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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 / 曲力秋
写在前面的话
10年前，我参与了建国以来第一次进行的“中国青年看世界”的调查，那一次的调查结果表明，在中国青年最讨厌的国家当中，日本名列榜首。当时我就有一种预感，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日这两个恩怨相缠，遗恨难消的大国，其关系将变得前所未有的复杂和微妙。
在影响未来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五大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和东南亚)中，中日关系处在最具争议、摩擦最多、前景最不明朗的位置上。由于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中日在各自崛起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
在难以抑制地回顾60多年前那段屈辱的历史时，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意识到，对于一个至今仍比我们发达得多的邻国，选择学习、借鉴与实干的方式可能会比简单的仇恨要更具有实际意义。我们需要对日本右翼势力的翻案活动进行毫不含糊的抨击，我们也需要对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实绩有着清醒的认识和评价。
历史和现实不完全是由理性组成的，但是，理性将引导我们把握历史与现实。在中日关系问题上，尤其如此。
如果我们将目光穿透历史那久远的尘封，回首在过去的150年里中日两国所经历的不同发展轨迹，我们会听到历史给予我们的这样的警示：
勿忘八年抗战的艰苦卓绝；
勿忘是什么原因引发了日本侵华；勿忘当年日本为什么超过中国；
勿忘今天的日本在很多方面仍然比中国先进；
勿忘中国所需要的国际环境离不开与日本的合作；
勿忘中华民族离复兴的目标还很遥远。
引子：几本解读日本社会的经典之作
2004年2月1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应邀到日本进行为期2个月的访问研究。第一次到日本的新鲜感和好奇心，使他萌生了“要写一本解读日本社会和民族心理的‘计划外’著作”的念头，而多年从事社会学研究积累起来的扎实的学术功底，又使得他能够熟练地运用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去概括日本社会的一些“潜规则”。
“一般来讲，人们总认为，与外国人相比，本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和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其实，来自异国文化视角的观察，能够跳出既定的分析框架，从一个全新的观察和比较视角，来解读人们已经习以为常、麻木不仁的日常事物，从而捕捉到一些发人深省的文化亮点。”
李培林的这种看法能够从过去100多年里的国际学术著述中得到印证。19世纪30年代初，年仅25岁的法国学者托克维尔(C.A.de.Tocqueville)在美国访问了9个月并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回国后，他写成了《论美国的民主》一书，此书一经出版便引起轰动，成为美国人理解自身文化的经典范本。也就是从那时起，美国人第一次意识到，来自欧洲大陆的学者似乎比自己更了解自己。
“托克维尔从异国文化视角观察到，美国人自己不以为然的随意结社习惯，恰恰是现代民主制度的市民社会基础。例如，当出现一种社会需求或社会问题需要解决时，在英国是贵族出面，在法国是政府决策，而在美国一定会为此组织个什么社团来应对。托克维尔在书中关于美国民主前途的预测，关于美国北方和南方将来可能发生战争的预测，关于当时尚属于墨西哥的得克萨斯将来必被美国吞并的预测，尤其是关于美俄两国将长期对垒并形成两大阵营的预测，掀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研究托克维尔的热潮。”李培林说。
与《论美国的民主》较为相似的另一部著作，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潘乃德(Ruth Benedict)的《菊花与刀》。
《菊花与刀》是一部受命之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之时，美国对日政策有两大问题急需解决，一是日本会不会投降，二是日本如果投降是不是还要保留其天皇制。美国政府将这两大问题交给了杰出的女人类学家潘乃德研究。这项研究于1944年完成，并在1946年以“菊花与刀”为名发表。《菊花与刀》在日本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日本人甚至认为正是通过这本书他们才真正了解了自己。
在这部给作者带来盛名的著作中，潘乃德对日本人的文化特征做了这样的概括：好战而祥和，黩武而好美，傲慢而尚礼，呆板而善变，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勇敢而懦弱，保守而喜新，这一切相互矛盾的气质都在最高程度上表现出来。
潘乃德对日本民族的分析是否被当时的美国政府作为政策选择的依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战后在美国的许可下，日本的确保留了皇室制度，也保持了日本天皇免除战争罪责的颜面。
1958年，一个从美国中西部小镇走入哈佛大学的青年学者傅高义(E.F.Vo-gel)，偕同他的妻子和18个月的孩子到日本东京，研究日本社会的家庭和精神健康问题，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两年多后，他写成了《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一书，该书成为日本人重新认识自身社会的经典著作，也奠定了傅高义坐上美国的日本研究头把交椅的基础。
