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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对中国民营企业来说是不平凡的一年。从年初开始，关于民企原罪的炒作、新疆德隆的崩盘、江苏铁本事件的曝光、陕西达尔曼的教训以及宏观调控是不是针对民企而来的各种猜测等等，都给民营企业带来了一些影响。
民营企业的一举一动都吸引着社会各界的目光。虽然现在给予了民营经济很多宽松的政策和环境，但是在市场经济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民营企业的生存发展仍然面临很多问题，尤其是民营企业家，都感觉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企业自身无法解决的问题，为此，在2004年即将结束之际，本报记者采访了十位民营企业家，讲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
姜伟：
被心病折磨着
过去一提起姜伟，人们就会想到沈阳飞龙和延生护宝液，而今，人们在过去有关姜伟的名字上，还要加上“伟哥。
5年前，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伟哥在今天显得“一文不值，而所有对“伟哥寄予厚望的看客得到的回报，都与“厚望相去甚远。而沈阳飞龙，在遭遇“伟哥事件之后，竟“一筹莫展。
今天的姜伟，至今还很难摆脱“伟哥事件给他和他的企业所带来的阴影。“伟哥事件几乎成了姜伟的一个“心病。虽然“伟哥事件最终是以姜伟告国家药监局而赢了官司了结，但沈阳飞龙和姜伟本人都遭到了最严重的“重创。面对记者的采访，他显得很无奈，他说：“5年过去了，一切都时过境迁，姜伟和飞龙应该消失了。我曾经下决心，从此低调做事、踏实做人，然而残酷的现实，使我步履维艰。
关心飞龙的人都希望姜伟能快些从“4·14的阴影中走出来，再造一个商业奇迹，给飞龙一个全新的未来。其实，姜伟本人何尝不想。然而5年来，在现实中，姜伟感觉自己被不好的舆论淹没得都快窒息了，在他看来，“伟哥事件违背了商业道德，而飞龙遭受的竟是“商业法律的处罚。
忍辱负重的姜伟对记者说：“今天我才认识到违背商业道德的严重性，5年了，我付出的代价是任何企业都不可想像的。
其实，在这5年中，姜伟卧薪尝胆发明了3个专利项目，等待项目的实施。然而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姜伟陷入了一个怪圈：有项目，没有资金。而有资金，又苦于找不到好项目。
姜伟对记者说：“一年多来，我始终处于飞龙的项目谈判中，而最后得到一个共同的结论：飞龙的项目好、产业好、资产状况好、项目的市场赢利前景好。但一提到姜伟和飞龙就不好了，这个结论是残酷的，也是痛苦的。
沈阳飞龙目前拥有16个中医药产品品种，14个具有自我知识产权的专利，而且这些都是飞龙的独家产品。3家制药厂，企业资产状况良好，用姜伟自己的话说：“飞龙还有价值亿万的资产，但同时又是一无所有。
就飞龙的资产状况，姜伟说，工业资产想盘活是很难的。而飞龙5年来最大的困扰就是资金流的断链，不去还债，飞龙就无法存在，要去实施对未来的设计，就得有资金链的支撑，所以飞龙虽然有亿万资产，但面对欲重出江湖的姜伟，他又感叹自己一无所有。
许晓舟：
民企贷款门槛太高
从1988年在共青团成都市委办公室主任任上被单位“赶下海”、创办“青年房产”到现在，许晓舟已经在商海里打拼了16年。在成功开发出多个房地产项目的同时，“青年房产”不断壮大，并于1996年改制变成了股份制企业。如今，身为成都丰德企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许晓舟是成都市房地产业界的知名人物，还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委员、成都市工商联副会长等社会职务。
许晓舟认为，所有的企业家，无论姓“国”还是姓“民”，只要他特别想把企业办好，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这些压力有很多是共性的，比如怎样适应竞争日益激烈的市场、怎样搞好企业内部管理等等。
当然，民营企业家所承受的压力有自己的特殊性。最显而易见的是，国企老总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可以请出“婆婆”来为自己“做主”，来帮助协调各种关系，而民企老总则不能，一切都只能自己解决。另外，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对民企的歧视很难消除，到政府部门去办事，到银行去贷款，甚至招聘大学生，都能明显感觉到。
