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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评论■陈墨
在东南亚和南亚数国发生地震和海啸以来，和国际社会一样，中国社会各界也伸出了援助之手：
中国各级政府相关部门、中国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宗教团体以及各界民众，纷纷以各种形式慷慨捐助，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
其间，感人事迹不胜枚举，比如不少贫困山区的小学生尽其所能踊跃捐款，比如中国佛教界在短短两天时间内，成功地筹办了“海峡两岸百寺千僧，捐款千万救苦救难”消灾祈福法会，募得善款993万元。
感动之余，也不免有些遗憾：在捐助者行列中，人们很少看到中国内地企业及企业家的身影。
到目前为止，印象中只有ＴＣＬ捐款300万元人民币、华为集团捐助价值50万美元设备的行动见诸报道。
而美国企业界的表现却是另一番样子：
据报道，到2004年12月31日为止，美国企业已经向灾区捐助了数千万美元的现金和物品，总金额甚至超过美国政府提供的3500万美元的援助。
这些捐助者中，有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国际知名企业，如微软、英特尔、戴尔、辉瑞制药、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埃克森美孚等等。其中，比尔·盖茨和戴尔个人捐款均高达300万美元。
中国红十字会相关人士预计，会有更多的中国内地企业参与到这次国际救援活动中。但这句话眼下还没有得到充分证实。
我们不能单凭目前的信息，断言除ＴＣＬ和华为以外的中国内地企业没有为救灾出力。可以肯定，还有不少企业及企业家的捐助行动没有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和报道。
但是，尤其在以前国内出现类似灾难时，对于中国内地企业家们举着巨大的支票模型，微笑着面对镜头的场景，我们并不陌生。这表明，和不少外国企业一样，中国内地企业也不愿意放弃借捐助活动展示自身形象的机会。而假如真的在此次海啸灾难中踊跃捐赠了，企业又有什么必要隐姓埋名？
看来，此次灾难面前，中国内地企业总体上的表现，也许真的既不如国内其他各界，也不如美国企业界。
有证据表明，相对而言，中国内地企业总体上的确不太热心于社会捐赠事业。据中国慈善总会2004年的一项统计显示，该会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国内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富豪们的捐赠不到15％。
或许，喜欢举着支票模型对着镜头的内地企业家捐赠不多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每次捐赠都需要明确的商业理由。比如希望通过捐赠，提升企业及个人形象，乃至成为明星，以便获得更多商业机会。
正如搜狐总裁张朝阳所说：“企业家不只有帮股东挣钱的责任，社会还赋予他们展示和领导潮流的义务。在一个越来越商业化的社会里，知名度与财富、成功越来越能划等号。那么，能当明星何乐而不为呢？况且，当明星对企业品牌也是一种带动。”
果真如此，也许在那些更看重捐赠的商业意义，而国际化程度比不上ＴＣＬ和华为的中国内地企业家眼里，国际捐赠的意义不如国内捐赠大，因为这些企业公关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内。
而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在跨国竞争的必然趋势下，即便是为了“当明星”，负有“展示和领导潮流的义务”的企业家们，也应当顺应国际潮流和文明趋势，引领中国时尚，提升对捐助事业的认识。
现代慈善业的开创者、全球闻名的慈善家、美国钢铁大王卡耐基曾经说过“有钱人有义务把他们的一部分财产分给穷人，因为所有超过家用之外的个人财产都应该被认为是让社会受益的信托基金。”
而有着深厚儒家文化传统的中国，人们常常用“儒商”来赞美优秀的企业家。当代新儒家代表人物、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认为，儒家文化对于企业管理最大的贡献之一在于“经邦济世”的理念。
不同的文化出发点归于相同的结论。对此，中国的企业家们不应当无动于衷。
（ 责任编辑：魏喆 ）
