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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底层的不公感和失落感最为强烈的时候提出了最容易引发人们感情的问题，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却一直模糊不清
■秋风
2004年的中国经济学论坛属于郎咸平。不是因为他是华人经济学家中惟一专攻公司治理的，也不是因为他在国际“核心期刊”上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是因为，他碰巧在恰当的时间以恰当的方式发言，引发了一场令主流经济学几乎完全丧失其公信力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政策辩论风暴。
郎咸平的命题很简单：“国退民进”的过程，就是官员与民营企业家合谋瓜分国有资产的过程。而简单的命题往往是片面的，提出简单命题的人往往过于自信，但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此类命题具有穿透力，任何一个普通老百姓都能够理解。而且，正好就戳在老百姓的敏感神经上。
于是，几乎所有民众——网民可以作为他们的代表，都起而声援郎咸平。一群向来憎恶自由市场的学者，也纷纷走上前来，亲切地拉住郎咸平的手，跟他一起奋勇阻止那些在“国退民进”盛宴上狂欢的资本家们——尽管他们似乎并未同行多久。
支持国退民进、支持民营化、支持企业家剩余索取权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自己的学术观点和自己所支持的政策有被颠覆的危险，立刻发起了猛烈的反击。有的人士甚至口不择言：国退民进已经是既定的国家政策方针云云。
即使从理论上看，他们的反击也是貌似有力，实则不着边际。即使国有资产确实跟冰棍一样在融化，但因此就可以不惜采用手段使国有企业为自然人所有，甚至赋予瓜分国有资产的行径以正当性？国有企业经理人确实需要激励机制，但是不是因此就应当赋予其剩余索取权？
这些经济学家之所以会犯一些判断上的错误，乃是因为，他们误用了科斯定理和企业家理论。科斯是在英美普通法背景下讨论产权配置与效率问题的。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法律——或者说是没有法律——背景下谈论什么交易先于产权，完全是属于“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中国经济学家也普遍重视企业家精神，并认为，企业家有权利得到回报。但他们忽略了，在谈论企业家理论之前，应当先确定：产权规则是正义的。
那些与郎咸平辩论的经济学家只注意到了效率的一维，而忽视了正义的一维；只注意到了经济学的逻辑，而没有注意到政治学的逻辑。
知识上的天真也使他们无法同情地理解底层的民情。经济改革使众多民众的预期收入被剥夺，经济繁荣伴随着大量人口失去土地和房屋，又眼看着大量财富聚集于少数有权的人手中，人们产生了强烈的不公平感，也感觉到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在扩大。此刻，经济学家却试图仔细计算，究竟基尼系数这些年来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不知道，真正决定舆论和政治风向的，不是客观的事实本身，而是民众的感觉。
郎咸平并非内地人氏，却奇迹般地意识到了这一民情。仅就这一点而言，他是敏感的、聪明的，而且，他竟然自觉地承担起了阻止“危险的社会分化”的责任。
不过，他以一个漂亮的亮相登场之后，表演却有点虎头蛇尾。他在底层的不公感和失落感最为强烈的时候提出了最容易引发人们感情的问题，但他给出的解决方案，却一直模糊不清。他似乎主张，仍然应当保留国有企业，但可以实行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样的方案，似乎仍然难逃“错置具体性的谬误”：他所研究的公司治理制度是在英美普通法的法治框架下发育起来的，没有这套法治框架，如何约束经理人？
在这整场争论中，角色最为有趣的是秦晖和吴敬琏先生。郎咸平其实应当向这两位表示敬意的，尽管他们不是公司治理专家。吴先生早就提出坏资本主义之说，秦晖早在若干年前就提出了“掌勺者私占大饭锅”问题，但他们的论点从来没有激起过今年这样强烈的反应，正所谓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秦先生提出的解决方案的方向也是正确的，但似乎过于苛刻。其实，在现有的体制下，未始不能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加以较为严厉的程序约束，从而使其过程更为透明，使其结果更为公正。
遗憾的是，郎氏风暴似乎已经平息，人们迄今未看到使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合乎程序正义的改革迹象。郎咸平会对这样的结果失望吗？他一直希望自己挑起的政策辩论风暴能够推动政策转变，以此来弥合社会的利益和情感分化。但现在看来，这场大辩论惟一的效果，是让已经存在的利益和情感分化以极端暴力的语言暴露出来而已，身后留下的只是一地鸡毛。这是谁的悲哀？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