许晓舟说，政策环境不够好，确实给民企带来了很大压力。他以自己为例：一年多以前，他在某县买下一块地，与政府签了协议，明确该地块范围内的拆迁费用由公司承担。不久，该县出台一个政策，规定征地拆迁费按每亩3万元收取。接着又出台一个补充文件，说每亩拆迁费增加到3．4万元，同时再加收拆迁工作费用3000元，一下子变成了3．7万元。文件还规定，如实际拆迁费用超出每亩3．7万元的，按实际发生额收取。许晓舟对此很不认可，他说：“政府签订了合同之后就应该信守合同，即使后来国家政策发生了变化，如目前征地拆迁补偿费用提高了，我们也完全理解，同意按现行国家政策来进行拆迁补偿。但××县政府不应该缺乏依据地自定一个拆迁标准来要求开发商执行，而应该按国家标准实际发生的拆迁费用来收取才合理。”
为此，他跟该县政府僵持不下，买地的钱已经投入1亿多元，至今这块地还无法开发，给公司造成很大影响。
在多种压力之中，许晓舟目前感到最大的压力还是资金问题。他说，房地产是资金密集型产业，而企业最需要用钱是买地的时候。然而，去年人民银行为控制房地产业的过热趋势，出台了121号文件，停止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土地储备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惟一保留的项目建设贷款还要四证齐全后才能审批。这样一来，企业在最需要资金的时候根本无法获得贷款。今年5月，银行又把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率提高到35％，使得贷款的门槛一再抬高。不少有信誉、有实力的企业都面临资金周转困难，中小企业更是举步维艰。
许晓舟告诉记者，去年年底他所在公司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还向银行还贷1亿元。尽管他所在企业信誉良好，与他们长期保持贷款业务往来的银行在121号文件出台后，只保留了他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贷款业务，而将其余十多家房地产公司统统剔除掉，但是，他还是深感从银行获得贷款太难，而且银行发放贷款的时间与房地产企业的运作规律很不吻合，公司在最需要钱的时候拿不到钱，而在房屋开始销售、资金开始回笼，已经不太需要钱的时候，银行贷款却又下来了。“现实的状况逼得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国外。”许晓舟有些无奈地说。
他说，据他了解，国外通行的办法是，给予房地产开发商土地储备50％的贷款，只要开发商拿出一半的购地款来，银行就给另一半贷款。他认为，这种模式是科学的、合理的。
他还说，四川省委、省政府几年来高喊要实现“三个转变”，其中之一是“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但如何才能实现这一转变？似乎缺少路径。让老百姓都去办企业？谈何容易！企业通过上市、信托公司或者发债券去融资，又有几个企业能做得到？事实上，现在“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很大程度还停留在口号上。
“我认为必须有一个中间环节，来集合社会资金，使之向资本转变。”许晓舟说，“我们现在融资渠道太狭窄，使得一些急需资金的民营企业铤而走险，去搞非法集资。国外有很多民间基金会，充当了集合民间闲散资金的中间环节，他们的经验值得我国有关部门好好研究和借鉴。”
孙胜增：
需要一视同仁
改革开放初期，落后的交通运输严重制约着温州的市场经济发展，“运货难矛盾十分突出。随之应运而生并得到了迅猛发展的大量温州民营运输业（俗称托运部）便成了温州市货运市场的主力军，承担着全社会80％以上的货源组织和运力调配任务，全行业每年上缴国家税费达1个多亿，基本取代了原国有或交通专业货运企业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面对国内外快速货运、网络化运输，物流业的兴起和发展，温州民营运输业感到存在着巨大差距和压力。温州市托运业商会会长孙胜增对此深有体会地说，在经营主体上，我们仍然是一家一户小农经济的格局，企业规模小、实力差，各自为政、分散作业，根本无法实施现代化的大生产；在经营机制上，仍然是家庭式、作坊式的生产组织结构，缺乏资产和资源有效利用；在经营方式上，仍然相当陈旧落后，简单操作，缺乏过硬的市场竞争手段。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托运业的发展。
孙会长说，目前温州很多单位的生产规模和能力都已超过原有国有或交通专业单位的水平。但是时至今日，从事该行业的绝大多数企业，却没有一寸真正属于自己所有的土地。长期以来，均是依靠租用农田、空地搭棚过日子，常常是因为规划或交通影响，而不得不东搬西搬。针对这一问题，不少企业和行业商会都曾向政府和有关部门进行过多次呼吁，但仍面貌如旧。
2000年4月间，温州市召开九届人大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温州市双屿建设《双屿物流中心》，现在时间已经过了4年，花的资金据说已近2亿元，但至今仍未形成生产能力。孙会长认为其重要原因是投资主体和经营主体相脱节，如果当时能让民营经济参与投资开发，其资金来源可以说不成问题，更重要的是能迅速形成生产能力，化解民营货运企业对经营生产场地迫切需求的矛盾。
