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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亚入欧：中日发展的分水岭
在过去的150年里，日本曾有过两次令世界震惊的崛起经历。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开始在政治、经济、文教、外交等方面进行一系列重大的改革，日本国力逐渐强大，与此同时，日本开始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与西方列强争夺东亚资源控制权。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打败了中国北洋舰队，1904年又进行了日俄战争，全歼俄国太平洋舰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成为进入世界列强之列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战败的日本满目疮痍，一片废墟，很多人都认为它将从此一蹶不振。但日本仅用了20年时间就实现了经济上的崛起。1965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过英国，1967年超过法国，1968年又超过联邦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并被视为下一个超级大国。
追溯日本近代史上两次奇迹般崛起的经历，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曾经十分相似的国家在过去的150年，所走过的完全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实行明治维新以前，日本比中国还落后几十年。同大多数亚洲国家一样，那时的日本不仅封闭、传统、落后，且被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以坚船利炮叩开了锁国达200余年之久的国门。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反思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国家封建主义相继没落，提出“脱亚入欧”的发展国策。
福泽谕吉认为，如果想使日本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事物的标准。日本必须摆脱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进而使日本成为欧洲型的民族国家。
福泽谕吉很像那一时期中国“戊戌变法”的精神领袖康有为。19世纪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思想家，推动和促成了“明治维新”，也奠定了日本实行一个多世纪的脱亚入欧国策的思想理论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时间、变法取向、主导思想上都非常相像。“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初叶，“戊戌变法”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
末叶，其先导运动“洋务运动”则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初叶。“明治维新”的那些改革措施，其实远不如康有为在《上清帝第六书》中的制度设计周密。
“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就是倡导全面西化，这种取向，实际上也是戊戌变法派精神领袖们骨子里的东西。但中国与日本不同，中国的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致和极完备的地步。”
1895年，中日在签署《马关条约》时，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问中方代表李鸿章，为何他10年前就听说的中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却没有任何效果。李鸿章回答说，中国的事情受传统束缚太深，他根本无法按愿望行事。
而在1894年，也就是甲午海战前夕，海军提督丁汝昌收到了他昔日同学——日本海军将军伊藤的信，信中，这位即将的对手这样写道：“您很清楚，30年前，日本帝国曾处于何等的困境之中，我们是如何努力摆脱眼前的困难的，我们抛弃了旧体制，接受了新体制。贵国也应该接受这种新的体制。如果如此，一切都会好起来，否则只有垮台。”
金熙德认为，由于大清帝国没有看清当时的世界大局，没有适应世界潮流，没有认识到西方的近代文明是一个很强大的文明，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封建帝国根本就打不过人家的坚船利炮，而日本适应了那个时代的潮流，率先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中国落后了。
明治维新，成为中日后来发展路线的分水岭。
日本：真的沉没了吗？
1960年代末成为世界第二号经济强国的日本，其经济增长速度在整个70年代开始放慢，转入稳定增长时期，但增长率仍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1980年代末，在日元急剧升值的背景下，日本大公司开始在美国大肆收购包括洛克菲勒大厦在内的名贵地产，那气势仿佛要把整个纽约和芝加哥都收归囊下，美国人为此惊呼“珍珠港事件重演”。但就在美国人为日本的经济成就瞠目结舌，怀疑自己的那套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是否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日本经济的泡沫破灭。大公司相继倒闭，银行破产、股市、房地产暴跌，日本经济从此进入长达十几年的停滞和衰退期，日经指数从十几年前的4万点一直跌到现在的1万多点。这段时期后来被人称为是日本经济“失去的十年”或“萧条的十年”。
