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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纺织业在一国经济发展中处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是经济腾飞的助推器、工业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世界经济发展的风向标以及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三大资源配置关系的试金石。另外，主要进出口国的政治意愿在国际贸易政策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主要进口国包括美国、欧盟等，而主要出口国包括中国、印度等。同时，这也体现了不同的利益集团的较量。这三方面的因素是国际纺织品贸易形势复杂的根源所在。
目前，国际纺织品贸易政策框架主要包括WTO原则之外的限制和WTO原则之内的限制两种。WTO原则之外的限制具体有单边限制措施和“灰色区域”措施。如现在的进口国主动采取的“特保”措施就属于单边限制措施。在WTO原则之内的限制则包括市场准入方面，如关税，非关税（边境措施：原产地规则，非边境措施：生态标准），公平公正贸易条件方面，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还有总体贸易政策方面，如劳动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和区域贸易安排。
不仅如此，国际纺织品贸易针对中国有许多特殊的不利政策。
一是“市场扰乱”的死灰复燃。即只要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的纺织品出口存在急剧和大量的增加，或潜在的增加，价格大大低于其他国家的同行业产品价格，严重损害进口国的纺织行业，由此带来的严重威胁或存在政府干预的现象便可以自动采取措施加以保护。
二是从中国纺织行业的“国际时间表”可以看出，中国的纺织贸易自由化进程障碍重重。
三是中国还遭到“特殊待遇”：非市场经济地位。而这可以成为纺织品特保、特保及反倾销的主要诱因。欧盟在此问题上并未给中国明确定义，采取的分类法：传统的非市场经济国家（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白俄罗斯、格鲁吉亚、北朝鲜、吉尔吉斯坦、摩尔多瓦、蒙古、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特殊非市场经济国家： 主要针对中国、越南，欧盟519/94号决议规定，纺织品、鞋类、玩具、瓷制厨房用品、陶瓷制品四类制造商不给予市场经济地位，但对特定对象调查后可给予。
美国则是采用六条标准来逐一核查确定行业的地位，这六条行业标准是：1.货币自由兑换的程度；2.雇员和管理层商讨工资的自由程度；3.外资企业的准许和参与程度；4.政府对企业所有制性质和对生产控制的程度；5.政府对原料、价格和企业产出控制的程度；6.其它值得评审的因素。
在后配额时代，我国纺织品出口可能遭遇的“十面埋伏”，我们要认清纺织品出口贸易政策形势的复杂性。
第一面：重大商业利益的产品未能充分享受一体化的好处，留下隐患。美国、欧盟和加拿大分化出口利益集团的做法（在不同利益集团制造矛盾），对不同类型的出口国采取差别对待的歧视性做法；进入第三阶段，几乎所有敏感类别的配额都没有按进程取消，客观上导致出口激增而易遭反倾销和特别保障措施的被动局面。
第二面：形形色色的“新型贸易壁垒”绕过WTO的规则和纪律，贸易壁垒变相变种。一是典型的新壁垒出现。以“欧可纺织品标准100”（Oeko-Tex Standard 100）为代表的生态标准，包括技术、产品、包装和检测标准；以“美式社会责任标准8000”（SA8000）为代表的劳工标准；二是因何而变种。包括WTO的例外被滥用：消费者健康和环境保护，产业工人的觉醒和利益集团化：劳工标准、雇员工资。
第三面：GATT1994规则和纪律日益强化，但遭到滥用。市场准入（关税减让、原产地规则、新普惠制）欧盟9-12%、反倾销（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一般贸易政策问题（环境标准、劳工标准）都体现了GATT1994规则和纪律日益强化。而在滥用方面，如欧盟修改现有的普惠制计划，美国对纺织品严加实施边境和海关“签证”制度，这些措施都抬高市场准入门槛。
同时，他们也迫不及待强化公平公正贸易政策。如欧盟简化欧洲企业提出反倾销诉讼的程序，并率先对一体化不久的来自中国的化纤布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美国根据《1974年贸易法》201条款实施保障措施，根据421条款由企业向政府直接提出进口救济申请，采取针对中国纺织品的“特保”措施。
第四面：矛盾出现转移，随一体化终结，“出口国多边协调机制”出现裂痕，反而增加了多哈发展回合的解决难度。非贸易关注、非农市场准入问题、棉花动议和伊斯坦布尔宣言都是些值得注意的动向。设限国地缘政治作用显现并成为事实，WTO多边贸易体制遭到空前挑战，《伊斯坦布尔宣言》有可能成为出口国多边协调机制分崩瓦解的标志，这些发展问题都十分棘手。同时，纺织贸易涉及到的政治意愿难以捉摸，如美国大选、欧盟东扩、中日关系。
第五面：排他性区域或双边自贸安排方兴未艾，多边贸易体制遭到挑战。
第六面：进口国自主工业调整无法结束和激增的客观条件已经形成，这些都说明发达进口国纺织业并没有停止“喘息”。
第七面：进出口国利益冲突加剧，各方不信任度太大。目前，预警机制尚待建立和完善，而出口方不熟悉进口国国内决策进程。
第八面：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有效沟通。政府咨询功能没有发挥，政策透明度不到位，行业协会也没有起到足够的作用，企业的发言权有限。
第九面：比较优势的丧失和人为成本的增加，如资源能源的短缺、法律顾问费用昂贵以及工资成本的压力。
第十面：国际化人才的匮乏、跨文化的挑战。不懂避开合同风险，语言障碍和文化冲突明显。
对此，企业首先要业应当尽快适应国外采取的各种保护性政策，特别是关税和反补贴。另外，企业不能被动适应，而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一、企业应当在纺织业的优势中寻求定位。如今，我国纺织行业已经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产业链：料、配、纺、织、梳、理、印、染、整、裁、缝、销等12个链条俱全，出现了分工协作的产业集群：省地、区域间分工，如江苏、浙江等地的长三角地区以及珠三角地区。并且市场机制已经发挥作用，对于纺织市场的开放较早，投入较大，技术创新和吸收能力增强。
二、企业应对新形势有基本的估计。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不可阻挡，反倾销、“特保”并非洪水猛兽，清醒者有所作为，要全力迎接配额取消带来新一轮的外资高峰，海外投资也大有可为。
三、企业要建立完整的信息系统。信息化进程必由之路，变传统产业为现代产业，信息化建设也不能仅仅局限于发布信息，要建立ERP管理，合理配置各种资源，开发电子商务成为平台，使用外部信息。
四、继续实行“引进来”战略。引进技术、工艺和科学的管理方法，实现国内优势互补，加强消化吸收。
五、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这涉及到产业链定位并向国外延伸，海外投资目的地的选择，从单纯扩大出口到技术和管理方式输出和国际市场多元化及品牌推动。
同时，企业也要避免陷入若干商务误区，如合同可以免责，上下游产品关系唇齿相依，产销之间可以无缝对接，自主知识产权和他人知识产权的保护。如何应对后配额时代，人才战略也是关键。纺织企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语言、性格、跨文化、商务经验等都必须成为衡量人才的重要标准。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