孙会长说，我们始终认为，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进一步完善，大规模的交通基础设施开发建设，也应遵循市场化运作规律，由“以政府投资为主，让位于民间投资为主这样，在政府的统一规划要求下，充分发挥经营者投资开发的积极性，广开多元化筹资渠道，提高开发项目的实效性、适用性、经济性，做到投资开发与快速形成生产能力不脱节，开发一个成熟一个，使国家的资
源得到合理配置。切忌以投资房地产地方式进行货运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希望政府及有关决策部门能够更多的听到民营企业的呼声：民营货运业的发展，需要多一些引导和支持及政策上的一视同仁。
张大中：
外部环境有待改善
记者与北京大中公司董事长张大中相识已经十几年了。十几年中，张大中给记者敦厚、诚实的印象始终没有变过，惟一改变的就是他的公司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大中公司3年来完成了翻番三级跳，2002年完成销售额15亿元，2003年完成销售额30多亿元，今年已经完成销售额62亿元。明年的目标更宏伟，全年要完成销售额120亿元到150亿元。
当得知记者的采访意图后，张大中把他的部下———销售推进部总监李力介绍给记者，用张大中的话说，战斗在一线的销售人员最有话语权。他自己则忙着去面试新人了。我们的话题就从人才开始。李力说，目前大中公司在北京有47家店，明年还要开到全国。在这种形式下，公司感到压力最大的就是缺人才。过去，招聘人员后，先让这些人下店，下店后，有些人认为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给予的机会不成比例，是大材小用，一些人就选择了离开。只有个别悟性极高、善于沟通和忍耐力极强的人，才能脱颖而出。现在大中公司选择的是另外一种快速通道的培养人才方式，也就是驾校培养汽车驾驶员的方式，把车调好、把路修好，创造条件和环境。根据新人的履历，直接让他上车路考，打破了过去那种论资排辈的做法，但这也需要一段磨合期。
谈到公司的外部环境，李力和张大中的共同感觉是，要比以前强多了，但是李力认为，还有一些地方不尽如人意。比如说，政府职能部门的罚款，往往是企业接到了罚款通知书，还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李力举例说，大中公司经常要举办一些促销活动，比如发传单广告、升气球、户外表演等活动。但是有关这些方面的规定很繁杂，仅工商部门的规定就有厚厚一大摞。而且多个政府部门都在管，谁都能拿出自己的依据。比如升气球，就有很多规定，升多高，超过高度罚款；悬挂内容也有规定，超出规定也要罚款；气球里面充什么气也有讲究，错了还要罚款。李力建议政府职能部门要和企业做好沟通，政府部门要提高服务意识和告知制度，什么是合法，什么是擦边球，什么是违规，什么是严重违规，要告诉企业，而不是只拿着棒子站在那里，带着望远镜，只要哪里不合适，就罚款。
许连捷：
只有责任
许连捷很忙！但他绝不是忙于公司的日常事务，而是忙于充实的生
活。比如：每周要打两场高尔夫球；经常要和国际同行业知名大公司进行接洽和谈判等等。现在的许连捷应该说是比较舒服的，他说，恒安创业20年来，尽管遇到过不少的困难，但总体来说发展得还比较顺利，想做的事情基本上都做成了，只是恒安的事业现在做的这么大，我总感到责任越来越大了。
许连捷告诉记者，恒安现在的管理层非常年轻，他们都受过很好的专业训练。恒安自1996年以来，每年都与福建华侨大学联办机电、财会、营销、造纸等大专班，并于今年和中国人民大学联办M BA高级研修班，恒安已将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时间作为人力资源管理的重要指标。近年来，一大批培训学员陆续走向重要岗位，成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中坚力量，这是恒安建设“学习型企业的可喜成果。
所以，对企业内外环境都很满意的许连捷来说，现在惟一的压力就是对企业的责任感，是能使企业持续辉煌的责任感。
王文京：
应对国际化竞争
用友公司是在北京中关村一间15平方米的居民住房里创立的。从两个人、一张桌子、5万元钱一台电脑开始起步，到如今成为国内最大的国际软件厂商，最大的ERP行业软件厂商、最大的财务软件公司。16年的风风雨雨使王文京这个来自江西的普通农家子弟多了一份成熟和自信，如今他思考的是如何带领他的航母驶入国际化的海洋，怎样去应对国际化竞争的压力。
王文京认为，目前中关村的企业正面临着第三次创业，即以城市化为核心的第三次创业。配合第三次创业，需要政府在境外投资、外汇管制、境外上市、土地政策、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尤其是对中关村这样一个有着众多民营企业的特殊群体，在参与国际化竞争中更应突出一些核心优势。
