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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呼唤宏观决策部门的出现
《21世纪》：中央已经提出明年是“改革年”，对改革的必要性和方向性，各位怎么看？
贾康：整个经济运行，好像冷一点、热一点都不行。冷一点，经济收缩，失业压力凸显；稍微热一点，煤电油运全面紧张。
魏加宁：问题还在于我们的体制太脆弱了，就如同人一样，身体虚弱的人，穿多了怕热，穿少了又怕冷。
值得反思一下前两次针对经济过热而实行的宏观调控。
1988年、1989年经济过热，加强宏观调控以后，不仅是财政、金融政策“双紧”而且是政治、经济“双紧”，改革全面停止，结果是经济全面减速，直到邓小平南巡讲话才重新恢复。
1992年、1993年下半年经济再度过热，不得不再次加强宏观调控，出台了著名的“16项紧缩措施”，财政、金融政策全面收紧，但是，与上一次不同的是，改革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全面推进，从而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并为以后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坚实的体制基础。对比之下，看来“改革”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下一步的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局面，继续从紧则担心需求萎缩、经济下滑；松手又担心投资反弹。而经济“过热”及宏观调控过程中暴露出来的这么多经济问题、社会矛盾，不改革就不可能得到解决。因此，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就是“当前最大的风险在于不改革”。
贾康：还可以补充一句，最大的风险还在于在改革年中进行“假改革”。因此，改革应该有实质性内容。
高培勇：但是，没有一个比较超脱的部门来整合各种各样的改革，很麻烦。
贾康：这方面，有一个实例值得反思，2004年用电高峰的时候，20几个省拉闸限电，只有山东不拉闸限电，原因在于前几年计委说一分钱电力产能都不批的时候，山东逆风而上，自己搞了产能的建设。
我想，整个中国的资源配置，除了市场的作用，还需要有顶层的预测和规划，能源问题是很典型的。要是让各地都仿照山东的模式去撞，成本太大了，基础能源建设，不是一般的问题，需要总体规划。
现在煤、电、运一块儿紧张，实际上主要是电的紧张，电的生产主要是靠煤，前几年我国已经形成三分之一以上的铁路运输用作运煤的局面，今年则50％以上是运煤，其中约90％的煤是发电，就这样，煤电运紧紧卡在一起。这种自然垄断极强的行业，国家综合部门如不抓好总体的合理规划，而去热衷于具体设计各个产业的发展和审批各个具体的项目，就缺乏科学决策的前提和依据，显然是极大的失误。
魏加宁：当务之急就是推进改革要有具体的承办单位来落实中央有关改革的各项决定。但是，这个承办单位一定要客观中立，不能有自己的部门利益，更不能有项目审批权。
高辉清：这非常有必要，因为各个部门都喜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今年加息政策为什么迟迟没出来，本来今年上半年已经做出方案了，但是其他部门不同意。
扩大来讲，不管是中国的货币政策、股市政策，还是其他方面的经济政策，现在都出现了同一个问题，就是部门利益在相互博弈。政府部门的决策实际上涉及经济发展全局，但现在却往往是通过几个决策部门的利益博弈而产生，这是非常不正常的。
部门博弈带来的隐患非常大，这也可以说是近二年来中国宏观调控带来一系列问题的根源所在。很多问题并不是来自市场，而是部门利益在作祟。
高培勇：目前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当中最大的问题，国家利益已经严重肢解为个人利益、集团利益、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这种被肢解的情况下，如果没有一个相对超脱的，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部门来整合各方面的改革，真正去改革，那改革是难以进行下去的，即便说明年是改革年，要出台一系列的改革举措，一旦改革的这种举措和部门利益相撞，肯定还得绕着走，结果还不如不改革。
最怕的就是假改革，打着改革的名义，走的是维护自己利益的道路。这样往前看，等到这一轮宏观调控过去之后，我们面对的经济难题反而比在这次宏观调控之前更难处理。问题是如何把改革的举措真正的推出来，这恐怕是最大的制约因素，只有真正代表国家利益的部门才真正可能做出有利于宏观调控的举措来。
彭志龙：利率调整就是一个例子。降息的时候积极性比较高，1998年以来连续降了多次。然而升息就比较费劲了，不到万不得已，矛盾特别突出的时候不会升息，而且升息的频率也明显不同于降息。
魏加宁：我在今年4月份曾经提出，此次宏观调控之争，背后存在着中央部门与地方政府之间、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中央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多重博弈。所谓“博弈”并不是要搞阶级斗争。博弈既意味着双方的力量较量和谈判沟通，也意味着相互妥协和让步。
比如说，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永远存在，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任何一个国家也都存在。只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建立起一种科学的协商机制，一个谈判的场所，使得中央与地方之间能够达成一种平衡，让双方都能够接受。
联邦制国家是靠参议院来反映各地的声音，平衡地区间关系。有的单一制国家则是靠一个专门负责地方财政的部门来代表地方政府的利益，管理地方财政，反映地方政府的声音。
如果中央政府在做决策时，能够有一个部门（如地方事务部）来代表地方的利益，说明地方财政状况能否承受某个中央部委提出的“达标任务”，那么中央与地方的矛盾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
再有，宏观调控不能由某些部门说了算，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某些部门的宏观调控职能与微观项目审批职能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利益冲突。