1979年，傅高义又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一书，该书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而使作者声名大震。但就在“日本模式”甚嚣尘上的时候，泡沫破灭，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从此进入连续十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衰退期。面对多方面的责难，2000年傅高义又写了新书《日本仍是第一吗？》。书中历述了当年的研究过程和判断的依据，他解释写那本书的目的是想告诉美国人，在有些方面应当向日本学习，而且他从不相信日本当前的危机意味着幻灭。
“对民族文化、心理特征和行为方式的分析，似乎总是来自异邦的观察显得更为重要。这大概是因为来自异邦的眼光，可以把分析置于一种比较的框架中，找出独特的东西。”李培林说。
或许正是借助于这种独特的、比较的分析方法，李培林能够在结束对日访问之后，很快写成了《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这部著作虽刚刚面世，就被中日知识界誉为“一本继《菊花与刀》、《日本第一》之后解读日本社会的力作。”“是迄今为止，最为客观、中性地解析中日之间是非恩怨的代表之作”。
日本：中国最大的机遇与挑战
在2004年中国知识界的思想交锋中，“拉美化”和“印度的崛起”是两个最具冲击力的主题词。近期，随着中日关系的日趋复杂，“日本的重新崛起”正在成为第三个最受关注的话题。
关于日本重新崛起的定义，在国际上有各种解释。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日本经济在经历了长达10多年的停滞和衰退之后，从2003年开始出现复苏的迹象，这种复苏如果能持续下去，日本就会出现经济上的重新崛起。
资深日本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由于日本曾是二战的战败国，所以它重新崛起的内容和方式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甩掉二战侵略国的包袱，改变国际形象，摆脱战后战败国的阴影，使日本成为与它的经济地位相称的政治大国、军事大国，是日本重新崛起的主要内涵。
“日本已经并且现在仍然是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它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可能像中国这么高，只能是百分之二、三左右的增长，所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是指它政治上及军事上的崛起。”
日本重新崛起的步伐是从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开始明显加快的。小泉内阁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金熙德说，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必须突破这样两大障碍，一是修改宪法，二是趁明年联合国改革之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1946年11月3日，以美军占领当局起草的草案为蓝本的新《日本国宪法》的“第九条”规定，日本不能有军队和交战权。这一规定成为日本日后重新崛起为军事大国的最大障碍。该宪法颁布以后，日本右翼、鹰派势力一直试图摆脱“第九条”的束缚。
“9.11”后，美国以反恐为名绕开联合国发动战争，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扩大，日本对美国的配合力度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伊拉克战场上，日本第一次在战争状态下派遣自卫队进入当事国，并正式参加了多国部队等等。这是日本的自卫队和军舰战后首次执行超出自卫的军事任务。一个新的试图走出二战以后国际政治秩序安排的新日本战略，正在形成。
跻身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日本重新崛起过程中的政治突破，也是其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政治大国的最重要指标。由于日本的“常任梦”一直是与修改宪法、海外派兵、拥有核武器、为历史翻案等步骤配套的，所以日本一直在宣扬美国附加的支持条件，即成为常任理事国就要修改宪法。成为常任理事国后，日本将会逐一完成其他目标。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日本的重新崛起必将对中国产生重大的影响。
金熙德认为，对于中国来说，日本即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今后如果有哪个国家对中国造成最大的伤害，那只能还是日本。
“这完全看中日关系怎么走，如果日本重新崛起是以和我们争夺资源的方式的话，那肯定会对中国产生不利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日本的重新崛起对我们的负面作用很大。因为它的重新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华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在安全防范领域，中日已经形成了相互戒备相互防范的态势，而且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没有消除的迹象。”
从另一方面说，金熙德认为，日本又是中国最大的机遇，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量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还是日本。
“中国现在和俄罗斯的关系非常好，但双边贸易几年前才有50亿美元，现在也只有200亿美元，而我们和日本的贸易今年已达到1500亿美元。由于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我们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所以如果我们失去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我们对外贸易中的半壁江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