王文京说，用友提出国际化，不是为了赶时髦，是企业发展、生存的需要。他认为，用友未来潜在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微软公司，因为微软现在也在做企业软件、企业管理软件。国际化对用友公司是一次挑战，虽然压力很大，但王文京有信心把这一次创业发展好、推进好。王文京说，IBM现在是全球最大的IT企业，但是IBM当年也很小，也是从很小的规模起步的，也像我们今天这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中关村的高科技企业如果很好地把握住第三次创业，一定能够打造出世界级的企业。
花欣：
风险就在眼前
位于成都市高新区的迈普集团新建成的办公大楼非常别致，整个建筑
外墙大量采用了玻璃钢，显得通透、空灵、新潮，一看就不同凡响。
这的确是一家值得骄傲的企业。1993年，身为成都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系教师的花欣，凭借自己一项荣获首届中国爱迪生发明金奖的发明———M P1000C高速多路调制解调器，自筹资金5000元，创建了迈普公司。经过多年的努力拼搏，迈普公司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专业从事数据通讯、网络及安全设备的研制、生产、销售、服务的集团公司，并成为中国第一大数据专线综合接入设备供应商、第一大企业级IP语言解决方案供应商、第二大路由器供应商，被科技部认定为“国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被信息产业部、国家计委等部门认定为“重点软件企业”。同时，迈普集团还是成都市的纳税大户，2002年纳税总额达到8800万元，在四川省民营企业中排名第二。
现任迈普集团董事长的花欣，由于率领公司取得了辉煌业绩，曾获得成都市和四川省“十大杰出青年”、全国“信息产业系统劳动模范”、“中国优秀科技民营企业家”等多项荣誉；担任了四川省政协常委和成都市人大代表；今年7月当选为成都市工商联会长，最近又入选了全国100名“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然而，在耀眼的光环后面，却是常人难以想像的巨大压力。花欣对记者说：办企业实在太累了。他形容自己“长期处于参加高考前三天那样的紧张状态”，“有时看似闲着没事，但内心的压力始终是卸不掉的”。
记者问：“你最大的压力来自哪里？”
花欣不假思索地回答：“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变化太快了，尤其是我们这个行业。”
他说：高新技术产业永远伴随着
高风险，作为一个高科技企业的老总，你永远都会感到风险就在面前。企业很多时候需要决策，而决策的时候经常面临着未知的领域，不知道结果会是什么。这是最让人焦虑的时候，一个企业老总，最害怕决策失误，往往一次决策失误，就会断送掉整个企业。这样的事例在高科技企业中比比皆是。
花欣告诉记者，在创办企业的十余年里，他很少能睡个安稳觉。有时半夜醒来，想到企业所面对的潜在风险，竟会有一种莫名的惶恐不安。
为了创新科技、抵御风险，研制出适应市场的产品，迈普公司每年投入的科研经费占销售收入的10％以上。迈普集团有自己的科研所，拥有研发人员500余人，其中80％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不敢怠慢政府部门
作为一名驻地记者，近年来，我和海南的民营企业家有着较多的接触。通过和他们中的一些人交流，我感觉到：民营企业家的心理压力主要来自于政府方面。
三亚市一位民营企业家这样表达自己的生存压力，他说：“尽管在法律和政治待遇方面，民营企业家的地位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但在现实生活中，民营企业还属于弱势群体。你在政府官员面前得小心翼翼，否则，他们随便找个借口就可以整倒你。
他说，企业像人一样，不可能完美无缺，他们总可以找到点麻烦，一旦你得罪了某些官员，哪怕是个科长，他也有办法让你关门。
记者了解到，尽管优化投资环境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是，由于政府部门，尤其是具体办事部门公务人员的腐败和不作为，海南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仍然堪忧。许多政府部门在为企业办事时，并不认为自己是在尽一份义务，而是拿好处。企业稍有怠慢，便会挨整。因此，一些企业为了维持与政府各部门的特殊关系，不得不花相当一部分钱和精力用于“攻关。并不是要求给予特殊照顾，而是为了不怠慢他们。
几年前，海南省的两家企业因为注册商标和包装专利的问题而闹得沸沸扬扬。记者深入了解后得知，被认定商标侵权的企业因为在某次活动中只请了当地的技术监督局而忘了请工商局，引起工商局的不满，所谓商标侵权不排除人为的报复因素。