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相伴而生的，还有“日本模式”被打上了裙带关系、政府过度干预等亚洲落后标签，以及国际舆论界甚嚣尘上的“日本即将沉没”、“日本将一蹶不振”、“日本唯独不是第一”等等。
这段时期，日本经济也曾出现过两次复苏的势头。一次是1996年，日本经济增长速度一度达到3%以上。另一次是在2000年，日本搭乘世界IT热潮，经济再次被看好，但此后不久，IT经济首先在美国受挫，日本也受此影响，经济回升再次成为泡影。
日本真的沉沦了吗？
2003年，日本经济再一次出现复苏的迹象，有关统计数字表明，这一年，日本的GDP增长速度达3.2%，比美国还略高一点。虽然目前人们还不能肯定日本是否能够走出经济多年低迷的阴影，但关于日本经济复苏的话题却再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经济室主任张淑英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衡量日本经济的好与坏不能只看总量指标，还要看内在的质量。日本经济的复苏不是体现在GDP增长速度有多快，而是体现在经济增长的质量上。
“以集成电路的生产为例，2002年春夏以后，世界IT产业只是微弱的复苏，但体现在日本集成电路的生产上却是30%-40%的增长速度，这说明世界上集成电路生产的大部分订单都被日本抓到手了。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拿到这些订单，一是它有这方面的高精深加工能力，二是它有把握市场的能力。日本目前整个产业的基础已经由过去的中低附加值产业成功地转向了高附加值产业。”
张淑英认为，日本经济的质量体现在技术开发能力上，也体现在知识更新能力上。就综合技术实力而论，日本目前还赶不上美国，但在知识产权的某些方面，日本却已经超过了美国。在过去的十多年里，日本经济虽始终未能走出停滞不前的阴影，但却实现了另一个层次上的飞跃：由专利进口大国变成了专利出口大国。
“技术贸易收支是衡量一个国家在国际上是否具有技术竞争力的指标。1982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超过法国和联邦德国，1993年超过英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专利出口大国。不过，由于日本每年也进口大量专利技术，进出口相抵，日本在技术贸易上仍是逆差。2003年，日本的专利出口额达14185亿日元，首次超过专利进口额(12673亿日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出口大国。这意味着，日本在经济技术方面又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不但在高档商品的国际市场上具有较强竞争力，而且在技术贸易方面也占有重要地位。”
李培林在他的新作《重新崛起的日本》中指出，日本这次的经济复苏，的确有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迹象。首先，这次并不是“宏观好微观不好”。经济复苏从企业经营状况的好转中明显感到，一些大企业2003年年底的奖金在最近若干年来第一次增加。其次，日本此次经济复苏不是“虚拟经济好实体经济不好”。经过这么多年，日本经济的泡沫基本已经被挤干，实力强大的制造业开始活跃，日本国内设备投资有持续增加的迹象，特别是汽车、数码相机等数字化设备及其核心配件增长明显。第三，这次也不是“经济指标好社会指标不好”。2003年日本企业倒闭数量比上年减少了14.6%，为近4年来首次减少，同时日本的失业率也实现了13年来的首次下降，就业形势的好转促进了家庭消费的增长，而且非常重要的是，大、中小企业都对前景表示乐观。第四，这一次不是“政府热民间不热”。以往日本经济的恢复多靠政府增加公共建设投资，以此带动建筑、运输、原材料等产业的发展，但这次增长主要靠民间企业启动的投资计划。据《日本经济新闻》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2003年日本私营企业的资本支出计划3年来出现首次增长，日本全行业的资本支出计划增加了4.1%。由此可以看出此次日本经济增长的后劲。
李培林认为，不管日本经济是否会真的再次崛起，认真分析日本深层的社会生活得出的判断是，日本经济正在调整和进行新的转型，它可能正在经历转型的艰难和寻求新路的迷茫，但绝不是“衰落”和“沉没”。
中国：大国心态应对
2004年10月18日下午2时，沈阳市育才外国语学校，“辽宁省第9届高中生日语大赛”正在紧张地进行。
比赛进入到自由问答阶段，一位评委即兴问道：“如果让你在中国和日本之间架一座桥，你会把这座桥架在哪里？”
一个女孩抬起双眸，纯真的脸上挂着阳光般的微笑。
“我会把这座桥架在中日两国人民的心里”，她朗朗答道。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不解之怨
历史上曾经是日本殖民地的韩国和屡次遭受过日本侵略的中国，可能是世界上对日本国民心态最为复杂的两个国家。由于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中国曾饱受日本的欺凌、奴役和压迫，不断地签订各种战败割地赔款条约，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侵华战争，使两国人民的心灵深处都蒙上了浓重的阴影。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曾有过长达17年(1972-1989)的蜜月期，但在此后的10多年里，虽然两国之间的经济交往在不断地增多，但彼此之间深层的心理情感芥蒂却开始日益加深。
