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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注定是一个制度反腐年。
1月12日，中纪委第三次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后来被一致认为是中纪委反腐工作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提出了由权力反腐为主转向制度反腐为主，由事后监督为主转向事前监督为主的反腐策略。分析人士认为，这充分表现出中纪委反腐由被动防御转向主动进攻的战略信号。
《党内监督条例》：制度反腐的首个蓝本
2月17日，《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公开发布，使中纪委构建制度反腐的轮廓更加清晰。
“这是建党82年、执政54年来制定的第一部党内监督条例的诞生，意味着可能由此开启一段反腐新历史。”一位在纪检部门工作多年的党政干部这样感叹。
由此前的事后惩治转为预防惩治并重，中央反腐思路的变化，使得酝酿多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得以应运而生，可以说，“条例”的出台，意味着一场制度反腐正式拉开了帷幕。
而此后，依托“党内监督条例”为蓝本，中纪委参与并研究了一系列有关于反腐制度建设的课题，提出了一些设想。如：完善国家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申报登记制；实行金融实名制；以及呼吁建立廉政账号等制度建设。
掌控垂直话语权
2004年4月7日，对中纪委派驻机构的工作人员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这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监察部派驻机构统一管理工作会议上公布并强调，党中央为改革和完善纪律检查体制、进一步加强党内监督，决定对派驻机构实行统一管理。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要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将派驻机构由中央纪委监察部和驻地部门双重领导改为由中央纪委监察部直接领导。
其实，这是中纪委多年来一直努力追求监察独立话语权的结果。
而早在2002年初中纪委第七次全会上，中纪委就首次提出派出机构由双重领导改为由中纪委直接领导的提议。
2002年10月28日，中纪委、监察部召开了派出机构统一管理试点工作会议，垂直管理试点工作正式启动。第一批试点的单位是：国家工商总局、卫生部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三家。
十六大以后，试点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以及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等也都先后成为了试点单位。
对此，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中央纪委、监察部今年全面实行对派驻机构的垂直统一管理，标志党内监督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这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国情和党情的选择。
“监督主体的相对独立，更符合监督的规律，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各种利益的掣肘，形成反腐的合力，有利于监察工作的开展。”中央党校高新民教授也这样认为。
围剿行动加速
“到2010年，反腐工作将会发生质的变化，进入到战略反攻的新阶段。”这是一位制度反腐专家的预言。而在此之前，最首要的还是先做好制度反腐，为实施战略反攻做好质和量的铺垫。
这一点，中纪委是再清楚不过了。因此，2004年中纪委已在制度层面上对反腐路线图作出了精心的勾画。
为此，中纪委决定从今年7月份开始，在全国4个单位，就“党政领导干部和国企厂长经理直系亲属出国留学、定居申报备案制度”进行试点。
据悉，“申报备案制度”主要包括：中央国家机关司局级、地方国家机关县处级官员有配偶、子女出国留学、就业、定居的，必须向纪检监察部门提出申报；申报备案事项必须包括：子女姓名及与本人关系；出国事由；留学、定居所在的国家和地区；所需费用及来源；往来银行账户及账目凭证；保证以上情况真实性的证明文件；其他附属证明文件等。
“这是斩断腐败行为后路的一种做法，目的在于防止不法财产的转移，而且操作性较强。”有专家评价说。
其次，中纪委也加大了下派巡视组的力度，以加强从正面监察的力度。据中央纪委人士透露，中纪委与中组部联合巡视组巡视的重点，将圈定副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其中包括省委、省政府两个班子的成员，特别是两个“一把手”。
很显然，“前查后堵”两路夹击，已经成为中纪委反攻之前的最主要的“围剿”战术之一。
据中纪委方面提供的数字，截止到今年10月份，全国共查处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767人，其中厅级以上干部109人，包括黑龙江省原政协主席韩桂芝、湖南省高院原院长吴振汉、原江苏省委组织部长徐国健等重量级人物。
（ 责任编辑：马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