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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伊利事件的反思，成为2004年末资本市场的一个热点。来自呼和浩特的最新消息称，内蒙古司法部门将于今天正式批准逮捕伊利股份董事长郑俊怀。这似乎意味着，对伊利原头面人物“算总账”的时候，已经到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统统要报”。中国古老的民谚在新的历史环境中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有人说，这是郑俊怀“自毁长城”。此言不差。把一个农垦小奶厂，发展成为国家520家重点工业企业和国家八部委首批确定的全国151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之一，并使伊利股份在证券市场长年保持绩优蓝筹股形象，郑俊怀与全体伊利人付出了辛劳，这在今天仍不应否定。不然，我们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问题在于，他在以独特的魄力和勇气进行不凡的创业时，一种颐指气使的霸气和独断专横的作风，与之须臾不离，这种霸气和作风，可以蔑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可以挑战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可以践踏写入公司章程的治理制度，“上帝要他灭亡，必先让他疯狂”。郑俊怀把自己推到了公众与他“算总账”的地步。
与郑俊怀相仿的，还有中航油的陈久霖。这个被誉为“打工皇帝”的传奇人物，在几年时间里，把一个濒临破产的贸易型企业发展成工贸结合的实体企业，净资产增长了700多倍，一时成为资本市场的明星和中国企业家群体中的“英豪”。但是，在所谓“强人治理文化”的氛围中，“博”与“赌”的纠缠渗透，使风险管理和控制的制度威力荡然无存，乃至自己从巅峰跌入谷底时，仍把之归咎于“偶然的失误”。市场和他进行了“算总账”。
这种种“算总账”，是一种必然。痛定思痛，人们不禁要问：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发展到“算总账”的地步?按照现代领导学的理论，领导者对管辖的领域和人员，发现问题的时点有三个，一个是事先发现，一个是事中发现，一个是事后发现。事先发现，即所谓“事前诸葛亮”，这可能凤毛麟角，需要极高的洞察力。事后发现，即所谓“亡羊补牢，未为晚矣”，毕竟棋差一着。大量的应该是事中发现，即在制度、规章、方案的实施过程中，有效地进行检查、督导和处理，把问题和矛盾解决于萌芽状态中。事情总是发展到“算总账”的地步，是否反映了“事中发现”的弱项?我想，答案应该是明确的。
善于“事中发现”，按照公司监管的理论来说，需要强化“过程监管”。即在信息披露和公司治理等方面多管齐下，并真正有所作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郑俊怀隐密操作MBO、转移公司资金；陈久霖屡破500万美元损失的上限，诸如此类的行为都有端倪可寻，有马迹可察，为什么我们的监管者对它们视而不见、察而不觉呢?为什么不能在“风起于青苹之末”时就予以制止呢?个中教训，值得三思。
资本市场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促成资本形成，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但同时又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高度的风险性，一旦产生信用危机，很容易波及整个经济体系，甚至影响社会政治的稳定。强化“过程监管”，尽可能减少“算总账”，这是对市场负责的表现，也是对社会负责的要求。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