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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国内一位权威的经济学家，在电视台上忧心忡忡地指出：中国的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已经超过了国际标准多少多少，必须尽快实施社会安全保障制度，云云。
美国的“社会安全保障制度”实行了大半个世纪，入不敷出，濒临破产，连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A.格林斯潘也说，要把整个制度拆件出售才有救。美国如是，中国又打算怎么搞呢？
本期，先让我们看看市面上流行的“贫富分化调查”吧。听来令人震惊：它们严重夸大事实，所以不足为信。
一、现行的“贫富分化调查”
这些调查的基本做法，是先设定一些衡量贫富的标准，如收入、财产、存款等，然后在人群中抽样测量，统计出各个贫富阶层的比例；典型的统计结果，往往是这样的：最富裕的5%的人，拥有了总财富的95%，而剩下95%的人，则只占总财富的5%……。
当然，每次调查的具体做法，总有些出入，不过，它们的模式都如出一辙：统计某一“刹那”社会各收入阶层的比例。这种统计的结果，也往往不约而同地显示，贫富分化加剧了，而经济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则尤为严重。
二、“刹那”比较的谬误
这种调查方法根本错了。错在哪里？因为它只是从“刹那”的角度作比较。
须知道，每个人的收入，都与时间密切相关，职业不同，收入分布的时段就迥然不同！运动明星和演艺明星的收入，高度集中在早年；而医师和律师的收入高峰期，则比一般人要更晚。对大多数人来说，从出生到毕业，都是负债状态；参加工作后，收入会慢慢上升；直到退休前几年达到最高，然后又急转直下，靠消耗积蓄为生。不妨粗略地说，年轻人收入低，中年人收入越来越高，老年人收入越来越少。
这跟体重的走势有几分相似。小时候很轻，慢慢才长大、结实起来。尽管有些人长得快些，或者长得胖些，但这个模式还是相同的。于是，为了说明从“刹那”的角度来作统计的谬误，我们可以先作个类比。设想一下，如果用“刹那”的角度来统计“体重的悬殊”程度，结果是怎样的。
从“刹那”的角度看体重，结果一定是：体重悬殊很严重，很多人很轻，有些人则很重，往往相差几十公斤！而且，要是遇到生育的高峰期，一下子多了很多小朋友；或者营养条件开始逐步改善，发胖的人增加，那么，虽然这些都不是坏事，但统计出来的结果，就会显示“体重悬殊”的情况恶化了。
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改为“终生”的比较，即追踪记录每个人一生各个时期的体重，然后再比较他们的“终生总体重”，那么“体重分化”的情况，就远不至于那么悬殊。换言之，您跟一岁婴儿的“终生平均体重”的差别，往往不超过十公斤，而不至于六十多公斤，因为婴儿将来要长大。
至于“贫富悬殊”的统计方法，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应该改用“终生”的角度，先统计每人“终生收入的现值”，然后再作比较。也就是说，如果我们选定任何一批同时代的人，追踪他们的终生收入，并根据他们的天资和投资等因素作出修正，那么贫富分化的情况，就不可能如此悬殊！
问题是，这种调查需要穷毕生的岁月，西方十多年前才开始这种调查，所以，刚才那位经济学家所引述的结果，用的肯定是老办法。
三、贫富分化有其合理的原因
中国的经济正在起飞，贫富差距逐步拉大，这包含了很多合理的因素。过去“做不做都是36元”，收入当然很平均。如果人人都早夭，体重的差别也是不大的。但今天不同了，各种各样的“优势”，都能增加收入，诸如更聪明，更守信用，吃苦耐劳，特别幸运，用心钻研，延长教育时间等等。
贫富分化只是“果”。不看“因”，怎么能说“果”不合理？既然经济学家尚且无法为人群中的体力分化、智力分化、机遇分化、投资分化和信用分化，一一建立“国际标准”，那凭什么说贫富分化“太”悬殊，以致超过了“国际标准”呢？毕竟，裁判员没有资格说某个球队“太精锐”，医生没有资格说某人“太长寿”，经济学家也没有资格说贫富是否“太悬殊”。
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芭巴拉·沃特斯，年薪近一千万美元，比尔·盖茨写了点软件，就成了世界首富。如果他俩在中国，当然就有一些“中肯”的经济学家，站出来说“公道”话：“贡献大，报酬高，还是应该的，但是，功劳毕竟靠大家，万事总得有个度，不能过高，过高的话……”
“贫富分化的国际标准”，是个笑话。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即使是那些仍然处于生活底层的人，与20年前最底层人士的消费能力相比，生活还是改善了；至于过去20年间曾对自身作出投资的中年人，现在的收入本来就应该别开生面。贫富差距拉大，是好事。更何况，刚才已经解释过，流行的“贫富分化报告”，采用的是“刹那”的统计方法，那是根本信不过的。
（ 责任编辑：周克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