2003年，中日双方的贸易总额突破了1300亿美元，达到了1972年恢复邦交以来的最高峰，但与此同时，双方舆论的恶化以及国民间心理上的不信任和互相蔑视，也达到了近30多年来的顶点。国内互联网上几乎涉及日本的任何一条新闻，都会招致网民们铺天盖地的嘲讽、谴责和怒骂，就连上海至北京高速铁路是否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这样的商业竞争，也招来海内外万名华人签名上书反对。
日本人百思不得其解，他们最弄不明白的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恨日本？”甚至在中国前任总理朱镕基访日时，一位日本记者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日本谢罪多少次才能令中国满意？
其实，中日两国国民之间的心理芥蒂，正是起缘于两国人民对当年日本侵华战争认识的差异。在中国人看来，日本二战期间在亚洲的暴行，与德国纳粹的种族灭绝主义绝无二致。但二战结束后，德国全民忏悔，特别是1970年德国总理勃兰特出访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令人心颤的一跪，在让整个世界为之动容的同时，也让同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的感觉——日本从未对那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的战争进行过认真的反省。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更是公开以首相身份参拜靖国神社，把参拜首次变成政府行为。而从2001-2004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先后四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宣布以后“每年参拜一次”。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金熙德认为，中日之间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差异绝不是一个主观认识上的问题，而是有其深刻的背景。日本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选择的一个战略就是推翻二战结论，目前日本主流执政势力认为，如果二战结论不推翻就不会有日本的重新崛起。
“这是中国不能容许的，二战结论是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如果任其发展而中国什么反应都没有，那有他们的崛起就没有我们的崛起，中国的民族精神就永远也起不来，这是一个没有任何商量余地的零和游戏。”
此外，金熙德说，90年代以后，日本的和平主义退潮，年轻一代从未受过正确的历史教育，他们对二战历史的无知是惊人的。他们认为中国人在历史问题上太小气，是造谣，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仅仅是表明了最低限度的立场而已。
“在日本，这样的舆论已经做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所长李培林在他的《重新崛起的日本》一书中指出，日本首相屡屡置亚洲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愤怒与抗议不顾，坚持把参拜变为年度参拜的惯例，有其利益所在。李培林对此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一是“选票说”。这是日本媒体最通常的解释，例如说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是为了履行在自民党总裁选举时对“日本遗族会”和“军恩联”的约定，是为了在参议院选举中确保靖国神社参拜派的选票。据说参拜派票过去有100多万票，但随着参拜派的高龄化，如今剩下不到50万票。
二是“新民族主义说”。很多中国和韩国的学者以及舆论多持这种看法，即认为日本近年来经济持续低迷，政府和民间都在寻找新的精神支柱，有别于旧的“军国主义”的“新民族主义”开始抬头，并且在民众中有广泛的基础，政府也有意迎合这种情绪。
三是“政绩形象说”。近几十年来，日本政坛更迭频繁，首相走马灯似的换，一直都缺少一个铁腕型的首相。日本民众对日本经济一蹶不振和“日本沉没”的忧虑，使小泉敢作敢言的形象深得人心。小泉试图在民众中维持一个“普京”式的强势首相的形象，他绕开涉及既得利益太深的痛苦改革，以安全战略为突破口重振民心，希望树立与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相当的政治和军事大国的地位。小泉是冷战后日本在安全政策、对美军事合作方面突破最多的一届内阁。
四是“社会换代说”。随着时间的推移，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而成长起来的日本新一代，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各方面的中坚，他们没有邻国同龄人那种从父辈接受的对战争苦难的深刻记忆，也没有对战争带来的自身灾难的恐惧，他们有的是对自己国家强大经济地位的自豪与优越感，对中国不断谴责和“厌日情绪”的增长感到厌烦和不满，他们希望日本能够确立新的国民自信和民族精神，摆脱战后国际社会给予日本的限制，成为一个所谓的“普通国家”，在政治、军事和国际声望上，能够具有与经济实力相匹配的地位。在这种普遍的社会心态下，参拜靖国神社涉及的显然就不只是50万张选票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