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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政府在3Ｇ决策上的声音似乎要多于鼓吹者，在这个论证的过程中，各方人士为我国的3Ｇ前景、现在及未来所面临的问题泼了很多冷水，尽管大家都承认3Ｇ绝对是个方向。
而信息产业部第二轮外场测试似乎将3Ｇ是否具备商用条件推向一个高峰，但针对这次测试，有业内人士认为，这次测试数据表明，ＷＣＤＭＡ和ＣＤＭＡ2000目前只能达到2．75Ｇ的水平，经由这些技术的应用功能与2Ｇ没有本质区别，但它不能经由现有技术平滑过渡，需重新布局覆盖全国的移动通信网，整体投资非常庞大；这种2．75Ｇ水平的技术是否能够真正成熟商用目前依然结论难下。对一种移动通信技术的测试，必须尽可能接近实际使用环境，才能真正了解技术的成熟程度。我国在铺设2Ｇ网络时选择了三个大城市建设城市网，进行了长时间多用户的大规模试用和测试后才选择了ＧＳＭ。而此次测试，样本选择过于单一，覆盖范围非常小，很难模拟用户繁多、环境复杂的实际商用环境。而移动通信技术从实验室成熟到真正商用还会遇到许多实验室碰不到的问题，每一个问题都将影响到整个系统的使用，因此得出这种技术已经成熟的结论非常不充分。
更重要的是，越来越多处在商业化过程中的新技术表明了一种可能：也许很快就会出现更先进、更成熟的技术取代现有技术更好地实现我们的宽带梦想，那时，我们将不得不将这张耗费巨资建好的“伪3Ｇ”网络彻底抛弃，从头再来。理性的专家们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周期，也许还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现有的各种3Ｇ和后3Ｇ方面的新技术之间，就会竞争出高下，到那再时候进行决策，无疑将更加理性。
在3Ｇ的投资问题上，计算方法不同，最终结果各异，但建一张3Ｇ网络需要几千亿的投资是肯定的，正是如此大规模的建设才令中外厂商不甘等待纷纷以各种手段游说3Ｇ早日上马。业内人士也因此提醒决策部门一定要考虑这是否将带来重复建设，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令运营商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以及引发3Ｇ时代的过度竞争。他们认为这是关系国家资源、国家财富分配使用的重大问题，“一旦开闸，不得了”。与此同时，有舆论认为，如果运营商愿意选择3Ｇ是基于市场的选择，政府应该支持。但是不能不注意的是，中国的电信运营商全部是国有大型公司，其经营者的着眼点必然是将近期的企业发展业绩看得比企业的远景更为重要，这种短期利益冲动，极有可能是他们积极要求上马3Ｇ的内在动力。此时如果不能够谨慎决策，极有可能导致一轮巨大的国企盲目投资浪潮。
正是基于投资的考虑，在3Ｇ牌照的发放上，学术界形成了一种流行的观点，倾向于认为“2张太少，4张太多，3张正好”。以重组的方式解决3Ｇ重复建设的问题，因此成为电信运营商“四合二”、“四改三”传闻最大的理由。
而另一些从应用和市场角度的思考建议放缓3Ｇ的理由是，3Ｇ在达到规模经营前，成本会相对较高，因此新业务在推出时价格也会偏高，这就会限制相当一部分人的使用，尤其是历次调查都显示消费者对3Ｇ的认同普遍较低，如果在对市场脉搏不清的情况下推出业务，从各方面来说风险都很大，尤其是将可能造成网络建成闲置，延长运营商投入的回收期，加大运营的成本。虽然低价可有效吸引用户，3Ｇ相对2Ｇ在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这种成本优势使3Ｇ业务为用户提供更便宜的话费成为可能，但如果话费定得过低，不能维持运营商的可持续发展，甚至不能覆盖成本，对运营商将造成很大的伤害。
而中国在3Ｇ上拥有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ＴＤ－ＳＣＤＭＡ与另外两种技术的关系是什么？在中国3Ｇ未来发展中，如何确定ＴＤ－ＳＣＤＭＡ的地位与作用还没有一种清晰的定位。三种技术的市场前景不明朗，如何才能稳妥地让不同的运营商采取不同的技术，以降低“押宝”一种技术可能产生的风险对决策者是个挑战。
尽管3Ｇ终端日渐增多，业界认为终端问题仍未得到很好解决，除了可选择的范围仍不大，不同品牌手机很多3Ｇ业务不能互通，电池问题去年下半年得到初步解决，但与2Ｇ电池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如果3Ｇ手机在成本和性能上、体积和重量、待机时间、处理能力、易操作性、无线上网、世界漫游等方面不能优于2Ｇ，恐怕用户很难选择。另外，在3Ｇ手机的国产化问题上也令人担忧，3Ｇ尽管对国产手机意味着机会，虽然目前已有国内厂家宣传可以研制3Ｇ手机，但国内开发能力不足仍是较大的问题。
（ 责任编辑：任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