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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以怎样的预期看，中国经济已然走完风风雨雨的2004年，也完成了加入WTO最初的三年大考。现在，人们已经用“别了，凯恩斯主义”来总结中国实施宏观调控的政策趋向了。
从目前官方公布的各种数据和海内外的观点看，中国经济显然取得了预期的相当成果——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下降，银行信贷增幅持续回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其中占有60%比重的民营经济当功不可没。
由于民营企业的特殊经济性质，它在宏观调控程中受到的影响同样引人注目。从“铁本事件”，到建龙、到德隆崩塌，再到“郎先生”对顾雏军的质疑，民营企业（家）的生存模式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时间风云突起的，诸多民营企业家认为宏观调控是冲着民企来的，中央对待民企的政策要变了，政府的举措是“杀鸡给猴看”。
国家的一次宏观经济调控导致民营企业如此风声鹤唳，显然跟我们民营企业长期的生存状态和发展战略有关系。在一度甚嚣尘上的观点退去的同时，我们要思考的问题是，2004年宏观调控中民营经济领域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使得民营企业将呈现出什么样的态势？中国商业25年历程中发展起来的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将来应该树立怎样的发展战略？
草根生存法则的迷失
2004民营生态与角色自醒
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依赖于其存在的生态系统：民企自身、政府（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和外资跨国企业，这些都是市场经济中的主体，他们之间关系的互动形成了民企生存的利益生态系统。这个生存环境恶劣与否，是否充满阳光雨露，则取决于市场中每个主体的自我角色判断和关系互动。
宏观调控作为政府的一项经济干预手段，到底对民营企业的生存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没有准确数字可以说明。但民企的态度或许触摸了他们生存环境的温度变化。
2004年第二季度，国家宏观调控政策实施不久，浙江省统计局曾对省内的1390家企业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仅有46.9%的企业家对宏观经济持“乐观”态度，这是民营企业心态的体现。
“杀鸡给猴看”为什么成了不少民营企业家对经济形势判断出发点呢？这是因为民营企业基于以往的经验积累或者是生态系统中本能的反应。
重型化革命是中国经济目前要经历的阶段，在国有企业大规模进入到这些产业的同时，民营企业向钢铁、电力、石化、铝等行业进军属理所当然。与国有企业不同的是，民营企业在市场中与政府的关系，则不同于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放在民营企业头上的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大手——“土地制度”、“项目立项审批”、“环保评估”、“固定资产贷款”等等则罩住了他们，任何一项都可以致民营企业于死地。
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的法宝就是依据以往的经验判断然后决定其行为，以往的曾经“屡试不爽”的“市场”经验，只要不是过于倒霉，成了出头鸟——很大程度上这成了中国民营企业的草根生存法则。
经验是什么？自然是以前与其他市场主体形成的关系。“孩子都生了，户口还能不给上?”是这种经验的典型写照。问题就在这里，很多所谓的投资过热和项目过度，是民企依托于地方政府的支持起来的，什么都可以先干起来，只要地方政府撑腰。我们看到，投资热中的项目有相当部分是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还有即使是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很大程度也是由地方政府隐性担保促成。
“如果政府不审批，我们怎能搞得起来？说企业尤其民营企业投资过热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企业追求利润回报正常的。过热，首先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的过热。”在宏观调控开始初，一位民营企业家愤愤不平。
更加需要注意的是，导致民营企业快速、甚至不理性的投资也是因为地方政府构造的生态环境造成的。为了发展所谓当地经济，获得GDP增长，很多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提供超常规的优惠政策，使得民营企业低估了不确定环境中的经营成本和经营风险。
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当国家要进行宏观调控的时候，民营企业认为国家（中央政府）的调控大棒往往会高举轻放（当然，地方政府也是缓冲地带），而且会“法不责众”。
于是，民营企业就生存在中央政府宏观调控上的“硬”和地方政府在投资上“硬”的力量漩涡中——只要能把握住自己的方向，不成为那只为了给猴看而杀的“鸡”就可以了。
这就是中国民企的生态环境，这种环境的形成与其出身有关，因为这个身份，民营企业发展是一个逐渐寻找主体身份和角色意识觉醒的过程。“非法身份”成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在发展中一直以来为自己的定位角色和发展路径上寻求一种待遇——因为自己的生死命运由他人决定。
即便是民营经济占有国家经济总量大半江山的今天，民营企业在享受国民待遇方面，其面对的生态环境还相当差。这种生态环境中，短期“投机”和“以往经验”成了民营企业角色的天性。
必须迎接萧条的考验
模式寻找与民企商业新心态
全国工商联主席黄孟复说，宏观调控实行的是区别对待、有保有压的方针，不是以所有制划线，而是坚持一视同仁、依法办事的。但问题在于，宏观调控作为政府干预市场的手段，本来是作为一项着眼于经济总量的市场化举措，应该通过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等手段稳定经济的，这是凯恩斯主义的基本含义。
但中国今年宏观调控中，我们看到中央政府还是过多地采用了以审批和控制贷款为主要手段的行政性“调控”大手。五指散开，于是民营企业就夹在中央政府的“手”和地方政府的“手”之间犹疑投机，并时刻警惕着一不小心成为跨国企业和国有企业的盘中餐，这成了民营企业的生存状态写照。
所以，无论“铁本事件”是怎样的结局，宏观调控中民营企业如何博弈，体现出的是政府和企业自身对于民营企业角色的认识和定位——两者都没有到达理想的市场距离。
