？是我这么多年学术积累的一种爆发。
生活中还是有感到幸福的时刻，就是在谈话中你能受到别人的重视，这是对你惟一的回报，辛苦没有白费。学术观点受人注意是一种幸福。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