张曙光：我觉得这次宏观调控，发改委冲在前面，不是一件好事情。它应该协调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最后操作的还是应该由央行和财政部来负责。
央行既然是管货币政策的，国务院应当放权，让其独立决策，自主操作，这样，既利于提高决策水平，也便于问责。应当尽快改变央行只管货币政策执行、不管货币政策决策的不合理现状。
发改委出面直接进行宏观调控，因为没有掌握政策手段，必然按照行政的办法操作。现在发改委还在争预算内投资，无非是要争一块部门利益。我觉得应该在发改委、财政部、央行等各个政府机构之间建立起授权、约束和决策辩论的正常机制，在其与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制度化的相互联系和信息沟通渠道，使各方面的利益都能得到表达，但要避免部门利益左右政策决策，同时要建立起真正的决策咨询系统，让各个部门、各方面利益的代表都要参与进来。
卢中原：明年体制改革的重点，我认为，投资体制改革是核心，抓住投资体制改革，相关的改革才能协调推进。对今年出台的投资改革方案，还要具体完善操作细则，更重要的还是要研究政府的职能部门怎么样严格界定权力范围，然后再考虑削减其他非政府投资之外的审批。如果政府手还是伸这么长，投资体制还会有真正的变化吗？
统计体制改革势在必行
《21世纪》：宏观调控的前提是要有一个可以信得过的统计体系，关于这个体系的定位和建设方面，各位有哪些建议？
张曙光：统计部门还是要以把信息搞实为主，别过多地去做分析、预测，要让其他的部门根据客观信息自己做判断。
魏加宁：此次宏观调控表明，传统的宏观调控体系恐怕已经不能适应变化了的经济。现在是经济基础越来越市场化、国际化，而我们的宏观调控却越来越行政化。这必然会与经济基础发生冲突。
从宏观调控的事前阶段来看，我们的统计信息制度确实有问题，统计部门身兼统计、分析、预测和政策建议四大职能，而统计部门又置身于各级政府首长的领导之下，且与发改委关系密切，因此统计数据中很容易掺杂进主观因素，导致数据失真。有的地方政府官员说他们提供的数据中有70％是准的，可见问题之严重。这不是统计部门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制度安排上存在缺陷。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在去世前曾经一再向中央领导呼吁：“应当高度重视统计工作，统计只有独立，才可靠。”对此，我非常感慨。一个如此简单的基础性问题，竟然让我们著名的经济学家在临终前如此放心不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贾康：每一级政府70％的真实度，经过五级政府后，真实度就变得非常低了。
魏加宁：所以说，统计部门一定要独立，要提高其地位。现在很多部门都实行垂直管理，其实最应当实行垂直管理的首先是统计部门。同时，统计部门只管统计，不要再搞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统计部门应当将主要精力放在搞准统计数据上。
我们注意到，最近一个时期，我国的统计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正在改进统计工作。但重要的是制度安排。
但是，现在不光是民营企业，就是国有企业，甚至连有些外资企业都存在着多本账的问题。
高培勇：这从道理上也是很难理解，一方面利润率大大下降，另外一方面外来投资一个劲的增长。
彭志龙：对数字问题我谈一点看法。现在国内外评论ＧＤＰ时，通常是从相关数据来判断ＧＤＰ数据的准确性。我认为这种判断是有局限的。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年度的ＧＤＰ增长率与电力、能源、交通运输的增长率之间并不是一一对应的稳定关系。也就是说，这些弹性系数在年度间并不稳定，起伏很大，国外情况也是一样。再加上用来检验ＧＤＰ的参照系数可能也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此在判断时要格外慎重。
魏加宁：就宏观调控的“事中阶段”而言，目前的发改委至少存在着两个目标冲突，一个是改革和发展的冲突；再有一个是宏观调控与微观项目审批之间的冲突。
宏观调控的“事后阶段”，主要是审计。按说审计与宏观调控无直接关联。但是审计部门只有相对独立，才能够从制度上防止一些部门以加强宏观调控为名来追求部门利益的最大化。
卢中原：审计和宏观调控本身可能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事后审计，比如说政府投资意图、投资效果，那是很微观的了。宏观调控主要在事前、事中。事后要总结、评估也很重要，主要是看投资增速、信贷增速、货币供应量增速。
贾康：在国外，审计不仅是一般性的合规审计，而且是绩效审计。要看你的政策绩效如何，我们现在还达不到这个境界。
王大用：最有效的宏观调控应当是事前的调控。要减小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幅度，最好是在波动幅度加大之前适时开始必要的调控；要克服短期市场行为与国家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之间的矛盾，也应在市场自发形成的产业结构与国家长期战略发生严重冲突之前进行必要的调控。事后的调控难免要以巨大的国民财富损失为代价。因此，宏观调控要尽可能具有前瞻性。
如何鉴别宏观调控当局的预测的准确性？这里有个辩证法问题。若当局对即将出现的大幅经济波动和通货膨胀作出了正确的预测，并及时采取了恰当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了大幅波动和通货膨胀，那么后来的事实就不能证明当初的预测是正确的。所以，不能简单用预测的精确度来评判当局的预测。
记得十年前，美国经济增长加快，通胀率不高，但美国联储在一年内七次调高联邦基金利率，促使美国的市场利率大幅升高。当时我曾问一位美联储官员：“你们对美国经济中的通胀压力到底作何估计？”他还我一个半开玩笑的回答：“美国只是在联储的办公大楼里面有通胀压力。”也许他对格林斯潘的决策也不理解。然而仔细想一想，这个回答却折射出宏观调控当局预测的辩证法。当时以格林斯潘为首的美国联储公开市场委员会认为美国经济过热的概率加大，预测通胀率可能升高，便及时采取了调控措施，结果通胀率并没有升高，维持了一个长达八年的持续繁荣。
（ 责任编辑：魏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