有些压力表面看来似乎是来自于市场竞争的压力，实际上仍然是由于政府部门的不依法行政造成的。以海南旅游品牌万泉河漂流为例：2000年年底，来自东北的女企业家郭凯女士与琼海市政府签订协议，拥有万泉河上游21公里河段的50年独家经营权。当时万泉河上没有一家从事漂流的企业。她满怀信心地注册了商标，并出资3000万元人民币，买下了上游的一座国有水电站，购置上百条机动橡皮艇，开展万泉河漂流。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如今，万泉河上先后冒出了三四家从事漂流的企业，而且很多时候都用“万泉河漂流的名义揽客。这些后来者凭借低成本的优势，以高额回扣吸引了大批旅行社的司机和导游旅客前往，让郭凯的景点门可罗雀。
记者曾经接到兴隆的“东南亚风情村的投诉，经营者称：当地的一位投资者就在离“东南亚风情村不远的地方建起了“亚洲风情村，不少景点实际上就是抄袭。开业后很快就和“东南亚风情村打起了价格仗。当地政府不仅没有制止，某些领导反而支持。
记者日前同一位民营企业家的经营者谈起他们所承受的压力问题，这位经营者表示：作为企业的经营者，来自于市场竞争和内部管理方面的压力当然很大，但有很多时候，市场竞争中的不公平行为都是由某些政府部门或某些官员导致的，如果政府部门都能廉洁高效，民营企业家们所承受的压力大概要减少一大半。
严晓群：
变压力为动力
“现在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比5年前好了很多，比10年前更是强了数倍。斯威特集团董事长严晓群说，但目前他感觉主要是来自宏观调控的压力比较大，他说，宏观调控下的压力是共性的，所有企业都存在。企业所要做的就是如何积极应对宏观调控，抓住宏观调控带来的发展机遇，变企业暂时的压力为动力。对此，严晓群结合斯威特的发展实际提出了几点看法：
第一，企业应该更多地将精力集中到高新技术上，研发新技术、设计新软件，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比如在织机改造上，斯威特就利用今年宏观调控的时机，加强自有知识产权的研发，较大规模地取代了对进口织机的依赖，从而减少了资金成本。
第二，要促使企业内部成本降低。要加强对管理、销售、制造成本的控制。
第三，由于近几年民营企业发展都比较快，膨胀较为迅速，宏观调控给了我们时间，刚好可以借此强化对企业的精细化管理，把管理做透、做细。
第四，宏观调控既有压力也有挑战，也就是说在一些项目的选择中有的企业退出了，有的企业因而获得了进入的较低门槛，可更好地寻找到新的合作伙伴和新的商机。比如说，在以往来看，投资水电站的竞争很大，而现在竞争的力度比以往下降了很多，斯威特集团就选择了这个时机进入该领域。
第五，企业要创新一些合作形式，比如加强联盟，使销售、制造、研发形成一条龙式的产业链，减少中间环节的成本。这样，有利于根据市场的需要来生产产品，减少对市场的盲目性。
冯秀乾：
民企用工有点烦
对劳动密集的就业型民营企业来说，用工的压力不可忽视。这是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冯秀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达的观点。他说，技术工人难找，是目前多数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问题，对此国家应该引起足够重视，遏制事态的进一步恶化。
冯秀乾说，西部地区劳动力的大量输出虽是好事，但是劳动力都跑出去了，本土企业的招工就成了问题。像纺织等劳动密集型企业，我们感到用工成了一大棘手的问题，招人不容易，招到素质高、技术好的工人更不易。政府应当加强引导，鼓励民工选择在家乡寻找就业机会，这样不但可以缓解大量民工的外流给交通带来的压力，同时也有利于保证西部企业对用工的需求。
另一大问题是技术工人难招。据冯秀乾介绍，重庆川江针纺有限公司给一般技工开出的工资比普通熟练工高30％，但还是招不到令人满意的技术工人。为此，企业想抽调一些工人学技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工人报名并不积极，许多人不领企业的情。冯秀乾说，这是因为培训期间工资比较低，不少民工只看重眼前利益，所以不愿参加培训。加之许多人本来就是短期就业意识，又喜欢跳槽，所以企业对这部分人也不抱什么希望。还有就是不少人嫌技术工种复杂，工资又高不了多少，宁可选择门岗或者守仓库的工作相对轻松又简单，而不愿从事复杂的技术工种。
冯秀乾说，解决民企用工的压力，首先民企自身要有所作为，比如适当提高用工成本，重视并切实解决劳动保障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形成全社会的共识，这样才有可能避免产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同时存在的现象。
文章作者:张志勇 谭丽莎 叶正积 李锡铭 刘武 苏群 白勇 赵剑波 杜琳
（ 责任编辑：胡立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