现在看待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要将宏观经济与所有制结构挂钩。所以，市场无形之手什么时候可以真正起到经济调节的作用，去决定项目的生死并让审批制退出经济活动，民营企业才能成为市场的真正主体，并获得真正的属于它的土壤。否则，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都无从养成对自己行为负责的商业心态，民营企业也就很难完成从出身到成为市场主体的角色意识转换，更不要说民营企业的发展战略定位了。
黄孟复最近说，经历这次宏观调控，有助于民营企业形成更为理性、健康的发展模式，有助于民营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和感受科学发展观，有助于民营企业家树立更强的社会责任感。一个前提是说，调控体现了有堵有疏的特点，比如一些以前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已经向民营经济敞开了大门等等。
当然是，对民营企业来说，宏观经济调控过程是他们炼狱的过程。学者说，只有经历了萧条存活下来的企业才是好的企业，民营企业应该做好迎接萧条的准备。
对比于学者的话，民营企业来的更实在。从不理解到认识，从被动应对到积极调整。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在当前生态中所必须要做的。
调控开始，钱贷不来，地批不来，面对的却是政府强有力的“组合拳”，既然要做企业，则必须紧中求生存，降低风险，压低成本，减少损失，提高效益。将粗放的经营模式、增长方式逐步调整转变成新型的科学方式。毕竟，宏观调控是面向所有企业的，民营企业所希望就是“一视同仁”。
从盲目冲动走向理性人文
民企新生态的觉醒意识与能力
在浙江的许多外向型企业里，全面保障劳工权益的SA8000制度正在普遍采用。走南闯北的打工仔打工妹已经从过去单纯追求收入转向重视权益保障条件上来。企业文化已经扬弃了那种肤浅的伦理学意义，而是成为一种时代的潮流和趋势，上升为新型的现代企业制度。如果把民营经济理解为一个自然生长过程，那么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标志着我国民营经济正在形成新的生态体系。而只有民营企业的发展节奏和投资行为从盲目冲动走向理性，宏观调控下的民营企业才可能具有战略定位和发展。
因为，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通过此次的宏观调控，我们也发现民营经济长期累积的结构性矛盾明显突出来，宏观调控暴露出来的化解结构矛盾的挑战和压力刻不容缓。
基于当前的生态，民营企业在战略定位上需要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结构，并形成新的发展标竿。
当前，民营经济越来越集中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特别是在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上升。1990年全国私营企业的数量第三产业占28.2％，第二产业占71.8％。到了2002年，就改变成第三产业占61.8％，第二产业占35.7％。由于许多竞争性行业的进入壁垒比较低，造成大量中小型民营经济的过度涌入，并形成互相残杀的恶性竞争局面。
对于一些处于竞争性产业中的中小型民营企业来说，目前正面临着产业再选择的客观要求。
不少民营企业在此次宏观调控中影响较大，是因为第二产业中的民营企业有许多是高耗能、高污染和低附加值的落后企业。我们发现，第二产业中的相当一部分企业是属于低效率的落后产业，这些企业显然同国家的产业政策不相符合，调整实属必然。
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这一问题甚至更为突出。一方面，民营经济在这些地区主要集中在第二产业，已经成为第二产业特别是机械制造、化工、纺织印染以及各种轻加工工业的主体。另一方面，在这些产业中，许多民营企业由于高耗能、高污染和较低的附加价值已经对这些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十分不利的负面影响。
而且在地区上来说，目前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遇到了土地、能源、原材料及劳动力等要素资源的巨大约束，而这些约束似乎在本地区是难以解决的，比如江苏、浙江和广东等。因此，企业只有进行区域结构调整。
另外，值得民营企业必须关注的问题是公司组织结构的调整需要快速推进。国际经验也表明，做的好公司肯定是管理出色的公司，管理出色体现在治理结构调整和组织构架上。
当前，我国多数民营家族企业属于集权式治理结构。已经有研究表明，我国的民营企业中有80％是家族企业，有70％多为家族所有并家族经营的企业。家族企业不是问题根本所在，问题在于现在一些民营企业的家族制已经影响到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向产权多元化和以两权分离为特征的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转变势在必行，这深刻影响到了民营企业的角色转换和战略定位。
相对应的是民营企业组织结构调整。可喜的是，现在我国一些发展起来的大型的民营企业在组织形式上已经采用了M型组织体系，并出现了集团化模式。但当前，很多民营企业的集团化还仅仅是简单的规模扩张和多元化经营。他们需要从产权结构、融资结构、经营理念和公司战略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的系统创新以及相应的制度转换才能适应新的市场生态环境。
此外，民营企业要做的调整还有融资结构、人力资源结构等。当前，多数民营企业在现行金融体制约束下所形成的融资，主要通过股权实现融资，而且多数以股份有限的私募以及经营人自我出资为主，而通过债权方式融资的比例甚小。宏观经济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是通过以系列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影响市场企业主体的行为，企业融资方式如何与宏观经济政策和生态企业环境相配合也是本次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提出来的命题。
在宏观调控大手笼罩下，民营企业的生态环境取决于民营企业在市场上与政府、国有企业、跨国公司都是市场上真正的主体，并赋予他们承担自身行为的责任。只有民营企业成为市场上自觉的战略主体，其觉醒的意识和觉醒的能力是民营企业的战略调整的基础。也由此，民营企业才能度过“萧条期”，迎接经济的大“窗口期”，民营企业真正标竿也将破茧而出。
(作者单位：《21世纪商商业评论》)
（ 责任编辑：飞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